潛伏的病灶
明清時期，封建商業的繁榮曾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治生論”、“新四民論”等等重新估價商業活動和商人地位的理論也時有可見，士人們“棄文經商”的例子亦屢見不鮮。
是什么促使商業繁榮，又是什么促使人們發生職業興趣的轉移呢？
一般的說法總是將這種繁榮歸因于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問題并沒有真正得到回答。因為生產力提高的主要標志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事實正如第四章第一節所述，在漫長的兩千多年中，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到近于停滯，大部分的增長，是在技術停滯條件下投入了較大的資本和較多的勞動力的結果。尤需特別指出的是：由于盡生活資料允許的限度生育這個陋習的作用，經濟增長的成果都被新增人口吞噬殆盡。直到明清時期還維持這樣的傳統格局：人口增加的速度至少同糧食產量提高的速度一樣快。這種平行增長不能給社會帶來剩余產品，所以，封建商業的繁榮并非由于生產力的發展。
用人們生活價值取向的轉變如“治生論”、“新四民論”等來解釋亦難以說通。因為直到明清時代，民族心理的深層結構中，還普遍缺乏追求物質財富的美學意識，視創造物質財富為正義事業的倫理觀念更是闕如。人生的最高境界還是所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1]。占有和消費更多物質的欲望雖不像過去那樣隱蔽，但傳統的價值取向還未改變，人們的職業觀 仍是“耕讀為上，商賈次之，工技又次之”[2] ，“力農者安，專商者危”[3] ，至于沈垚在《費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一文中的感慨和對商人地位的描述，帶了頗多的寒士牢騷 [4] ，用來證明少數人心理定勢的轉變未嘗不可，但卻未足以作為整個社會價值取向轉變的佐證（真正開始轉變還是在19世紀年代以后）。
對史料進行系統梳理，我們就會看到，正是人口壓力引發了商業的病態繁榮。這種“繁榮”
一開始就埋下了未來衰敗的種子。
為了對這個事實有更深的了解，我們可從更早的時期中國封建商業發展的第二個高峰：宋代入手分析。
“宋代人口和土地比例是否失調，從波浪起伏的統計數字中已很難窺到真相，而且當時統計人口應是按丁統計 [5] ，故此還是從當時人的筆記中發幽探微，以窺全豹。
宋代閩商、徽商、蜀商為商界泰斗、這些地方的人之所以多以商賈為業，并非這時發生了價值觀念的變化，而是人口壓力迫使他們轉移職業興趣。
從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四、一二的《中書備對》中所載的福建耕地面積和戶口數目就可清楚地看到一點：和人口數目相比，耕地面積相對狹窄。時人的筆記也時常提到這一點。
“七閩地狹人稠，為生艱難，非他處比” [6]。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而所以為生之具，比他處無有甚。富者墾山隴為田，層起如階級然”[7]。
“閩之俗，土瘠人貧，號為甚富者，視江浙不能百一。” [8] 大家谷食不多，非如江浙家，以萬以千計者皆米也，今有二三百石者甚可數。”
由于地少人多，必然使土地價格日趨昂貴，人稱“七閩寸土直錢多，次是泉山價倍高。”
“向聞南田膏腴彌望，畝值不多，今或十貫不為甚低，然比閩浙間，食貴米，耕貴田，費與勞又幾倍” [11]。
但是耕地資源嚴重不足制約了當地農業的發展，而且在土地上投資達到一定點后，就會產生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人們必須想方設法減輕人口壓力，消極的辦法就是溺嬰，薅子 [12], 較為積極一點的辦法則是向外移民，如廣南一地就有不少福建移民。《輿地紀勝》記南恩州一帶“民俗僑居雜處鄉閩之人” [13]。梅州“郡土曠民情，而業農者鮮，悉籍汀贛僑寓者耕焉” [14]。不少福建人在嶺外“射地而耕” [15] 。
但是上述辦法還不足以完全消融人口壓力，人們必須在農業之外另謀出路。當時的就業途徑真可謂五花八門，有出家為僧者，亦有從事其他各種職業者：
“閩中地狹民稠，常產不限，生齒既滋，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舍俗入寺觀””[16]。
“閩粵右浙左番禺，壤迫而民稠，男子資秀穎，力強自好，則起而為仕者常十五六，為佛之徒者又五之一”[17] 。
“居今之人，自農轉而為士，為道釋，為伎藝者，（所）在有之，而惟閩為多。閩地偏，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學有閩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宮有閩之道釋，所在阛阓有閩之技藝，其散而在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閩者，率未嘗加少也。夫人之少，則求進易，人多，則求進難。少而易，尋常祿匕，可以自奮。多而難，非有大過人之巧，莫獲進矣。故天下之言士言道釋言技藝者，惟閩人為巧。何則多且難使然也，多之中不竟易而竟難，難之中不竟拙而竟巧，不巧求而獲者有矣，未有巧而不獲者也。故閩人之凡為技藝者，多擅權門通肆以游；凡為道釋者，擅名山大地以居；凡為士者，多擅殊舉異科以進。”
“四民皆溢，雖樂歲無狼戾，能執伎以游四方者，亦各植其身。”
這里的“四民皆溢”，就是說士農工商各階層都已感到“人滿”。至于士人，可算為官僚候補者，戲藝人可忝列于服務性行列，而道士僧侶則是完全游離于社會生產之外的非生產性人員。而且，這是一種舍棄了人的完整生活的“職業”，如果不是生存這種第一位的壓力，誰愿意終老于釋道門中？有信仰支撐的畢竟是極少數人。
至于四川，其情況大抵和福建相似。“世言閩蜀同風，……今讀書應舉，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
到了明代，促使人們職業轉移的動力仍然是人口壓力，試以商人集團最發達的徽州、山西等地分析之：
“吳之新安，閩之福唐，地狹而民眾。四民之業，無遠不屆，即遐陬窮發，人跡不到之處，往往有之。誠有不可解者，則地狹無田以自食，而人眾射利之途愈廣故也。……”
“新安土磽狹，田蓄少，人庶仰賈而食，即閥閱家不憚為賈。”
山西人亦善賈，其原因也和徽州一樣：
“晉俗以商賈為重，非棄本而逐末，土狹人滿，田不足于耕地。……致富皆在數干里或萬余里外，不資地力。”
山東情況亦同：
“（黃縣）地狹人稠，故民逐利四方，往往致富” [24]， “總黃民而計之，農十之三，士與工十之二，商十之五。”
上述記載表明，自宋至明，商業的繁榮，和人口壓力有一定關系。所以，中國封建商業的繁榮，預示的不是社會經濟的進步，反而成為社會動亂的前兆。如明中葉封建商業高度繁榮，而在這種“繁榮”的表皮下面，卻已孕育著一切社會動亂的胚胎，“明亡，實亡于萬歷” ，這是早已有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