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的病灶
明清時期,封建商業的繁榮曾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治生論”、“新四民論”等等重新估價商業活動和商人地位的理論也時有可見,士人們“棄文經商”的例子亦屢見不鮮。
是什么促使商業繁榮,又是什么促使人們發生職業興趣的轉移呢?
一般的說法總是將這種繁榮歸因于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問題并沒有真正得到回答。因為生產力提高的主要標志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事實正如第四章第一節所述,在漫長的兩千多年中,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到近于停滯,大部分的增長,是在技術停滯條件下投入了較大的資本和較多的勞動力的結果。尤需特別指出的是:由于盡生活資料允許的限度生育這個陋習的作用,經濟增長的成果都被新增人口吞噬殆盡。直到明清時期還維持這樣的傳統格局:人口增加的速度至少同糧食產量提高的速度一樣快。這種平行增長不能給社會帶來剩余產品,所以,封建商業的繁榮并非由于生產力的發展。
用人們生活價值取向的轉變如“治生論”、“新四民論”等來解釋亦難以說通。因為直到明清時代,民族心理的深層結構中,還普遍缺乏追求物質財富的美學意識,視創造物質財富為正義事業的倫理觀念更是闕如。人生的最高境界還是所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1]。占有和消費更多物質的欲望雖不像過去那樣隱蔽,但傳統的價值取向還未改變,人們的職業觀 仍是“耕讀為上,商賈次之,工技又次之”[2] ,“力農者安,專商者危”[3] ,至于沈垚在《費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一文中的感慨和對商人地位的描述,帶了頗多的寒士牢騷 [4] ,用來證明少數人心理定勢的轉變未嘗不可,但卻未足以作為整個社會價值取向轉變的佐證(真正開始轉變還是在19世紀年代以后)。
對史料進行系統梳理,我們就會看到,正是人口壓力引發了商業的病態繁榮。這種“繁榮”
一開始就埋下了未來衰敗的種子。
為了對這個事實有更深的了解,我們可從更早的時期中國封建商業發展的第二個高峰:宋代入手分析。
“宋代人口和土地比例是否失調,從波浪起伏的統計數字中已很難窺到真相,而且當時統計人口應是按丁統計 [5] ,故此還是從當時人的筆記中發幽探微,以窺全豹。
宋代閩商、徽商、蜀商為商界泰斗、這些地方的人之所以多以商賈為業,并非這時發生了價值觀念的變化,而是人口壓力迫使他們轉移職業興趣。
從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四、一二的《中書備對》中所載的福建耕地面積和戶口數目就可清楚地看到一點:和人口數目相比,耕地面積相對狹窄。時人的筆記也時常提到這一點。
“七閩地狹人稠,為生艱難,非他處比” [6]。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而所以為生之具,比他處無有甚。富者墾山隴為田,層起如階級然”[7]。
“閩之俗,土瘠人貧,號為甚富者,視江浙不能百一。” [8] 大家谷食不多,非如江浙家,以萬以千計者皆米也,今有二三百石者甚可數。”
由于地少人多,必然使土地價格日趨昂貴,人稱“七閩寸土直錢多,次是泉山價倍高。”
“向聞南田膏腴彌望,畝值不多,今或十貫不為甚低,然比閩浙間,食貴米,耕貴田,費與勞又幾倍” [11]。
但是耕地資源嚴重不足制約了當地農業的發展,而且在土地上投資達到一定點后,就會產生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人們必須想方設法減輕人口壓力,消極的辦法就是溺嬰,薅子 [12], 較為積極一點的辦法則是向外移民,如廣南一地就有不少福建移民。《輿地紀勝》記南恩州一帶“民俗僑居雜處鄉閩之人” [13]。梅州“郡土曠民情,而業農者鮮,悉籍汀贛僑寓者耕焉” [14]。不少福建人在嶺外“射地而耕” [15] 。
但是上述辦法還不足以完全消融人口壓力,人們必須在農業之外另謀出路。當時的就業途徑真可謂五花八門,有出家為僧者,亦有從事其他各種職業者:
“閩中地狹民稠,常產不限,生齒既滋,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舍俗入寺觀””[16]。
“閩粵右浙左番禺,壤迫而民稠,男子資秀穎,力強自好,則起而為仕者常十五六,為佛之徒者又五之一”[17] 。
“居今之人,自農轉而為士,為道釋,為伎藝者,(所)在有之,而惟閩為多。閩地偏,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學有閩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宮有閩之道釋,所在阛阓有閩之技藝,其散而在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閩者,率未嘗加少也。夫人之少,則求進易,人多,則求進難。少而易,尋常祿匕,可以自奮。多而難,非有大過人之巧,莫獲進矣。故天下之言士言道釋言技藝者,惟閩人為巧。何則多且難使然也,多之中不竟易而竟難,難之中不竟拙而竟巧,不巧求而獲者有矣,未有巧而不獲者也。故閩人之凡為技藝者,多擅權門通肆以游;凡為道釋者,擅名山大地以居;凡為士者,多擅殊舉異科以進。”
“四民皆溢,雖樂歲無狼戾,能執伎以游四方者,亦各植其身。”
這里的“四民皆溢”,就是說士農工商各階層都已感到“人滿”。至于士人,可算為官僚候補者,戲藝人可忝列于服務性行列,而道士僧侶則是完全游離于社會生產之外的非生產性人員。而且,這是一種舍棄了人的完整生活的“職業”,如果不是生存這種第一位的壓力,誰愿意終老于釋道門中?有信仰支撐的畢竟是極少數人。
至于四川,其情況大抵和福建相似。“世言閩蜀同風,……今讀書應舉,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
到了明代,促使人們職業轉移的動力仍然是人口壓力,試以商人集團最發達的徽州、山西等地分析之:
“吳之新安,閩之福唐,地狹而民眾。四民之業,無遠不屆,即遐陬窮發,人跡不到之處,往往有之。誠有不可解者,則地狹無田以自食,而人眾射利之途愈廣故也。……”
“新安土磽狹,田蓄少,人庶仰賈而食,即閥閱家不憚為賈。”
山西人亦善賈,其原因也和徽州一樣:
“晉俗以商賈為重,非棄本而逐末,土狹人滿,田不足于耕地。……致富皆在數干里或萬余里外,不資地力。”
山東情況亦同:
“(黃縣)地狹人稠,故民逐利四方,往往致富” [24], “總黃民而計之,農十之三,士與工十之二,商十之五。”
上述記載表明,自宋至明,商業的繁榮,和人口壓力有一定關系。所以,中國封建商業的繁榮,預示的不是社會經濟的進步,反而成為社會動亂的前兆。如明中葉封建商業高度繁榮,而在這種“繁榮”的表皮下面,卻已孕育著一切社會動亂的胚胎,“明亡,實亡于萬歷” ,這是早已有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