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勞動生產率下降
如前所述，整個社會土地資源緊張，這就導致農民家庭土地面積過分狹小，從而使農民家庭經濟狀況已不只是取決于家庭周期性人口變化，即家庭中消費者和勞動者的比例，而主要是取決于勞動力和土地面積的比例。劍橋學派的埃德溫·坎南提出的適度人口思想，其核心就是強調后一比例。他指出：“在任何一定時期，在一定土地面積上生產而獲得產業最大生產率的人口數量是一定的。” [1]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任何一定時期，其他條件不變，隨著勞動的增加，收益會按比例遞增。但當勞動增加到一定點–最大收益點，則收益不再增加。與最大收益點相適應的人口數量則是一個社會最合適的人口數量。當勞動的增加超過這一定點，則收益會按比例減少，出現邊際報酬遞減現象。中國近代家庭人口平均是5個左右，勞動力一般是兩個。據考察，每個勞動力可耕地15–30畝 [2] ，根據人均擁有耕地的數量來看，整個清代就在人均6.89畝和1.75畝之間徘徊，這就說明當時一般農戶家庭都存在程度不等的勞動力過剩現象。經過對歷史資料的系統梳埋，我們可以探測到農業耕作中由于勞動過分集約化而造成的邊際報酬遞減現象。
中國農業史上有一個可以用統計數字揭示的事實：兩千多年來，農業生產發展緩慢到近于停滯。這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面得到證實。
首先，生產工具發展史證實了這種停滯性。戰國時代中國已有牛耕、鐵犁等鐵制農具，此后一直沒有突破性的發展。和唐代陸龜蒙的《耒耜經》相比，以后的農學著作高明不到哪里去。有人曾將元以后的三部農書仔細加以比較：
1．王禎：《農書》（1313年）
2．徐光啟：《農政全書》（l628年）
3．鄂爾泰等編：《授時通考》（1742年）
比較后得出的結論是：“《農書》農具清單中，即使將排灌器具除外，尚列有各類農具種。這77種農具，除無關緊要的一種以外，全部列入了后面兩部書的農具清單之中。反過來說，后面兩部書并沒有收集到《農書》列舉之外的農具。”“工具數量的增加并不伴隨著它們的質量或品種的任何重大改變。農具技術一般都處于停滯狀態。[3]”
其次，耕作方法的不變性也說明了生產發展的停滯性。從《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辨土》、《審時》等四篇農學專著中可看到，系統完整的作物栽培學在戰國時已形成體系。諸如掌握時令，辨別土壤，平整土地，密植套種，施肥保墑，中耕除草，筑坎造溝，消滅病蟲害等等所有生產和管理程序的各個方面，在那時都有了明確的規定和理論分析。這些都標志著到了戰國時期，中國農業經營已從粗放式耕作變成勞動力密集型的精耕細作，集約化已達到較高水平。
以后的《汜勝之書》等等，都是對這種精耕細作的總結，沒有質的突破。總之，傳統的技術在許多世紀中停滯和保持不變，偶爾也有點滴的改良，但大部分的增長，是在技術停滯條件下投入了較大的資本和較多勞動力的結果。
既然生產力沒有質的變化，單位畝產量的增加幾乎完全是依靠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即進行勞動密集型耕作的結果。所以兩千多年來，伴隨著人口的緩慢增加，中國的糧食單位面積產量也呈微弱上升趨勢。吳慧先生對歷代糧食畝產量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根據他的研究，戰國中晚期，中國糧食畝產量已達到216斤，唐時達到334斤，清代前中期則達到畝產367斤，這已是傳統農業技術所能達到的最高產量了[4] 。
但唐代以后，和畝產量提高這一過程并行的卻是單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下降。早在戰國中晚期，中國每個勞動力年產糧就達3,318市斤。唐時達到歷史上最高水平，每個勞動力年產糧斤。明代仍保持在4,027斤的水平線上。到了清代，卻下降到2,262斤，不僅無法和唐、宋、明時期相比，也無法和戰國時期相比。降及1949年，每個勞動力年產糧僅僅只有1,150斤 [5] ，下降到最低點。
由于生產力發展緩慢到近于停滯，單位畝產量上升和單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下降這一逆向運動，正好說明清代以后，中國由于勞動力過剩，以致農業耕作集約化到邊際報酬收縮這一事實。
當時人也意識到單位面積產量不能與投入的勞動力按同比例增長，對此在筆記中有所記述：“凡治田不論水旱，加糞一遍，則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 [6] 水田一畝需八九個工，按畝產1.5石計，則加一個工只增產三十分之一。在復種的場合情況也差不多，種雙季稻只比單季稻增產20–35％。
這種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表明：當時農民經營土地，已根本不是追求經濟效益，僅僅只是因為他有剩余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對他來說，幾乎不需要什么”機會成本”–因為中國近代社會早就是“驅人歸農，無田可耕；驅人歸業，無技需人。” [7] 而這種勞動的報酬，對于一個在饑餓邊緣掙扎的小農來說，具有較高的邊際效用，只要能多獲得一點報酬，就不必顧及勞動力成本。這根本不是理性化的經營，而是中國農民在饑寒中的絕望掙扎，也是中國社會陷入饑餓癥的絕望表現。
它表明中國社會經濟當時就在人口增加與效率降低的雙重危機下的惡性循環。
整個封建經濟的基石是土地，在土地上耕作的生產者，是否能充分發揮其生產能力，達到合理的勞動生產率，是社會經濟榮枯所系的根本問題。
與勞動力長期過剩同時存在的是勞動力的季節性過剩。由于土地面積狹小，一般農民只能采取不平衡的作物組合型，即種植單一化。這帶來兩個后果：一是這種模式的耕作方式其工作編排很不均勻，農忙時勞動過分集約化，農閑時往往又有勞動力閑置；二是導致農民破產加速。土地如果都用來種植糧食作物，則獲利甚微，如果都用來種植某種經濟作物，則風險較大。尤其是鴉片戰爭后，某些經濟作物完全成了一種和出口相聯系的種植業。這種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在農民之間促進了階級分化：極少的農民因種植經濟作物而獲利，絕大多數農民則因遭受風險而破產。今年的獲利者明年又可能成為破產者。因為把收入全押到一種作物上，就失去了保險系數，無異于賭博。而在閉塞的舊中國農村，農民獲得信息的渠道是原始的，他們完全憑借從基層集市獲得的直感經驗指導生產，從而和遙遠的世界市場發生了聯系，卷入了不可測知的風險。他們的命運完全維系于他們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命運。19世紀80年代，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貶值，從而導致中國絕大多數茶農破產，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的農民本來都是風險躲避型的現實主義者，只有到了這種山窮水盡的地步，令人焦灼的窮困才會把他們驅趕上冒險的道路。如同立在岔路口，一條路是窮困致死，另一條路則是經過掙扎或可不死。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無疑都會選擇后者，因為畢竟還有一線希望在閃爍。
勞動力過剩的恐懼感由于新的結構性失業而加強了。鴉片戰爭后，大量價廉物美的工業品源源輸入中國，擠占了傳統手工業產品的市場，使得某些傳統手工業產品陷入衰落。近代鐵路和航運業的發展，又使得運河運輸及傳統商路衰落，這些社會經濟的變遷造成一大批結構性失業者–這是受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之苦；而在新的社會經濟秩序形成過程中，又沒有足夠的新的生產部門可容納這批人。這批人和農村過剩勞動力結合在一起，造成了陳熾驚呼的“失業之人，如恒河之沙”的局面。這是受本國資本主義發展不足之苦。這種勞動力絕對過剩的可怕局面使那些瀕于破產的小農望而卻步，誰也不敢放棄祖輩相傳的謀生之道而改就他業。因為土地提供安全感，雖然不足維持生計，但還可以利用家庭副業生產及外出傭工等手段獲得一些補充性收入。雖然勞動成本早已超越報酬，但對于一個有剩余勞動力而又苦苦掙扎于饑餓線上的農民家庭來說，只要邊際收入保持在零以上，便值得繼續投入勞力，因為這總比外出謀生那種茫然無依的感覺可以讓人把握一點。行將淹死的人，一根稻草都會變得無比珍貴。中國的勞動力價值低廉，眾多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社會上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