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剩人口的泄洪口：華工出國

流徙海外在鴉片戰爭以前很久就開始了，盡管清政府一向將華人出洋懸為厲禁，屢次禁止。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訪知漢人避往噶喇吧呂宋的眾多，商人亦有留居不歸的，擔心漢人藉海外為根據地，以恢復祖國，特命大學士九卿定議，由浙閩總督、兩廣總督行文外國，將居留南洋的漢人解回處斬。乾隆年間編纂的《大清律例》又嚴厲規定：“一切官員及軍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經商，或移往外洋海島者，應照交通反叛律，處斬立決。”[28] 但饑餓的威脅比法律的威脅更為現實和迫近，還是有不少人出洋定居。據《澳門紀略》記載，康熙五十六年（1718年）“華工仍多私自出洋者” [29]。 一個“仍”字，說明從前就有華工從澳門出洋了。《朱批諭旨》中也屢屢提到不少商船夾帶華工出洋事[30]。1800年，檳榔嶼就有轉賣契約華工的公開行情，立約勞動一年的華工，每名售價為銀市30元[31]。 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美國移民局有了關于中國人到達美國的正式記錄，地近中國的東南亞自然去得更多，到十九世紀以后，在世界殖民體系中，奴隸貿易受到輿論譴責，非洲奴隸來源減少，而拉丁美洲新墾區的開發以及舊金山的金礦開采，都需大量勞動力，于是“隱蔽的苦力奴隸”–自由華工和契約華工應運而生。從此，華工的足跡遍及東南亞、南北美洲、大洋洲和歐洲。這種罪惡活動之所以在中國大量出現，固然是出于殖民者掠奪勞動力的需要，但也應看到大量華工在自愿形式下的不得已：出于饑餓的壓迫。“賒單工”的勞動者出自自愿，契約華工也有接受契約的需要，只有少數被民族敗類掠賣的例外。和前述流民大量流徙的史料對照看，人口增長、華工出國和國內人民西遷北移這三個過程在時間上是一致的，這充分說明華工出國的根本原因就是生產資料和人口的比例嚴重失調，國內已無法容納這龐大的過剩人口。

從地區來看，出國的華工主要來自感受人口壓力最大的福建、廣東兩省，1753年到1887年這130多年間，福建人口增加了5.3倍，耕地卻沒增加，人均耕地從2.89畝降到0.538畝；同一時期內，廣東的人口增加了7.5倍，耕地則僅增加了5.6％，人均耕地由8.3畝下降到1.16畝[32]。

因此，盡管“山之坡，水之滸，暨海中沙灘，江中洲沚均已墾無余”，終因人均占有土地太少，結果是“竭一人終歲勤勞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蓄” ，甚至“力難自贖”，養活自己都成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困守家鄉，除了坐以待斃，別無出路。事實證明，哪個地方最早為人口問題所困擾，哪個地方出國謀生的風氣也最早形成，出國謀生的人數也最多。例如早期赴美的華工，絕大多數來自珠江三角洲地區，其中以四邑（臺山、新會、開平、恩平）的臺山為最多。為什么臺山人愿踏上萬里波濤，飄流海外？就是由于該地荒蕪多山，人口稠密，全部糧食產量只能養活三分之一的人口[33]。 總之，隨著人口壓力日漸增大，流往海外的人也就越多。整個19世紀上半期，出國的華工估計為32萬人，平均每年為6,400人左右。而在1850年以后的25年間，猛增到128萬人，平均每年為51,000多人，為上半期的8倍[34]。據不完全統計，從1881年到1930年到達海外殖民地的華人，共約830萬人，其中70％是“豬仔”，50年間共運去將近600萬名華工，每年平均去十多萬名[35]。

華工出國是中國近代史上令人慘不忍睹的一頁，”豬仔”一詞，象征華工的奴隸地位。從落入人口販子手里的那一天開始，華工就等于踏上了死亡的道路。苦力船被稱為“海上浮動監獄”，其陰森慘厲的情景可與黑奴貿易的“中段航程”（Middle Passage）相比。華工海上死亡率，去古巴的平均為15.20％，去秘魯的為30 ％，個別船只有高達45％的 [36]。 到了目的地，并不意味著苦難的結束，在繁重的苦役勞動中喪生的不計其數。在古巴，華工在契約期內的死亡率高達75％，勞動壽命平均只有5 年[37] 。從1910年到1920年這10年，英屬馬來亞華工的死亡率平均每年為20％，比同一時期、同一地區當地居民的死亡率要高7倍，比當地歐洲人要高23至30倍[38] 。華工的工資相當低廉，如美國加州，華工的工資僅僅只有白人礦工的一半，雇主們因而樂于雇用華工。但當社會就業艱難，當地人就認為華工搶占了他們的就業機會，就要進行排斥華人的活動，如在19世紀70年代末美國的大規模排華運動中，喪生的華人難以計數，即便在夾縫中勉強找到一條生路的中國人，也只能在別國人不屑為之的行業中立足，如被視之為賤業的洗衣業、餐館業等等。猶太民族是失去了祖國才成為浪跡于世界的多災多難的民族，而我們炎黃子孫卻有祖國，只是因為國家貧窮、愚昧落后和政治統治的黑暗腐朽才如此備受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