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過剩和文化貧困

人口規模和人口增長對經濟最重要的影響有兩點：一是新增人口的知識積累，二是較多的人口可以帶來規模經濟性。

第一點影響的前提是：這個社會的知識系統必須具有經濟上的實用性；第二點影響的前提是：這個社會必須保持與物質資料生產相適應的、并能產生最大社會效益的人口，即適度人口。

清代社會的歷史實際是這兩個前提一個也不具備。

首先，我國傳統的知識系統是政治性文化超強發展，經濟意識卻壓抑薄弱。舊式士人治學的范圍從不超出《五經正義》、《四書五經大全》或《十三經注疏》。所謂“皓首窮經”，指的就是儒生們對這些經典中早已明示的各種謨訓和教條進行“解釋再解釋，建構再建構”式的發幽探微。

“知”早就凝固在這個固定框架里了，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科學知識處于被排斥的地位。儒生文士們所關注的，并非知識的不斷擴大與不斷更新，而是傳道、衛道、行道，將維護家族宗法制度和封建倫理道德規范作為人生最重要的職責，治學的終極目的。《荀子·勸學》中已說得再明白不過：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在這種價值觀支配下，封建知識分子被導向脫離經濟實踐的政治化，脫離現實的虛文化，脫離世俗的圣化。簡言之，我們整個傳統知識系統重在謀人，而不在謀物。傳統知識分子的特點就是參與政治的意愿非常強烈，對“治生”–經濟活動卻鄙夷不屑，消極無為。他們的知識結構的非生產性質也決定了他們只有做官一途，別無出路。

到了18世紀以后，和人口壓力結合在一起，傳統知識系統的這種特殊性就衍生了這樣一種矛盾：整個社會人口文化素質低下，文士們又大量過剩。原因很簡單，文士們讀書治學的目的是為了做官，這時隨著人口增加，文士的絕對數增加不少，而科舉的名額和政府機構中各類公職的數額都沒有增加，傳統價值觀又阻礙著文人們改就他業，非生產性知識也使他們“治生”無術。于是，人口壓力“在地方上，最顯著的后果是各級行政機構冗員充斥”，“各級政府都變成了越來越增多的職業大軍所附著的機體”。洪亮吉（1746–1809年）曾估計，18世紀一個縣有胥吏200至名，人數視縣之大小而定。而據游百川的估計，19世紀70年代以后，大縣有胥吏二三千名，小縣至少三四百名，差役也同樣充斥官衙。19世紀初，浙江省的一些縣已有差役一千五六百名，而山東的一個大縣至少有一千名。1851年，咸豐帝在一名御史的奏折上批注道：“直隸、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縣何至盈千累百之多？”1870年以后時期的材料記載，一個村的一件殺人案要出動一二百名差役去陪同進行調查的胥吏，還必須招待和給報酬 [1] 。無法進入吏役階層的文士中的一部分人則成了包攬訴訟的訟師[2]，于是又產生了頗有時代色彩的產物–紹興師爺之類。

政府機構的過分膨脹，使官場競爭激烈，許多人為謀求升遷或保全官職，只有走貪污一途。

時人指出：這種“外省陋習，遇有新州縣到任作幕者夤緣求上司薦舉，或賄托上司之官親幕友，央求轉薦。督撫司道府，均所不免。其缺大者，往往至人浮于事。甚則有空食束修而不理事者，謂之坐幕。”“一缺束修已近巨萬，即小缺亦不下數千。官之廉俸，本有定制，此種出自何項，不得不脧削民間。” [3] 清朝吏治的腐敗和官僚機構的龐大前所未有，應該說是有這種客觀原因作用其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