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興趣回歸的背后

上述事實說明了中國歷代商人走向商業都有一定的社會經濟背景，即人口壓力造成的人多田少局面帶來的生計難題，這就意味著促使人們轉移職業的不是事業功能和利潤動機，而是謀生動機。

所謂經濟動機是人們經濟行為的活力源泉，它對人們精神的影響決不限于“色調”一類的皮相，而足以形成某種“氣質”，因為人們的經濟生活方式，歸根到底取決于生存環境，取決于心理因素。

謀生動機成為人們經濟行為的主導原則，這就賦予了中國封建商人一種非生產型性格，導致了人們職業興趣的回歸波動。這樣的事例史籍中在在皆有，這里援引幾例：

徽州商人王禮元自述：“思余一生，辛苦江湖，創有宜興福德橋一店，小東門一店，武進洛陽橋一店，鎮江紫院一店五處營運資本。”后來王于崇禎元年（1628年）盡行變賣，所得資金全部用來購買田產 [31]。

康熙《清河縣志》卷一載：流寓江北清河縣的蘇徽商人“始販魚鹽，獲利甚厚，多置田宅，以長子孫。”

道光年間，廣東中山縣何氏家族12個經商者，都購買田地2,000–5,000畝。

上海趙某在運營貿易致富后，“臨終囑其二子收業，盡以置產，產亦百畝。”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七百七十一的《徐州府風俗考》載徐州“末不忘本，風氣使然”。

張英是人們公認的一位頗有經濟頭腦的人，他集自己幾十年治生經驗，寫了如下一段話：

“大約田產出息最微，較之商賈，不及三四。天下人惟山右新安人善于貿易。彼性至慳嗇，能堅守。他處人斷斷不能然，亦多覆蹶之事。若田產之息，月計不足，歲計有余，歲計不足，世計有余。嘗見人家子弟厭田產之生息微而緩，羨貿易之生息速而饒，至鬻產以從事，斷未有不全軍盡沒者。余身試如此，見人家如此，千百不爽一。”

“天下貨財所積，則時時有水火盜賊之憂。至珍異之物，尤易招尤速禍。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積則不能高枕而臥。獨有田產，不憂水火，不憂盜賊。雖我強暴之人，不能競奪尺寸；雖有萬鈞之力，亦不能負之以趨。千萬頃可以值萬金之產，不勞一人守護。即有兵燹離亂，背井去鄉，事定歸來，室廬畜聚，一無可問，獨此一塊土，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芟夷墾辟，仍為殷實之家。嗚呼！舉天下之物不足較其堅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這段話系統性地闡述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事實說明，對一個民族來說，它本身固有的價值觀念將頑強地保留在他心靈深處和意識底層。這種心理定勢對人們的行為規范所起的制約作用，絕對不是后起的幾聲呼喊能改變的。宋代以后在極少數人當中出現的“工商皆本”思想和這股固有的思想潮流相比，力量太微不足道。至于經商，人們始終是把它作為謀生手段。大量材料說明，人們對職業的初始興趣和最終興趣始終膠著在“耕”、“讀”，亦即求田問舍和仕途兩項上面，中間職業興趣的畸變乃是謀生的權宜之計。關于這一點，全祖望的一段話很有代表性：“吾父嘗述魯齋之言，謂為學亦當治生。所云治生者，非孳孳為利之謂，蓋量入為出之謂也。”

和“事業功能”相比，謀生動機更多急功近利的狹隘性，更少富于遠見的創造性，它賦予了中國商人這樣一種非生產性格，即只有囤積、買賣、剝削的傾向，孜孜講求的只是賤買貴賣的“賈道”–所謂”無商不奸”正是針對這些性格特征而發的感慨–他們關注的焦點始終只是市場的運行，而不是生產的組織與管理，這就造成了商業畸形繁榮和手工業原始落后的局面。

謀生動機使得全部商業行為局限在“量入為出”這條低水準線上，其欲求僅在于餬口，而不在于經濟擴張，加上當時商人法律地位的低下，整個階層常常遭受不穩定感和危險感的壓迫（這種受迫害感常是政府行為引起的），這就使人們未謀進，先思退，一旦商業行為的期望值–餬口的目的實現，人們便急欲退歸田園做田舍翁。職業回歸的趨勢表明，中國封建時代的商人雖然立足于商業，但在情感上卻始終深深眷念農業文明。他們在內心深處是矛盾的：既艷羨商業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又始終目經商為賤業，為心靈深處的自卑感所苦。在這樣一種精神涵蓋下，中國的封建商業始終具有內縮的趨勢，而缺乏一種外擴的沖動，因而只能成為封建經濟的附麗，而不能成為封建社會的異化力量。

上述這一切，都使人們只是把商業作為致富手段，而不是作為“天職”-人生目的來接受。從常被人引用來說明中國商人精神變化的一段話中，我們還可以理出這種精神的脈絡，今引錄如下：

“……仕者既與小民爭利，未仕者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取，于是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勢益重。非父兄先營事業于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為士……”

在這里，經商始終只是作為致富并使子孫致身通顯的手段，做官才是人生目的。而把商業行為作為手段和作為目的，二者所代表的精神實分屬兩個時代。前者未超出封建思想范疇，后者卻是資本主義精神。

明白了封建商業繁榮的內在動因，就不必煞費苦心地去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中鉤沉抉微，尋找什么“市民意識”了，因為那本來就不曾有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