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封閉人口增長機制

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人口（人口基數）和人口再生產類型已經孕育了人口高速增長的潛能，但在傳統生育文化仍然涵蓋一切的時候，我們還不可能對這個歷史潛伏點的嚴重后果具有理性的認識。加之社會的政治變革和經濟上的工業化，使我們在建國后的10年中成功地應付了龐大的歷史人口和新增人口的生活需要–這種“成功”主要表現在為天文數字般的人口提供了基本有保障的生活資料和發展條件–這種巨大的組織和控制力量帶來的成功曾一度使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存在過剩人口。

那時候，我們也不懂得“地球上各族人民遇到的困難互不相同，克服困難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樣。”（泰戈爾語）由于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盲目照搬蘇聯模式時，也引進了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特定產物–鼓勵生育政策，這就使中國固有的多生多育風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獲得新的政治動力。

但是，中國人口增長機制處于自封閉狀態的盲目增長運行中，更主要的是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和福利制的實施，切斷了人口變動與家庭經濟變化的因果反饋鏈，按人口配給生活必需品的福利性措施使價格機制隱遁，導致生育成本計算失真，從而使個人喪失了自覺調節生育行為的前提動因。

在農村中，歸屬權缺乏透明度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掩蓋了長期以來日趨尖銳的人地矛盾。單家獨戶的小農經營必須要有一定量的土地供耕作才能維持生存。而在農村集體經濟的“大鍋飯”式的分配制度下，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對農民家庭的生產能力和生活需求量的限制消失了，人們總能按人口分得口糧等實物，因此在農村中，生育子女甚至成了擴大家庭消費的手段，農村也就成為中國人口障礙的發生地。

要言之，“大鍋飯”導致個人經濟行為的喪失，生育決策的經濟依賴由以家庭為單元變成以社會為單元。在這種情況下，人口增長雖然導致了總體邊際生產率的降低，經濟內卷化的后果卻由社會承擔，對生育主體–家庭，卻沒構成直接危害。

在城市中實行的福利性充分就業原則使城市人口就業得到保障，家庭生育效益的期望值得以實現。但這種就業政策卻使最能反映人口再生產態勢的勞動力供求關系喪失了這一反饋功能。當城市生產部門無法安排廣大剩余勞動力時，上述農村集體經濟對農村人口壓力這種表面上的消釋力，使政府傾向于把城市人口壓力造成的勞動力就業壓力轉嫁到農村，這就是從60年代開始并持續到年代中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產生的社會背景。

在上述諸因素作用下，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壓抑薄弱，生育積極性超強發展。而人口過速增長這種信息無法在個人生育行為上得到反饋，社會又從經濟上失去了對家庭微觀人口增長機制的抑制途徑。面對不斷增生的龐大人口，政府只能采用扭曲價格體系，扭曲生產結構，實行差價福利等等來應付人口膨脹的挑戰，這樣就形成了建國后特有的自封閉人口增長機制，這樣一種自封閉人口增長機制運行的結果，是中國人口的急劇膨脹。從1840–1949年中國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長率為16‰， 1949年中國人口為45,167萬，到1985年則達104,532萬，在短短30年內，中國人口又經歷了翻一番的奇跡，比起上一個人口加倍的周期，這一次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