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壓力下農村經濟的病變
在人口壓力、封建剝削和資本主義入侵幾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國近代農村經濟形成了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不是削弱，而是強化了小農業和家庭商品性手工業生產的結合。過去我們常常強調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瓦解了中國的家庭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實際上，情況不是這樣一刀切的簡單說法可概括得了的。某些專業性的手工業如制針業、冶鐵業、制襪業、蠟燭業等等確是受到洋針、洋鐵、洋襪、洋蠟的沖擊而衰落，但作為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的主體的手工紡織業，卻并沒有衰落，甚至還有某些發展。湖北和直隸的手工棉紡織業就是兩例。1840年以前，湖北就是著名的棉布生產區，鴉片戰爭后，以沙市為中心的湖北手工棉紡業獲得進一步發展，其產品遠銷云貴川陜地區，外國人將沙市稱為“中國西部的曼徹斯特”[8]。直隸的冀中、冀東兩地，手工紡織業也很興盛，其產品運銷于本省及山西、內蒙等地。即便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61％的國產棉布（以平方碼計算。如果以碼為計量單位，應為73％）仍是手工織成的。1933年，手工業產值估計達到工業總產值的68％ [9]。在此以前，比例當然更大。勿庸置疑，這些手工業產品有很多是家庭生產完成的。這種情況，正如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指出的：由于土地太少，農民家庭必須從商品性手工業生產取得輔助性支持才得以勉強維持下去。如魯西北高唐縣祁寨村，全部農戶中自耕農占94.5％，租種地只占耕地面積的3.4％，大部分農戶得以維持自耕農式經營的原因就在于該村耕地面積的60%都用于種植棉花。該村除少數富裕家庭的婦女只為自己消費紡織外，其余的婦女幾乎都終歲紡織，幫助維持家庭經濟。冷水溝村360戶人家只有28戶租入土地，其余均是自耕農，原因也在于該村有高度發展的藁繩工業。根據對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分析，黃宗智得出結論：“不是自足的‘自然經濟’，而是商品化了的手工業對近代工業的入侵作出了頑強的抵抗。”“與其說帝國主義瓦解了所謂‘自然經濟’，不如說它把以國內市場為基礎的手工業轉變為納入世界經濟，并受其影響的手工業。” [10] 這種分析應該說是符合事實的。
第二，小農經濟滑入了半破產境地，形成了典型的貧農經濟。
這個半破產的過程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曾一度興盛的富農經濟趨向衰落。19世紀20年代以前沒有關于富農在全國農村人口中所占比重的調查材料，20年代后期有了這方面的調查材料。這些材料從兩方面展現了這種衰落：1，富農人戶逐漸減少。據陜西等6個省17個縣一些村莊的調查材料，在1928年至1933年期間有個縣的富農在農村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只有4個縣的富農人口比重有所上升。2，富農占有的土地面積相對減少。根據對陜西等省18個縣123個村的調查，1928–1933年富農所占土地面積在總耕地中的比重，下降的有81個村，上升的則只有42個村。[11] 這種衰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始點可追溯到更早的年代。
二、在農戶總數中，佃戶和無地戶所占的比重特別大。
根據國民黨“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調查，從1928年到1933年，江蘇常熟的中農由占總農戶的28.1％下降為25.3％，貧雇農由60.1％上升為65.6％。陜西渭南的中農戶數由32.9％下降為26.3％。各地的無地農戶通常占20％至50％，個別地方高達70％ [13] 。這不僅僅是個分配制度的問題，更不是單用土地集中現象更加嚴重就解釋得通。還應該看到由于人口增長太快，分家析產必須在更廣的范圍里進行，從而導致農民家庭經濟萎縮這一事實。這一點，汪士鐸已做過總結，他談到聚族而居的富戶“分之則貧，一祖二十孫，遂大戶而為中人，再傳即為貧窶。” [14] 對一個農民家庭來說，包括土地在內的家產經過一至兩代人的分割，有漸趨零散化的趨向，這就導致佃戶增多和無地戶的產生。
三，農村人口的職業構成發生了變化。
在既定的生產力水平下，資源的約束是嚴峻的，用自然經濟實現的開發也是有限的，大多數農戶家庭必須外出傭工或從事農業以外的職業，如泥水匠、木匠之類，作為維持生計的補充手段。
至于完全喪失土地的人則必須另謀出路，這就導致農村人口的職業構成發生了變化。乾隆三十八年江西新城的一個材料說“中田”這個地方居住者的組成是：農30％，農兼副業的20％， 工（包括外出傭工者）10％，商5％，士5％，余為“轉移執事者” [15] 。 在這里，促使人口職業構成發生變化的社會條件和西方社會工業革命時期促使人口職業構成發生變化的社會條件完全不一樣，所以引發的后果也絕不一樣。在西方社會，是因為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引發了農村人口城市化這一歷史過程。在那里，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結果是為蓬勃發展的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勞力。在中國近代，則是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長導致人口和物質資料兩種生產比例嚴重失調，從而使農村人口職業構成發生了變化，而整個社會又沒有新的生產部門容納這些被拋出土地的生產者，雇傭勞動只能在農業生產中找到需求市場，結果是產生了大批過剩勞動力，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流民階層。
勞動力的供過于求形成了一個勞動力的買方市場，為剝削階級加強剝削提供了條件。大量資料表明，淪為雇農的人所得的勞動收入，已下降到僅能維持本人的生活，不足以維持一個家庭的最低水準。就實際購買力而言，他們也經歷了名義工資上升、實際工資下降這一悲慘歷程。如乾隆末年，一個長工每年的工錢是制錢3,779文 [16]，而這時每公石米需制錢1,626文，一個長工每年的工錢僅夠買2.3公石米。到嘉慶年間，每個長工年工錢只有5,629文 [17] ，而米價卻上漲到每公石3,267文，一年的工錢只能買到1.7公石米。計日給值的短工處境也雷同。如康熙九年募派河工，募夫日給銀6分，合米6升，折合銅錢是48文；派夫則日給4分、合米4升，折合銅錢是文 [18]。到了乾隆年間，永定河工程募集民夫，“每名日給米一升，折給制錢十文，鹽萊錢五文”[19] ，真實工資是1升5合米，僅夠勞動者本人食用。這種種現象說明了中國雇傭勞動者的悲慘境地，他們的勞動力價值早就下降到馬克思所劃定的勞動力價值標準以下，僅僅只能維持勞動者本人的生活，且只能處于“吃不飽，餓不死”的境地，根本無力負擔一個家庭。這就使中國的勞動力再生產有了這樣一個特點：雇傭勞動者階層，不是由父子代代相傳關系，而是由不斷增生的無地農民填補。這種畸形的社會環境，畸形的勞動力市場，決定了中國雇傭勞動的畸形發育狀態：由于尋找工作的困難，雇工和雇主的關系不僅僅只是經濟上的依附關系，還有極強的人身依附關系，從來就不像西方的雇傭勞動者那樣獲得過獨立的人格。
正是在人口壓力和不平等的生產關系共同作用下，中國的農民們陷入了兩難處境：既苦于勞動賦予的低于維持生活的收入，又不得不辛苦尋求這類工作。正是他們的廉價勞動，勉強支撐著近代中國這樣一個百孔千瘡的困頓社會。
[1] 埃德溫·坎南：《初等政治經濟學》。
[2] <美>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第164–166頁。
[3] <美> 德懷特·稀�德·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第68頁。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4年出版。
[4] 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第194頁，195頁，農業出版社1985年出版。
[5] 胡戟：“從耕三余一說起”，《中國農史》1983年第4期。
[6] 包世臣：《郡縣農政》，農業出版社1962年重刊本。
[7] 汪士鐸：《乙丙日記》卷三。
[8]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40頁。
[9]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年》，第31頁。
[10] <美>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第164–166頁。
[11] 嚴中平：《中國近代統計資料選輯》。
[12]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272頁，表載咸豐元年（1851年）江蘇為每平方公里448.32 人，山東為225.16人，江西為135.12人，廣東為121.69人，浙江為309.74人。
[13] 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682頁。
[14] 汪士鐸：《乙丙日記》卷三。
[15] 同治《新城縣志》卷六，保甲，魯仁驥：《中田保甲圖說》。
[16] 李文治、魏金玉、經君健：《明清時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第496–499頁，表8。
[17] 李文治、魏金玉、經君健：《明清時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第496–499頁，表8。
[18] 《清圣祖實錄》卷三十四，康熙九年十一月。折合數系據彭信威《中國貨幣史》。
[19] 《清高宗實錄》卷三百七十八，乾隆十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