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世纪。只有在这一个世纪里，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旗帜鲜明地将追求财富悬为社会与个人生存的终极目标。在这条路上，欧美国家这些先行者已在这条道路上前行了几个世纪，他们的目标是保持先行者的富裕与国力优势；发展中国家大都是到了“二战”以后才将创造财富作为一个国家的行动目标，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赶超先行者，富国强兵，免除耻辱。

于是世界上的国家都在这条路上熙熙攘攘地呼啸着前行，有时候你碰着我，有时候我碰着你。但不管是联合国安理会上的争吵，还是任何经济组织的艰苦谈判，起始端与终端都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一个目标：经济利益，至于这一利益是用协议还是用别的形式实现，那就看参与各方的博弈方式与“议价能力”。这议价能力的背后，是各国的综合国力（政治、经济、军事、人力资本与资源）。

我们的邻国日本与我们几乎同时被西方世界的不速之客惊醒。但我们这只睡狮在《南京条约》上签完字以后仍然鼾睡如故，直到再过了20多年以后圆明园被焚以后才想起应该学习人家的军事技术，于是有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的成果在30年以后的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而美国的五月花号舰艇1851年开到日本港湾以后，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志士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明治维新”。在艰苦卓绝的励精图治后，日本很快加入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维新志士喋血菜市口，流亡海外，抱恨终天。再后来就是绵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与死亡，然而血沃中原肥的只是劲草，没有花，也没有果。再后来的半个世纪，我们又在不停的阶级与路线斗争中消耗了30年，最后在面临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艰难的经济改革。

三本外国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的命运形象地说明了中国20年经济改革走过的历程。第一本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那时候中国人被粮票、布票、糖票、油票之类的票证困扰了三十多年，首要的是要解决物资短缺问题，让民众食有粮，穿有衣。其次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这本书之所以畅销，是因为经济改革进行到80年代中后期，大家已经意识到政府与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关系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然后就是斯蒂格勒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本书，因为我们中国人想知道在现有的改革路向下，中国经济改革还能走多远。

世纪之交人们总爱用“新世纪”这一个词，似乎一切问题会随着年轮的滚动而消失和解决。而我则认为，现实是历史的累积与延伸。日历虽然翻开新的一页，但我们面临的问题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解决。我想对同胞们强调因研究腐败问题而声名卓著的南非行政管理学专家保罗•哈里森说的一句话：“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互相信任的基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两个关键性弱点：一个弱点是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之间不光彩的联姻，另一个是……国家的软弱性即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只有切除腐败这只政治之癌，我们才能告别灾难深重的20世纪，在新世纪里稳步走好。

请听听我国古代先哲们对于国家财富的解释吧。《老子》认为统治者的三宝为“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我的理解是指统治者享受不敢为天下先）”，《孟子》认为，国有三宝，曰土地、人民、政事。

一个国家的财富，毕竟不只是物质财富。

(原载于《万科周刊》总3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