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眼中的成功标准

年轻人关注成功人士与他们的成功秘诀，这一点倒完全在我意料之中。但颇感意外的只是他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如此单一，几乎全集中到“赚钱”、“做老板”这一话题上。整场谈话的最后结论似乎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如果青年人不立下雄心壮志做老板，竟然甘居“下游”地去打工，这个人在同代青年人眼中，恐怕不算有出息之辈。

年轻的主持人问我，现在的青年人与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前一代青年人是在一种理想主义氛围中成长，后一代青年人主要是在改革以后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中成长，所以现在的青年人比较实际，考虑问题主要以利益为导向。比如‘五八’炸馆事件发生以后，部分青年人可以上午去喊口号痛骂美国的政治制度丑恶，下午又去美国大使馆排队办理签证。就是比较实际的一种表现。”说这话时，我也知道这话不会讨人欢喜，但我写文章做人，从来就是以说真话自况，不喜欢说些自欺欺人之言。

这话马上遭到了同为嘉宾的一位著名企业家的反对，他说：“我也反对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但我还是要到美国去赚钱发财。我认为这不是以利益为导向，而是对美好生活方式的向往。”这话立刻博得满堂掌声，接着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少数民族女青年很激动地谈到了她现在的生活是如何美好，比她上一代呆在山沟里的母亲好得多，她决不愿意按照母亲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且不谈这位读书不多的少数民族女青年（她在深圳某旅游景点工作）将话题拉扯到千万里之外的荒唐，只谈这位见多识广的企业家的思维谬误。在这里他混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痛骂人家的制度与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两回事，二是到美国做贸易与到人家的国家去生活是两回事情——人家的制度不好，你干吗要一门心思往苦海里面跳，条件成熟时还要拉扯上一家大小？莫非你神经有了毛病，一定要弃明投暗，去受苦受难？——在场的青年人大多没去想这区别，我的话筒是手提的，在别人手里，无法及时对他们讲的话及时回应。再则我想，听听大家的反对意见也是好的，于是我听了好几位青年激动地陈述以追逐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的合理性。这次做嘉宾的经历对我来说绝对必要，因为这使我真切地认识到，以往来找我的青年人并非现代青年的主体——这些青年好思考问题，关心社会与民族命运，并不以追逐个人利益为人生终极目标。看来他们只是当代青年人中的少数“另类”。

话题很快转移到一个热点问题，不少青年人都急切地向做嘉宾的几位企业家发问，问题惊人的一致：“刘先生，请问您是如何淘到‘第一桶金’的？”“段先生，您是怎样走上做老板的路的？有人说您的企业是靠营销策划才获得成功，产品并不怎样。请问事实真相到底怎样？”诸如此类的问题问了许多，企业家们也都一一做了回答，包括阐述自己的成功之路，有一位还很详细地讲了自己当初为什么放弃一份还算稳定体面的工作，走上这一条成功之路：当初他分配到单位时，曾卖命地工作，一位老前辈鼓励他“好好干，争取到五十岁以前做到处级干部”，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他被这可怕的前景吓了一大跳，从此立志独立自主，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与机遇的成功之路。这话赢得了青年人们发自内心，持久不衰的掌声。一位青年人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梦想：“我很快就要毕业，但我不愿意按部就班，出去找一份工作，为人家打工。我要自己创业做老板，你们的成功经验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一位著名企业家为现场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很激动地发言：“我们现在遇到五千年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你们创业的机会比我们这一代更多，你们一定会成功，你们这一代一定比我们这一代强。”这话青年们听了真是高兴，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在座的另一位经济学家钟先生实在忍不住了，告诉大家，现在的机会是不是比八、九十年代多，要看怎么看，如做老板的机会就并不比以前多。大家应该少一点做老板的心思，多一点打工心态，做老板也得要有经验准备过程。但这大实话没有引起多少掌声，看来正陶醉在做老板的梦想中的青年们听不进这等不太中听的话。我抓住机会补充了一句：“你们刚才的全部谈话都是如何追求利益，想做老板也只不过认为这一职业离利益最近，那么我前面的话又错在哪里？”心里没说出的另一句是，你们只不过不想将追逐利益这么赤裸裸地表示出来而已。满座听众还未来得及对我这句话作答，主持人就很聪明地将话题引开了。

只有一位在深圳打工的女青年的问话让我印象深刻。她问的是：“刘先生，你们的发展是否以牺牲员工利益为条件？如果是这样做，那么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够道德？”得到的答复当然是老板与员工的利益是共同的，大家一起共谋发展。看来这位女青年还能动脑筋想点问题。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在中国某名牌大学讲授经济学的德国教授。这位教授到中国并不太久，据说是三年，但却对中国人的心理摸得很透。他那天很活跃，讲了不少话，主题是三个：一是你们中国人很了不起，有五千年的文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与你们相比。比如你们的家庭观念很强，你们对老人很尊重，这一点我们外国人不如你们做得好。二是这二十年来中国发展很快，世界要向你们学习。三是你们中国人下一世纪一定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绝对无法与你们相比，你们向世界贡献的东西很多，与你们相比，美国并没有向世界贡献什么。这话真是使听众们如沐春风，受用无比，赢得了不少掌声。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在想，这位德国教授在学习咱们中国文字时，一定也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功夫学到了家，否则怎么能罔顾事实，说出这么中听的话来？只是他谈的与我们认知的事实相差太远，且不谈我们中国人现在的价值理念已崩溃到家庭这一层面，也不谈随着知识的更新换代，前代老人建立于知识传授基础上的权威慢慢消失，中国人敬老的传统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里只谈对历史的认知。中国虽然有五千年文明，但对当代世界影响最大的可不是咱们中华文明，而是源于古希腊文明的哲学，源于罗马的法律，成为世界宗教文化支柱的基督教精神，以及深受罗马共和制政治影响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这四者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四大支柱。至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除了机遇之外，面临的问题一点也不少，比如可能会增加一千万个就业机会，但这机会并不是给中国严重过剩的简单劳动力们准备的；比如对发达地区的经济肯定有刺激作用，而贫困与欠发达地区由于本身条件太差，无法利用加入WTO的有利条件，中国的二元分化将更严重。在这些问题还未能找到解决办法以前，中国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本国国力，而要充当国际事务的领导者，除了“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力。这位“老外”的话咱们中国人听了可以当作鼓励，但如果以为我们已具有了将作世界领导者的能力，那只能算做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自我陶醉。

坐在台上就这样由此及彼地想开去，想得最多的就是“常人”与“常识”这一话题。最后临到嘉宾们表达对青年人的希望时，我已经没有任何谈话的兴致，只说了几句话：“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这一代做得不好。下一个世纪是你们的，希望你们比我们这一代做得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