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四四
问：“孔子正名［一］，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二］。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三］？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四］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五］，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注释】
［一］“孔子正名”，语出《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二］“先儒说”云云，语见朱熹《论语集注》引胡氏云，“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
［三］底豫（zhǐyù），同“厎豫”，变得快乐、变得高兴。
［四］集命，意谓集王命于其身。语出《尚书·太甲上》：“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
［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语见《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翻译】
问：“对于孔子的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这个看法怎么样？”
阳明先生说：“恐怕很难这样说。哪里有一个君王致敬尽礼、厚待于我而且让我主持政务，我就先去废黜他的呢？哪里有这样的人情天理？孔子既然愿意帮助卫辄主持政务，一定已经是卫辄能够倾心委托国政而听从孔子。圣人的盛德至诚，一定已经感化卫辄，让他知道不把父亲当作父亲就不可以为人，卫辄一定会痛哭奔走，亲身前往迎请其父亲。父子之间的爱出于天性，卫辄能够悔悟痛改，真切如此，蒯聩怎么会不感动而变得快乐呢？蒯聩既然已经回来，卫辄于是归还国政、请求杀头谢罪；蒯聩已经被儿子感化，又有孔夫子真诚地在其中间调和，应当也是坚决不肯接受，仍然把王命归于卫辄。群臣百姓又坚决要求卫辄担任君王。卫辄于是自己公开自己的罪恶，请示于天子，昭告于方伯诸侯，而坚决要求把国政归还于父亲。蒯聩与群臣百姓，也都表彰卫辄悔悟仁孝的美德，请示于天子，昭告于方伯诸侯，坚决要求卫辄担任他们的君王。于是集王命于卫辄，让他重新担任卫国的君王。卫辄不得已，于是犹如后世太上皇的事例，率领群臣百姓尊称蒯聩为太公，备办财物加以供养，而后才回去复其君位。于是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一，名正而言顺，就可以举而为政于天下了。孔子的正名，或许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