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超越时代的可能性
安妮[1]：从“文化大革命”末期最近二十年以来，中国文学经过速度快的变化。您认为这些变化的突出特征怎么样？
史铁生：根据关注点的不同，我看中国的文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生命（或生活）存有疑问，视写作为对生命价值的探问与寻求，对生活的匡正，这可以说是面对灵魂的写作。二是对社会的不公存有义愤，以写作来针砭时弊、伸张正义，是面对社会的写作。三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写作，或曰满足大众的娱乐。当然还有“文化大革命”中，乃至“文化大革命”前的那种“奉命文学”。这些都被（或都曾被）称为文学。“文革”之后的二十几年来，“奉命文学”事实上已日趋衰微，第一类虽在成长但并未壮大，第二类理所当然地受到大众的欢迎，但如火如荼的好像是第三类。
安妮：在这种情况下，您看您自己创作怎样？
史铁生：我从二十岁就被束缚在轮椅上，绝大多数的时光是在四壁之间度过，这样的处境每时每刻都在问我为什么要活下去，即向我索要生命的意义。这样的处境和这样的疑问，对于我大约是终身制了，无可逃避。这是我所以写作的根本原因。
安妮：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进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作家们又可以评价并探索中国古代、现代的文化、审美、哲学因素。这是否是一种当代创作的启发来源？您自己怎么进行与往时的对话？哲学领域大概对您特别显出诱惑力，是不是？
史铁生：开放以来，写作有了相对自由的环境，思想可以不再像以往那样封闭在一时一地。回顾历史，环望四周，与古人和异域的沟通都是可能的了。这当然丰富、拓宽了中国作家的思想和眼界。但我想，任何时代，写作的根本都是一个，即人之与生俱来的困境。自由唯使人更清楚地看见了这一点。在文学不得不“奉命”的时代，文学曾踌躇满志，以为一旦自由理当人定胜天，但尘埃落定这才看见，人的困境其实是永恒的，这才是写作之不尽的源头。
自由不能不是一种理想，但局限总是现实。人不能不仰望天空，但那正是因为人站在地上。这是困境，但不是绝望。正因这永恒的距离，生命才有了享用不尽的过程，人才有了追求精神价值的永不枯竭的源头，也才有了写作。加谬的“西绪福斯的欢乐”是否也是这个意思？所谓天堂，我以为就是这样的过程。唯对视实利为目的者，是绝境。这样的写作，必然要与往时对话。或者说，唯这样的态度，才是与往时、与他者、与自己、与空冥、与神祇对话的根据。于是就难免对哲学有兴趣，虽然我对哲学知之甚少。
安妮：在您来看，做当代人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写作在某一种程度上是否与时代有联系？
史铁生：我想，上帝给人出的是一个永恒的题目，亘古至今从未改变。时代的更迭，唯变化了题面，比如说：茅屋变成了高楼，短刀改成了炸弹，飞机代替了马车，促膝而谈演变成网上聊天，喁喁私语做成了电视节目，以及森林变成了荒地，草原变成了沙漠，等等。但还是那句话：人的困境和人的向往并未改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仍然不能不仰望天空，以及不能不仍然是站在地上。
但是今天，我们对待上帝之永恒题目的态度，正危险地有所改变。人智的成就，迷了人的眼睛——种种精妙的发明，种种物欲的得以满足，正使人做成着物的奴仆，使人以为天堂不再是一条心魂的道路，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享乐。一种曾经是美丽的、跋涉着的、具有无限升华之可能的精神，忽地颓然止步，茫然不知所往。其实呢，上帝不过变换了一下题面，更新了一下道具，于是人就看迷了题意，错乱了自己担当的角色。高傲的人，便把信仰看成了迷信，反把人智铺成了迷途。
写作与时代的联系，我想，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辨清那不断更换着的题面，认清那永不更改的题意。
安妮：在您自己写作的作品与过程，您认为写作与时代的联系如何？比如说，在《命若琴弦》？
史铁生：写作不可能不与时代有联系，但写作主要不是为了联系时代。我想，《命若琴弦》也许是个长久的寓言，也可把它看作是我的生命与写作的注释。
安妮：在您不少的作品里，您的叙述方式是顺着假定、猜测、偶然的情况进行。好像相对主义的看法表达我们对世界的多样化的视觉。
您的《第一人称》可提供很好的例子：主人公每上一层楼，就看到风景的新形象，真理的新的一小部分。
我认为主观性和偶然性以及组合的本领确实是您风格的突出特点。您对偶然、命运，还有数字的兴趣从哪里来的？
史铁生：人命定是一种局限，这意味着与生俱来的独孤无助、命运无常。一切假定和猜测，都未必不是现实，一切不知都可能只是未知，因而都可能是确在。所谓现实，其实都有假定、猜测，以及愿望和梦想参与其中。生命并非只是空间中的真确，比如说，人类从来就对有限视域之外有着不竭的惊奇、向往与猜测。有限之域的真确，和无限之域的迷茫，共同构成着人的命运，共同要求着人的眺望与认信。
世界或生活的多样化，是不能容忍谁来强行统一的。但我想，这并不导致价值相对主义的合理。如果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只能是各自的封闭。那样的话，法律何用？语言何用？沟通也就不可能，写作无非是自说自话；比如说，对您的采访，我将会不知所问，所答也必南辕北辙。我一直相信：理当由个人而非集体发言，但要关注人类，而非只关注一己。人因其孤独的处境而有爱愿。爱愿，即是对一个美好人间的追求，这是多样化世界中人的共同期待。这追求，不一定都能实现，即不一定都能成为空间中的真确，但因这爱愿如风如梦飘荡在人间，人类的路途将可能保持其美好的方向。梦想作为人生的一个部分，并不比航天飞机更无用。这就像，勿以失败的婚姻作为轻慢爱情的理由。婚姻是多样化的，爱却是一致的梦想。人应该有独立选择的自由，但不可没有共同的期求与仰望，否则就会像甘守孤独的大熊猫，终于活成濒临灭绝的物种。
我对主观、偶然和命运的兴趣，正是因此而生。它让我不断地看到人的局限，人的不可自以为是、不可自信为世界的主宰。《第一人称》确是一例，人的局限是人的处境，人的眺望正是人不屈地试图理解命运和把握命运，但他终难看清那无限之域的迷茫，那么他终归何处呢？命运向他走来，他将何以应对？这永远是人的问题，是上帝不变的题意。
安妮：在这种方向，您是否看过给您很大启发的书？主要是文学的书，还是也有别的范围？有外国作家写过的作品吗？
史铁生：我读的书很少，文学书读的更少。我更喜欢读些能够启发我思想、拓宽我思路的书。我对故事不大关心，更注意的是讲——无论是不是故事——的方式。我对多种多样的形式和角度有兴趣，因为那里面才埋藏着心魂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而故事，难免要附和种种成规，反而容易埋没了独特。我以前对您说过，我喜欢法国作家的善于标新立异，比如说罗伯－格里叶和玛格丽特·杜拉，当然还有其他的国家的其他作家。不过我常把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搞混，我不太善于研究文学。
前面我说了，我对哲学知之甚少，但却心向往之。看外国的哲学译本（我不懂外语）总觉艰涩难懂，所以就取捷径（对我这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反正无关紧要），读得更多的是中国学者的书，这使我受益匪浅。
安妮：有人说当代性意味着与时代进行联系——属于时代，接入时代，同时明显也会意味着超越时代的可能性。
在您来看，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会是怎么样的？在这方面，您自己认为作家的作用或作家的奉献是哪一种的？
史铁生：老实说，我以为这种对当代性的概括等于什么都没说。这有点儿像一份官样报告：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可这还用说吗？
我这样看，人既活在当代（事实上所有人都活在，或都曾活在当代）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不可能不与之联系。这联系，最好不是为了某一先定目的而有意为之，而是要自然融入，故无需特别强调。自然融入并非一味地顺从，对时代之种种存有疑虑，那正是一切写作的开端和写作的责任。当然，各时代的具体疑虑会有不同，这正是由于题面的日新月异，但因题意不变，写作就有了超越时代的可能。
今天的问题是，奇诡多变的题面（更为多彩的生活）、五光十色的道具（更为舒适的器具）就像一种魔法，使人太易为其所迷，为其所障，因而忘记了题意，忘记了终极的期盼与依归（所以我喜欢《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写作更多的是在寻求技巧的变化（这无可非议），但有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呢？倘其没有，文学将不过是一种娱乐，人将只好随遇而安，那人岂非要苟同于动物了？我想，写作永远都是探问，透过时代的迷雾，去追问那永恒的美好。绝对的美好不存在吗？对，它不存在于空间，但它存在于追问与寻求之中，它从来都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心魂的确在。
这就是作家的奉献吧。人的各种器官有着不同的用处，有的去种地打粮，有的去开山铺路，有的去痴心梦想；要是所有的器官都用于捕猎筑巢，后果也是不堪设想。人类是整体，作家就像其一种器官，他们梦想纷纭常做些看似无用的事，并以此作为奉献——这当然不可笑，种种可能的路途，哪一条不是以梦想为先？
载《北京文学》2001年第12期
[1] 安妮（安妮·居里安），法国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