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未必和写作成正比

申霞艳：有二十多年了，您不能行走，近五六年，您更是与病生活，您曾在文章中谈到您的职业是生病。在这个与疾病相依为命的过程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史铁生：以前有个记者问过我怎么看我的病，当时我愣了，现在我清楚我敬畏它。病这个东西你蔑视它、气愤地骂它一顿都没有用，有时候它很强大。你打不败它，你就得学着习惯它，与它共处。很多场合，大家谈到我喜欢用“乐观”这个词，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申霞艳：我觉得乐观已经被用得太滥，它太轻了，失去了本有的质地。

史铁生：乐观在媒体、学校等场合使用的时候可能是有效的，但我希望对这个有更成熟一点的看法，乐观有不同的层次，一点悲观也看不到的人不可能真正乐观。古语说：能者劳，智者忧。人的领悟力其实跟文凭跟知识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些人煞有介事地思考了半天，人家若无其事地就说出来了。大学教授可能写出来了，但农民可能轻而易举就做到了。

申霞艳：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世俗地以为是残疾让您走上了写作道路，成了史铁生（残疾就是史铁生，史铁生就是残疾），现在我认为这是误会了！残疾的人很多，但史铁生只有一个。

史铁生：这里头包含一个对痛苦和苦难的态度问题。不是苦难越多，痛苦越大，就一定能写出作品，不是的。每个人对这个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些人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之后反而麻木了。

申霞艳：我更愿意认为残疾对您只是一种写作的契机，它让您抒写您的生命故事，同时它延伸了您内心的生命感觉。这些原本就在那里。只是残疾让您静下心来慢慢地发现了这个潜在的世界，所以您的作品很自然地荡漾着那种流动的生命感。想请您谈谈您的创作与您的生命情怀、生命感觉之间的关系。

史铁生：这个很难谈清楚。你说那我是怎么获得这种生命的情怀的呢？

申霞艳：我想不能说它就是与生俱来的吧。

史铁生：但的确每个人是不同的，同一件事情发生、降临在同样年龄的小孩身上，他们的反应、感受和体会是不一样的。你当编辑，注意观察一下会发现作家一般对童年记忆比较清晰，童年印象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重要。很多那么遥远的感性的往事还能够记得很清楚。那些对痛苦、危难相当敏感，哪怕发生在别人身上也能够感同身受的人适合搞文艺创作。

载《羊城晚报》200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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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霞艳，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