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疑难中写作
夏榆：您是在常人无法忍受的疾病困扰中写作的，我看过您说“写作的宿命”，写作是您不能离弃的吗？
史铁生：先插一句：大家都是常人。常言道：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谁是神仙吗？没有的事。你刚才说写作的宿命，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注定了我要去靠写作为生，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我说写作之所以宿命，是说我心里有很多疑问，它揪住我不放，我躲不开它。其实我觉得是在为自己写作，因为我内心有这么多的疑问，其他的也有，比如情感，我觉得更多的是疑问，我有这么多疑问，我要想它，这就是我的宿命。我不管写不写我都是在写作。不能说我动了纸、动了笔就叫写作，是因为心里有了这么多疑问，一直在询问这些难点，那本身这个过程就是在写作，这就成了我的宿命。有人说枯竭的问题，我说如果写作是由于疑问的话，怎么会枯竭呢？难道人生的疑问还会没有了吗？你自身的疑问难道还会没有了吗？除非你没有了疑问，那你就会枯竭，如果这疑问永远有，枯竭就不会来。因为这个世界和我们几十年的生命里最不可能枯竭的就是疑难而不是幸福。如果你老是写幸福可能会枯竭。
夏榆：“丁一之旅”在表达什么？您能说出它的关键词吗？
史铁生：疑难。我觉得我是写人的疑难。“丁一之旅”包含不止一个方面的疑难。我写了爱情的疑难。你别把爱情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爱情是生活的全部。如果仅仅是结婚生孩子，那它只是爱情的一部分。人始于它终于它。爱情包含着一切，我就写这种爱情的疑难，它几乎在人生中处处弥漫着。
夏榆：您说《我的丁一之旅》算不上小说，更未必够得上文学。如果不是小说，那它们是什么？
史铁生：你说“丁一之旅”是小说，或不是小说，我都不在意。我之所以那样说，首先是一种自嘲。因为常有人说我的小说都不大像小说。另一种意思是我想强调的，那就是：任何固有的小说规矩都是可以放弃、可以突破的。“丁一之旅”可以看成是小说，也可以看成自传体，只不过所传者不是在空间中发生的，是在心魂中发生的事件。我想小说的规矩是可以放弃的。我们在试图看一看心魂的真实的时候尤其值得放弃一下。《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都可以说是“心魂自传”，或者是“心魂的一种可能性”。你说它们不是小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我不关心小说是什么，我只关心小说可以怎样说。物理学家玻尔说：我无法告诉你我是谁，我只能告诉你，关于我，我能够怎样想。
夏榆：“丁一之旅”是您“心魂自传”之一，此外您还会有别的计划吗？
史铁生：我不敢有什么计划，就是看我的力气、体力有多少，想写的东西还有，但是经常感觉没力气，只能走着看。我也没有做一个计划，也可能没几天就结束了，反正在结束之前尽力而为吧。
夏榆：现在作家在强调写作的立场，您的写作立场在哪里？
史铁生：我其实并不太喜欢“立场”这个词，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吧，它有一种被捆绑的感觉。我们就说作家站在哪儿吧，那我说我就站在人的疑难处，人的一切疑难都是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那可比理论和主义要复杂得多了。比如说贫困与弱势群体等等吧，那当然是必须要给予更多关心的，但那也只是人的全部疑难的一部分。
夏榆：据说您喜欢霍金——他也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男人，他以自己残疾的身躯和杰出的头脑探询宇宙的奥秘。和霍金不同的是您追问的是人的精神。
史铁生：不光是霍金，还有很多物理学家，包括生理学家我都很有兴趣，当然只是他们的科普作品，因为他们和作家研究的都是同样的事情，研究人在自然当中的状态，在偌大一个世界，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由此你可以更加清楚地看见你的处境。各个学科到了终极状态，研究的都是这些问题，比如时间问题，作家也很关注。死的问题一定和时间是相关的，逝去的时间不再回来，时间的不可逆的问题，这是生命面临的严峻问题。知道这些你也就知道人的生存真不是眼前这点事情。
夏榆：您的腿是在插队的时候留下的疾患，二○○六年是“文革”四十年祭，也是“知青运动”四十年祭，回望逝去的知青岁月，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史铁生：现在想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事件一个事件排成的，你恰恰经历了那样一段历史。我说历史就像一个戏剧，一个永恒的戏剧。实际上它的戏魂都是相似的，它的道具、灯光和舞台是变幻莫测的，实际上在演出的还是一个东西。有可能它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多少年想回来，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次经历。最后它要我们去想的东西还是那样的东西，就是我们怎么应对生活的苦难。我们怎么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有很多老知青说知青生涯的独特是未来孩子们不能企及的。也不是，就像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困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舞台，布景、道具、灯光，都是不一样的，你很难说哪一出戏剧的艰难更大。不一样，老一辈人说你们没有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好像我们永远就不行了。我们这一代人以同样的逻辑说下一代，“文革”和上山下乡。但实际上下一代经历过的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在那样的戏剧他们经历怎样的坎坷是我们料不到的。那是另一代人的命运。这个命运不给人特权。每一代人的具体命运是不一样的，但是根本性的命运是一样的。没有哪一代人的历史具有超群的优势，如果你没有懂得其中根本性的意义，你哪一种经历都是白搭。
夏榆：一九九五年您去过瑞典访问，那次同去的有旅居海外的中文作家，这些年他们一直聚集在诺贝尔文学奖大门之外。那次斯德哥尔摩之行对您有什么收获？诺贝尔文学奖会成为您写作的参照系吗？
史铁生：收获就是远行了一次，这么多年那是我去的最远的地方。我离诺贝尔奖很遥远，遥不可及。诺贝尔奖当然是很好的奖，任何一个奖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人家奖有人家奖的风格，奖的事情就是你符合了人家的风格，给你就拿着，剩下的事情不必钻研。瑞典之行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并不是诺贝尔，而是那块地方。我感觉就跟童话一样。坐在飞机里耳边轰隆隆响了八个小时，是不是去了外星也不知道。一下飞机，看到的情景让我吃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一个生活小区——我的一个老同学安家在那儿，请我去做客，早晨，很安静，天空之晴朗是我少见到的，然后我看到有一对年轻夫妇在修剪花草，那种情景让我感觉震动，我发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原来跑到瑞典去了。由此我想到我们的环境，想到陕北、黄土高原。所以我写过，说要是从我们一插队的时候就种树，到现在一片一片的森林也就都起来了。从古到今，树给了人多大的好处呀，它甚至能够改善人的心性。
载《南方周末》2006年3月30日
[1] 夏榆，时为《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