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就是一次锻炼、一次游戏

申霞艳[1]：我还记得《我与地坛》发表前后的一些花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文坛尤其是小说为主体的文学期刊编辑眼中，可能小说是一种更高的文体或者说是一种更智性的文体，所以一定要把好文章归到小说里头去。当然也可能本来就是一种策略，迎合读者、吸引读者的策略。它暗示了一个问题：小说的位置要比散文重要，至少在假想中。您怎么看？

史铁生：这个我不这么看，很多科学家写的科普文章那绝对是很好的散文，是美文，如霍金的《时间简史》。我非常同意韩少功先生的说法。不要预先去给文章限定，那样容易落入窠臼。对我来说，小说和散文的区别只在于虚构的成分和比例。这两种文体都是很自由的，小说的自由是虚构的自由，散文的自由是结构的自由。

申霞艳：我们的常识里头，小说就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作家一定要进入那种叙事状态里头去。您如何看待故事？

史铁生：我觉得要把故事和情节分开来谈。我们传统的概念中故事是完整的，包含起承转合、起伏跌宕、悬念迭起，它靠外部空间的发展变化来推动。如果是这个意义上可以有无故事的小说，但不可能有无情节的小说，就像我们拍电影老强调身体动作，如果说话一长就会觉得不好一样。其实说不正是心灵的动作吗？很多好电影就是说，我最近看一个韩国片，讲自杀的，就一直在说。就像电影不能把动作一味地固定为肢体动作一样，不能把小说情节简单地理解为故事。

申霞艳：我时常在《务虚笔记》里读到强烈的抒情性。同时，在您的散文里头蕴涵较多的叙事成分，比如《病隙碎笔》里头那个对“‘我’和史铁生”那种辩证关系的发现可能借鉴于小说的视点。

史铁生：写作的时候我不会先去考虑写出来像什么文体，至于它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随笔甚至是论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表达、表达了什么，带给了读者什么。其实最初的时候并没有文体之分，写作就是自由地表达。后来才在这块自由的园地画出很多很多的框框来，但这些框框是不是就不能突破？我看写作就是要破除清规戒律，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在世界。

申霞艳：托尔斯泰曾说：“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对艺术感染力大小的影响比什么都大。”您这样一个以写作安魂立命的作者，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您写作态度的真诚。我们文艺理论中传统喜欢谈论真实观，您是如何理解真诚与真实这个一字之差的。

史铁生：我们过去所说的真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摹写能力，像画家的写生，是像不像的范畴。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外部世界出现了什么，我们就如实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样的真实是容易的，它是一种功力，是一种技术。真实对艺术而言是一种好的品格但不是最高的品格，比这个更高一个层次的是真诚，我在多个场合谈到它。因为真诚超越了外部，要求我们直接面对自己的内心、查看自己的心魂。

申霞艳：您在很多场合写到写作对您的意义。我记得卡夫卡在日记中写过：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救赎出来。那么我想请问您写作到底有没有救赎您？

史铁生：这个要看从什么角度、什么意义上来谈救赎。如果是说困境、苦难的消灭，绝对的自由，那是不可能的。人生不同时期会碰到不同的困惑、不同的苦难，前一个困惑解决了，后一个接踵而至。但是如果是从让我不再惊慌，让我镇静之后重新对世界产生爱这两点来说，那写作的救赎是可能的。

记得有位名人说过最大的恐惧是对恐惧的恐惧。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是欣喜、惊喜地打量这个新奇的世界，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慢慢地我们就发现真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我们失望，失望多了就会惊慌。这个时候，文学、哲学、宗教信仰就产生了。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些到底能给你什么，然后才能追问它到底给了你什么。显然它不能给你金光大道，它无法允诺你平安无事，困难消失或者消灭都是不可能的，你唯有面对。这个时候写作让我镇静，镇静之后让我对这个世界产生爱，这种爱不一定导致情绪高涨，但它让你接受它、赞叹它、尊敬它。你可以说生命就是一次锻炼、一次旅行、一次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