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中看生

夏榆[1]：在您的散文集《记忆与印象》里您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我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

史铁生：这是我在肾坏了，刚刚透析之后写的。确实，那时你觉得离死亡很近，尤其你天天透析。在透析室里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到哪天哪一个人就没能再来，常有的事情。医院里边的困苦外边的人很难想象，所以我建议人们旅游不要光去风景区去看，也可以去医院看看，去墓地看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夏榆：您写“史铁生的墓”，给自己设计墓志铭，您说死，说活。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一个禁忌。疾患使您看透生死了吗？

史铁生：透吗？不敢说是透，因为死后的事是不可证实的，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死意味着什么，死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去证实它，也很难证伪。哲学的问题，据说是从死开始的。佛家讲人生老病死。实际上最触动人的还是死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不能谈的。人们不说死，一说到死就很害怕。好像死是不在的，永远都不在。人们忌讳谈这个。忌讳谈死，如果他是病人，我就觉得他的病白得了一半，如果他是一个写作的人，他的损失就更大。我觉得人没有对死的想法的时候，对生的想法也会差得很多。古人说：不知生，安知死。但还有一种看法，是不知死，安知生。死是生的一部分，在你生的时候，死一直在温柔地看着你，或者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不说的人，也分明意识到它在那里，而且他深怀恐惧。

夏榆：残疾和磨难使您比常人更容易体察到人的根本处境吗？

史铁生：未必，未必。佛祖也并没有残疾呀！而磨难又差不多是人人都逃不开的，也很难比较磨难的轻重、大小。古今中外多少大师、哲人，未必都经历过多少大苦大难吧？苦难既可以使人把生命看得更深入、更宽广，也可能让人变得狭隘。我说过，关键的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思考生活。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他最不寻常的品质是诚实和善问，问人生的一切善恶缘由与疑难。我觉得这才是写作者应该有的立场。

有人说我的写作太过思辨。没办法，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大概我总是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

夏榆：您透析以后的情况怎么样？透析使身体好转吗？

史铁生：我得的两个病都是终身制的。到现在我透析已经是第九年了。透析就是一个星期三次，一次四个半小时，为什么这么频繁，这么长时间？不透析时间的所有吃的喝的那些水分全存在身体里，而肾完全不工作。肾坏了，就算毒素你能抗得住，几天的积水你就抗不住。透析病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渴，因为他不能敞开喝水，被限制尽量少喝水。每次去透析的时候我要脱去三公斤水，有的人控制不好，随意喝的话，能透出五六公斤水，在四个半小时之内从人体里拽出那么多水，人就受不住。透析完了会非常疲劳，因为在透走毒素的同时，它把你的营养也透走了。透析器就是一个筛子，就那么大的眼儿，同样大的分子全被透走，好坏不管，所以就缺乏营养，饿，透到一半的时候很饿，有时候就会虚脱抽筋。透完以后很疲劳、乏力、饥饿，回到家以后要先吃，吃完就睡，休息一宿，这样才能缓过神来。

夏榆：频繁地透析对您的心理和精神有负面影响吗？

史铁生：透析是救命的，你不透不行。没有透析像我们这个就是绝症，它比癌症还绝。癌还可以做手术，有的癌还可以好。肾坏了，就不工作了，你没有替代的办法就是憋死。所以过去的尿毒症就是绝症，有了透析之后这种病才可以缓解。在中国透析大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有，开始的时候很简陋，人即使是透析之后也只能多活几个月。到九十年代国内透析技术才完善起来，促红素也开始发明出来，促红素是给人体增加红血球的药物。肾坏了的人都贫血，透析的人贫血更甚，没有促红素，人永远处于一种贫血状态，那就休想干事了。我一直说命运对我不错，我的肾坏了，但是我坚持了十八年，坚持到透析技术完善了，我的肾才彻底衰竭，这时候我倒是可以靠透析活命了。促红素的发明也能帮助我提高身体内的红血球的生长，可以让我有一点精力做事情，没有这些，就完了。

透析本身对身体和精神并没有太大痛苦，透析的痛苦在透析之外，透析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有并发症、骨头疼等问题。

夏榆：看到您描述透析室的情景，您写过病人和家属因为拿不出治病的钱悲伤痛苦，在医院您更真切地看到生命的困苦和患难吗？

史铁生：透析费用一年数万元，且年年如此，这个负担靠一般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承受的。不光是透析，很多病都有这样的问题。这是目前医疗突出的问题——决定你活命的是钱，不是医疗技术，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不只是医学问题，还是伦理的问题。说俗了就是有钱你就能活，没钱你就不能活。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在你走进医院看病的时候出现问题——不平等。我见过一个靠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都好像听不懂，那种绝望让人难过。我还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没能救活他们未成年的孩子。我听有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不如压根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啊，你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类走到今天，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界限？

说到伦理，我觉得，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医疗已经提出了一个严峻的伦理问题。比如说，凭现在的，尤其是未来的医疗水平，要想让一个比如说晚期的绝症患者维持心跳、维持呼吸、维持成植物人，并且维持很多年，都并不难。难就难在费用，要有很高的经济投入才行。这样的话，后果很可能是：少数人，花很多很多钱在那儿植物着，而更多的人却可能因为一些并不难治的疾病而夭折。因为社会财富总归是有限的。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死都死大概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很希望能够通过媒体，就这样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