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剧的背景上做喜剧的演出

张专：具体到您的作品，从一九七九年到现在，您是逐步地指向您的理念和意志，这其间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您能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分个类。

史铁生：有人分过，我也比较同意。刚开始还是写一些社会问题，像《午餐半小时》，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文艺理论还是文艺要反映社会生活。这种观念是很顽固的，但很快我就变了，写残疾人，这可以归到人道主义范畴，比如《一个冬天的夜晚》，再到后来写人的残疾的时候，就不是人道主义能够概括的了，或者说它是更大的人道。人存在的根本处境有可能是社会的，或者人道的，但从根本上它是人本的。

张专：一般人都认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您早期的代表作，这应该是没有错的。那种调子：情绪比较饱满、调子比较明快、写法比较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到后来并没有延续下去，而实际上这种调子是比较正统也比较容易被肯定的。

史铁生：某种东西确实没有延续下去，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还有一种比较虚假的乐观主义。

我并不认为悲观是一个贬义词，在比较深层的意义上。但如果以自己的悲哀为坐标的悲观主义是不好的，以自己的某种温馨为出发点的乐观主义也是虚假的、浅薄的。真正的乐观和悲观都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它是人的处境的根本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悲观和乐观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悲观，如果陷在里面，写作就会萎缩。《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写的是我生活中比较温情的东西，有些作品写的就是比较悲观的东西，但都没有指向人的根本处境，所以我必须超越它。事实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某种风格，某种对感情的重视，在《我与地坛》中又接上了，但它又不一样，它比《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要大了，它理解快乐和痛苦的视野要大多了。

张专：我想大概是您的作品大多数都涉及残疾人，使您必须要超越那种浅薄的悲观。您的作品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关于残疾人……

史铁生：不……不都是这样，这个话题需要说一说。首先我写东西的题材不限于残疾人，我也写过插队的、街道工厂的等其他不相干的。

另外关于残疾我也有一些看法。我的残疾主题总是指向人的残疾，而不是残疾人。一切人都有残疾，这种残疾指的是生命的困境，生命的局限，每个人都有局限，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局限中试图去超越，这好像是生命最根本的东西，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归到这里。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的作品，的确有一个残疾主题。

张专：您的作品所展示的基本上是这种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本困境之间的无法解决的冲突，有人评价您是“当代西绪福斯”，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所不同的是，您比西绪福斯更清醒地意识到：人的困境是与生俱来的，不可以超越的，所谓“原罪、宿命”。

史铁生：命运的力量相当大，人很根本的有一种宿命。所谓命运它不是人可以改变的，人只能在一个规定的条件下去发挥人自身的力量，这种规定的情境就是宿命。比如说你生来就是个女的而不是男的，你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生在唐朝或宋朝，比如说我这腿，它就瘫了，你竟无办法，只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人的主观力量只能在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后做一些事情，你所谓接受的这个事实就是宿命。

原罪也是这样，并不是我们犯了什么罪，但是与生俱来的一些东西使我们有罪感。我曾经说过人有三大根本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欲望，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而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

张专：如此说来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原罪之中，人的力量又在哪里呢？

史铁生：人的力量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剧的背景上做乐观的奋斗。我所说的三大困境又是人快乐的根源。

张专：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

史铁生：是，是无奈。所谓宿命就是无奈，所以我说是在悲剧的背景上做喜剧的演出，你不承认这种悲剧的背景，你是个傻瓜；你不做这种喜剧的奋斗，你是个懦夫。

张专：您信上帝吗？

史铁生：信。但上帝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大话题，怎么证明上帝的存在又很有意思。它绝不是一个人格化的东西。在某个层面上你可以把它人格化，比如你劝人行善的时候。但在美的层面上它不是人格化的，它本身是一种祈祷。在人面临困境的时候从根本上讲没有人能救助我们，而这种状态可以使我们的心境得到改变，对世界对生命有一种新的态度，这时候，上帝就显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