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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散文？《务虚笔记》——它爱是什么就算什么
何东：那么相比已经被读者公认写得很美的《我与地坛》而言，《务虚笔记》是否也可以被看成是因为你活出了一些新问题而在创作上的一次新的巨大冒险呢？
史铁生：有你说的这个意思。写《务虚笔记》确实带有几分探险的意思，甚至在实际创作过程中，我都怀疑我可能会把它写砸喽！因为探险就有可能会“出事儿”，蹚一条新路也难免会跌跟头。所以每当我要在写作中进行新尝试之前，都要跟自己下很大的决心：它写出来可能什么都不是，爱是什么是什么。假如我非逼着自己要把一个东西写得符合什么标准，那我没准就又会转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包括看别人的书，我也是宁可看那些“有事儿”的书，也不愿意看那些既“没事儿”也没什么错、手艺熟练重复的书。比如你好几次提到我那篇《老屋小记》写得怎么怎么好，我也承认它写得很纯熟、很完整，但它不但没什么错，而且出的“事儿”也比《务虚笔记》少多了。所以还得提到罗兰·巴特说过的“写作的零度”。也就是说，最初触动自己的——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心魂深处，朦朦胧胧总有那么一大片混沌，吵吵嚷嚷地不能让我放下，它们并不适合完整的故事，也不符合现成的结构和公认的规律，那么是不是这种不合规范的东西，就应当作废和忽略呢？不对！我老觉得在那片“混沌”里肯定有什么新的东西，我对这种东西特别有兴趣，总想去把它们尽量表现出来。
何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的文学和作家红得一塌糊涂，可到了现在文学和作家的地位又一落千丈；你恰好也可以算是那时候写起来的作家之一，不知你亲身经历这么多年的文学的起落，对文学和作家出现了这么大的落差，怎么看？而在这个落差的过程之中，你个人都有什么感受？有没有被逐渐冷落的感觉？
史铁生：我觉得，从来，人们给作家的虚名就太多了，而容忍作家在写作上的自由太少了。虚名，至少对一部分作家，不是那么太重要，而对写作上的自由才是最需要的。所以我认为作家不再被捧得太红太火，其实可能倒是件好事。同时但愿作家又能够不要太为衣食住行发愁，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去想一些用我的话说是“务虚”的事情。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不就是“务虚”吗？你要非指望着拿文学弄出经济和政治来，那就比较可笑了。文学有可能会对一些事情做更深层次的铺垫，也或许在很久以后，它有可能会对经济或其他什么产生一定的作用，那也是文学自己始料不及的，这种作用倒是不可能“主题先行”的。所以对我而言，最好的状态就是衣食不愁、治病不忧，然后，就自己躲在一边写去。不信你问所有作家，都是刚开始写东西时的那种状态是最好的，那时谁也不知道你，公众也对你没有过高的期望和苛刻的要求，用王朔的话说“我就是一俗人”，那时就是自己的灵魂和心愿对自己有要求，而外界的要求恰恰在那时最不能左右和干扰自己。可一旦作家出了名，麻烦跟着也就来了：哎哟有点名了，动笔写篇东西，可不能太现眼、太丢人，这个那个——非纯粹写作的要求和标准就都跟着出来了，于是全面乱套。所以，我现在没觉得失落和被冷淡，能冷静下来写作我就舒服。
何东：你现在还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家吗？
史铁生：我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写作者，我并不关心我是不是小说家或散文家，我关心的是我在怎样想，我可以怎样说和怎样说才能更有点意思。
载《南方周末》2001年4月27日
[1] 何东，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