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迷人的英雄 凯恩斯怎样成为哈耶克的偶像，1919～1927年
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辩论始于一个小小的借书请求。1927年年初，一位年轻的维也纳经济学家写信给英国剑桥国王学院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借一本写于50年前的经济学教科书，是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所著的名字怪怪的《数理心理学原理》（Mathematical Psychics）。凯恩斯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了一行回复：“很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数理心理学原理》。”
为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哈耶克，找到了尽人皆知甚至可算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呢？对凯恩斯而言，哈耶克的请求无非是他胀鼓鼓邮袋里的一封寻常来信罢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异闻录里并未收入哈耶克的请求，可他本人却早有自觉，深知自己大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会给后代留下馈赠，颇有先见之明地留下了每一份潦草的笔记、每一封简短的信件。他过世后发表的论文，尚在编辑时就足足有13卷。而且，哈耶克当时似乎就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借书请求的重要意义。他把凯恩斯平淡的回复视若珍宝，当成私人纪念品和事业奖杯般保存了整整65年。如今，这张明信片留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哈耶克文存里，它确凿地证明：有关政府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世界经济之命运这一激烈辩论，发起第一轮试探的是哈耶克。
哈耶克之所以对埃奇沃思感兴趣，是因为后者详尽探讨的一个主题，后来也吸引了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的视线：稀缺资源怎样能最好地将“追求愉悦的能力”发挥至最大限度。书名令人望而生畏，叫《数理心理学原理：数学在伦理学中的应用》（Mathematical Psychics：An 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to the Moral Sciences），出版于1881年，是埃奇沃思最出名的作品。它预料到下个世纪经济学家缠斗不休的大量辩论主题，包括“自由竞争”、“博弈论”等概念，以及经济将达到每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都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的信念—这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漫长战斗的最重要议题。埃奇沃思还是货币理论及货币体系的早期论述者—在这一领域，到1927年时，凯恩斯和哈耶克也分别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有一个促使哈耶克向凯恩斯求助的小借口：1911年，凯恩斯接任了埃奇沃思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的编辑职位。
但哈耶克为什么会认为凯恩斯家里囤积着《数理心理学原理》，就好像后者偷偷藏了一地窖埃奇沃思那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原因实在很难揣测。虽说哪怕英国经济学家也没几个人记得住埃奇沃思，可《数理心理学原理》这本书并不难找。英国经济学派（以凯恩斯在英国剑桥的导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中心）2和欧洲大陆经济学派（以资本投资理论为焦点，以哈耶克在维也纳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首）3固然有着深刻的分野，但两大阵营的接触却很频繁，误解也不浅。马歇尔的经济学以对这门学科的常识性认识和企业实际运营为基础，源自将英国造就成历史上最成功商业国家的浓厚重商主义传统。奥地利学派的诸多概念则更侧重于理论和机理，源自对企业如何运作的智性理解。
奥地利人大多懂英语，熟知英国传统，甚至为之折服；而英国人基本上不懂德文，也忽视奥地利和德国理论家的作品。但对学者们而言，国境线并不能阻挠思想的交流。书籍和期刊的交换往来，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不曾中断，哪怕学者们置身战壕的两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凯恩斯在剑桥的朋友，又是哈耶克的远亲，4他曾在奥地利军队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意大利前线。当时，他写信给凯恩斯说：“你能不能寄一本剑桥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新书给我，等仗打完了我付钱给你。”5凯恩斯及时地照办了。6
就算哈耶克在维也纳大学藏书无数的图书馆里找不到《数理心理学原理》，接下来就向素昧平生又举世闻名的凯恩斯伸手，也未免有失分寸。凯恩斯可不仅仅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研究生经济学的普通教员。42岁时，他因代表英国财政部出席巴黎和会而名满天下。巴黎和会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凯恩斯向公众揭示了巴黎和会上弥漫着强烈的排外心理和民族仇恨，他不光在英国成了名人，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奥两个战败国也成了名人。
凯恩斯对经济学和公共财政的成熟认识相当引人瞩目，英国1914年9月刚一宣战，政府就延揽他去跟美国债权人磋商一笔巨额贷款。这笔贷款数目极大，不仅是因为英国在全世界的战争活动都靠它资助（那时英帝国的领地覆盖了半个地球），还因为美国银行家不信任法国和意大利能偿还贷款，所以宁可把钱借给英国，让后者去给协约国撑腰。凯恩斯的努力极为灵巧，又懂得在官僚机构里迂回跳跃，到战争结束时，他加入了顾问团，建议德国人如何为巨大的战争伤亡和损失进行赔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在历史上达到了巅峰。德奥同盟国和英法俄（后来美国也加入进来）协约国的斗争根源，是国家版图和世界贸易。短短几个星期，双方挖出了绵延上千英里、距离近得喊话都能彼此听见的阴冷战壕，发起自杀性突击。这场战争标志着骑士时代的终结、摩登时代的到来。骑兵和刺刀肉搏慢慢让位给了坦克战、化学武器攻击和空中轰炸。恐怖的4年过去，德国人因为饥饿而无奈投降，到1918年停战时，数千万军人战死沙场，还有800万人“失踪”，2100万人受伤，近700万平民罹难。整整一代的欧洲青年不是死了，就是成了残疾人。
哈耶克回忆说，凯恩斯是“我们中欧人的英雄”，7因为他勇敢地谴责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领导者对战败同盟国的人民课以沉重的战争赔款。《凡尔赛和约》签订短短几个月之后，凯恩斯就拿出了声讨巴黎和会的《和平的经济后果》，瞬间引发全球轰动。它猛烈抨击了协约国的领导者，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Clemenceau）、8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9都有不敬之语。凯恩斯预言，沉重的赔款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极端政体，引发另一场世界大战。这是相当一针见血的批评，而且最终应验。哈耶克第一次和凯恩斯通信时，并不了解这位年轻的剑桥导师背叛资产阶级立场的前因后果。
凯恩斯出生于学术之家。他的父亲内维尔写过有关经济学的书，是剑桥大学的行政管理员。他的母亲佛罗伦斯也是知识分子，是剑桥纽纳姆女子学院早期的毕业生，也是剑桥的第一任女市长。凯恩斯比自己的父母拥有更多独立和原创的心态。从伊顿公学（英国最出名的贵族中学）毕业后，凯恩斯成了国王学院的本科生，钻研数学。他父亲的导师白胡子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很快将他收为弟子。马歇尔是英语世界最权威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的作者，在书中，他介绍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供给满足需求时价格就出现了均衡，以及物体的用途决定了其价值等。马歇尔对凯恩斯的才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劝他放弃数学，把精力转到经济学上来。
在剑桥，凯恩斯和一群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者波西米亚的思想成为他余生思想和行为的指引。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10的构成包括未来很快就成名的几位作家，如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11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2E.M.福斯特（E.M.Forster），13还有视觉艺术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14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15罗杰·弗莱（Roger Fry）16等人。这些人都钦佩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道德哲学家G.E.摩尔（G.E.Moore）17的思想，摩尔高度重视个人友谊和审美的价值。这个小圈子抛弃了死板的维多利亚时代习俗，尤其是它清教徒式的性道德，圈子里的成员会说一种自创的语言来排斥他人。圈中人错综复杂的爱情生活是它的凝聚力所在。他们门对门地住在伦敦广场布鲁姆斯伯里街区（小圈子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有时也住在英国南部乡下的复古寓所里。
凯恩斯长得不帅，也自认没有魅力，但他有一副存在感很强的好身板。他身高差不多有1.97米，略微驼背—他小学时就这样了。离开伊顿公学时，他就留起了一蓬大胡子。他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双深邃、温暖、流露出关注之意的栗色眼睛。男男女女都为他倾倒。他醇厚的嗓音，连那些刻意抵挡他魅力的人都不禁入迷。正如哈耶克所说：“我们这些人运气好，有幸亲眼见到了他。他才华横溢又健谈，兴趣广泛兼有一副好嗓子，很快就折服了我们。”18
凯恩斯和布鲁姆斯伯里的其他人走得不那么近，倒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癖好—他狂热地收集当代绘画，是个多产而雄辩的作家，而是因为他所选择的领域。其他人可以欢天喜地地在传统社会之外过艺术家的生活，肆无忌惮地嘲笑既定秩序，但凯恩斯的经济天赋却让他很受战时政府的欢迎。这一点，他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同伴们从不讳言：凯恩斯跟他们鄙视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了。和这个小圈子里不少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一致，凯恩斯认为，政府想要明明白白的决定性胜利，但这个算盘恐怕会落空。要阻止战壕里每天都上演的血腥厮杀，必须承认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尽快休战。
1914年11月，战争几乎还没开打，凯恩斯就发现西线的战事惨烈得几乎让人无法容忍。“我彻底地痛苦难耐，”他写信给斯特雷奇（指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家Lytton Strachey，也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成员），“日复一日地看到年轻人走上屠宰场，让我忍无可忍。这所大学已经有5个人，还是本科生，甚至刚毕业的，阵亡了。”19随着战争陷入僵持，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丧命的消息传了回来。“昨天传来消息，我们学校的两个本科生死了，他俩我都认识。”他写信给自己某段时期的秘密情人邓肯·格兰特。“今天，鲁珀特死了。”2028岁的诗人鲁珀特·布鲁克在前往加里波利战场的途中阵亡，这一消息震惊全国，他在国王学院的朋友们尤感悲痛。
尽管凯恩斯有着浓重的和平主义倾向，他仍然乐意把自己的智慧借给战争活动，倒不是说他特别爱国，而是因为他对战时公共政策难题感到好奇。较之其他特别任命的官员，凯恩斯在战争期间所扮演的角色都更为重要。他做得也很好。替他写作传记的R.F.哈罗德（R.F.Harrod）21解释说：“他在协约国的跨国经济活动中占据了关键地位，无人能挑战。他思考政策，实际上，还要承担决策的最终责任。”22这是凯恩斯人生与哈耶克最大的不同点：哈耶克单纯地沉浸在经济理论当中，刻意地与政治保持着距离；凯恩斯感兴趣的却是应用经济学，改善他人生活。
战争进入第二年，即1915年，凯恩斯在财政部的职位和他“战争非道义”的信念发生冲突，逐渐影响到他在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里的友谊了。1916年年初，他在压力之下，和他们一起做了拒服兵役的登记，以免应征。23斯特雷奇（他的情人格兰特移情别恋了凯恩斯）极为直率地表达了对凯恩斯职位的不满。财政部财务秘书埃德温·蒙塔古发表了一篇针对德国的血腥演说之后，斯特雷奇剪下一篇报道评论，放在凯恩斯的晚餐桌上，并附了纸条说：“亲爱的梅纳德，你怎么还在财政部呢？爱你的，利顿。”24斯特雷奇还对弟弟詹姆斯说，“我本来要写信给他，正巧他跟我同在戈登广场用餐，所以我就把信搁在了他的盘子上。他真该辞职。”斯特雷奇接着说，“他还幻想着为这种人帮忙吗？有什么用？……这可怜的家伙觉得这事儿挺正派，他还承认，有能力把事情干好，让他感到愉悦，这是他留在财政部的一部分原因。他好像还以为，每个星期帮国家省下几百万（英镑），是为国家做了不起的贡献。”25
压力让凯恩斯考虑辞职，他开始用大量的时间帮他拒服兵役的朋友们开脱，免得他们被送进监狱。但他仍然相信，他参与战争管理的做法是正确的，他的努力带来了更温和的政策，要是把他的工作交给别人做，恐怕更糟糕。到1918年11月，和平终于降临，他很高兴自己顶住了不负责任地辞职回国王学院的念头。但战争结束并没卸下他肩上公职的担子。1919年1月，他以英国战时政策负责人的身份，动身去参加巴黎和会，为首相劳埃德·乔治提供谈判策略方面的建议。
凯恩斯对会谈并不心存幻想，他的态度和他为自己参与战争管理的辩解一样：如此密切地参与国家事务，他感到很愉快。他认为，如果有他参加，会谈结果会更公正、更文明。他对自己喂养了战争机器这么久一直心怀愧疚，他希望确保条约公平，借此释怀。诚如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说26：“他一直在为自己寻找赎罪的办法。”27
协约国最关心的是要让“德国人用土地、海洋甚至空气，补偿因其侵略行为而对协约国平民及财产造成的所有损失。”28在瘦高总理乔治·克列孟梭的率领下，法国人最为固执地坚持，要让发动战争的战败国偿还对物质和人力造成的破坏，但协约国很快就陷入困境。它们越是要求没收德国的国内资产和海外投资，清算其煤炭和钢铁行业、商业船队等，德国人就越是不可能偿还每年的现金赔款。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竞相独立（它们从前是德意志和奥匈帝国的领土，会把盈余物资送往帝国首都），进一步削弱了战败国的还款能力。
其他的并发症也不少。冲突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在俄国，先是孟什维克民主党人结束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统治，与轴心国和谈，接着布尔什维克又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孟什维克的民主政府。如果协约国对战败国一味搜刮，很可能会破坏战败国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在德国战败看似不可避免的1918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刚遭废黜，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就领导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cus League）发动了革命，挑战新成立的民主政府。29然而，协约国还是继续为极端分子创造着滋生的条件。他们一面为怎样榨干魏玛政府而争吵不休，一面继续对德国实行封锁。不久，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就席卷了德国和奥地利，民众的苦难为革命者拉拢人心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在巴黎，凯恩斯成了战败国的无声支持者。他认为，不应该把德国给活活饿死，又进而着手确保奥地利得到更仁慈的待遇（维也纳人都知道这件事—年轻的哈耶克也刚从意大利前线回来）。凯恩斯结识了卡尔·梅尔基奥（Carl Melchior）博士，30后者是汉堡沃伯格家族银行（M.M.Warburg）的合伙人，也是德国在巴黎的首席谈判代表。两人秘密会面（此种行为是协约国严禁的），谋划了一笔交易：只要德国商船队向协约国投降，就送粮食到德国去。
1918年5月，凯恩斯代表奥地利挨饿的妇女和儿童提出恳求。根据奠定梅尔基奥协议的会议纪要，“凯恩斯先生声称，对奥地利所处的可怕情况，他但愿自己能设身处地地加以设想。民众大规模地挨饿，（英国）已经借给他们大笔资金来购买食物，还有大量民众没有衣服穿。人民置身绝境，他们已经为参与战争遭受了可怕的惩罚。”31面对奥地利人民的困境，凯恩斯反对战胜国，反对《凡尔赛和约》，这让他在哈耶克和维也纳的朋友们中获得了英雄般的地位。
凯恩斯相信，庞大的赔款会给欧洲带来灾难般的影响，让永久和平的前景越发黯淡。“我彻底筋疲力尽了，一部分是因为工作，另一部分是因为邪恶围绕着我，让我感到抑郁。”他给母亲写信说，“《凡尔赛和约》太离谱，根本做不到，只会带来不幸……我想，我已经成了这一切邪恶与愚昧的帮凶了，但现在它很快就会有个了断。”32他写信给当时假作农场工人逃避征兵的格兰特，说协约国的领导者“本有机会以仁慈甚或宏观长远的立场看待世界，但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33他写信给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首相要把我们带入毁灭的泥沼。他提议的欧洲战后安置计划会扰乱经济，让数百万人送掉性命。这场悲惨的闹剧，你指望我怎样为它出力呢？”34此前的一个星期，张伯伦曾表示，“我强烈感觉，您目前继续为国家出力，极为重要。”35但这一回，财政大臣未作回应。
凯恩斯搬出了财政部谈判团队所住的马捷斯蒂克酒店，在巴黎市西边毗邻宁静的布洛涅森林找了处公寓躲了进去。他患上了神经衰弱，写信给母亲说：“我有一半的时间都躺在床上，只在和财政大臣、财政大臣的盟友，要求对战败国施以惩罚性赔偿的南非战场元帅J.C.斯马茨（J.C.Smuts），36首相劳埃德·乔治会面时才起来……上个星期，我真的到了极限了，我完全不喜欢那样的前景，直接睡到了床上。”37因为深信自己再无法让条约恢复理智了，凯恩斯写信给劳埃德·乔治要求辞职，“我应该让您知道，上周六，我从这场噩梦里开小差了。我在这儿帮不了更多忙了……战役输了。”38
巴黎和会上的所见所闻，让凯恩斯难耐心中的怒火，他决定把这次经历好好利用起来。他躲到格兰特和妻子瓦妮莎·贝尔在东萨塞克斯郡查尔斯顿的一间农舍，于短短两个星期里，他热烈地写下《和平的经济后果》，以冷静、全面、无情也略带打趣的口吻，揭露了战胜国索赔主张危险至极的荒唐。他的整体观点是，和谈与和平无关。贪婪地复仇，渴望看到德国永远臣服脚下，有可能会唤起另一场导致世界冲突的“欧洲内战”。39“受疯狂的妄想和鲁莽的自利所打动，德国人掀翻了我们所有人居住其上、建设的根基。”凯恩斯写道，“但法国和英国民众的代言人，却还要冒险把这片废墟毁得更彻底些。”40
凯恩斯希望读者们理解，协约国对德国施以重罚犯下了弥天大错，德国根本没有能力履行其条约义务。他从斯特雷奇的讽刺作品《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这是一本揭穿英国偶像真实面目的书，比如克里米亚战争中涌现的护士英雄佛罗伦萨·南丁格尔等）汲取了灵感，对齐聚在威尔逊总统巴黎会客室里的人物做了一番刻薄的白描，调动了公众的想象力。克列孟梭，“一位年迈的老人，平时总把力气留给重要的场合……常常闭着眼睛，面无表情地靠在椅背上，带着灰色手套的双手环扣，搭在前面。”41法国总理的态度是“你绝不要跟德国人谈判，不要安抚他们，你必须对他们发号施令”。克列孟梭相信，“公正公平的和平条约太宽宏大量了……只会减少德国人恢复元气的时限，加快它东山再起、再次蹂躏法国的进度。”42
凯恩斯对劳埃德·乔治的评价同样尖刻，尽管他在母亲的劝说下，省略了一段辞藻华丽的形容：“（劳埃德）这塞壬女妖，这山羊脚的诗人，这半人的访客，从凯尔特巫女横行的古老魔法森林穿越到我们的时代。”43但凯恩斯仍然保留了如下批评：劳埃德·乔治为确保自己所在的自由党政府获胜，竟在巴黎和会谈判的过程中召开换届选举，而后又跟保守党对手竞相投标，赌谁能最快让德国一贫如洗。
对凯恩斯而言，和约的邪恶之处体现在细节当中。德国要把它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占领的煤炭基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还给法国，还要让出本属于自己的产煤大省萨尔和上西里西亚。凯恩斯判断，“没有了煤炭，德国的工业会遭到破坏。”44此外，德国还要把莱茵河等可通航的河流交给一家国际机构，放弃自己的商船队还有大部分的铁路。他认为，“欧洲工业的未来为黑暗笼罩，革命的前景大好。”45
还有赔款。凯恩斯揭穿，法国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德国再度沦落为贫穷的农业国，同时，法国和意大利还有一个次要目标：挽救本国破产的经济。虽然人人都知道，德国业已破产，破产导致了它的投降，它本身再也无力通过税收或借贷来筹集资金，可这没关系，没人在乎。凯恩斯指出，恨意深重的协约国复仇心切，“德国偿还能力的预测值，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期待。”46条约坚持的数目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能力。“事实上，德国是把自己的盈余产能永远地交给了协约国。”47凯恩斯断言，条约“年复一年地剥削着（德国的）民众”，未来终将证明，《凡尔赛和约》“必定是文明史上残忍胜利者所做出的一轮最残暴行径。”48
1919年11月，《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手稿交到了出版商麦克米伦手里，次月付梓上市。就连把情人格兰特输给了凯恩斯，又爱对朋友的文学成就吹毛求疵的斯特雷奇也掩盖不了内心的喜悦。“亲爱的梅纳德，”他写道，“你的书昨天送到了，我一口就把它给吞了……它绝对惊人、绝对可怕。”49凯恩斯半开玩笑地回答，这本书的反响是“它淹没在了……如洪水般的赞美里”，他写道，“每一位内阁大臣都来信说，书里的每一个字，他们都深表认同，等等。我猜隔不了多久，连首相大人也会告诉我，这本书代表了他的观点，写得妙不可言。”50
强硬的大众媒体指责凯恩斯亲德，说他不明白狠狠教训德国人有多么重要。一家报纸建议给凯恩斯授铁十字勋章，那是德国最高的英勇奖励。凯恩斯的东家张伯伦斥责他不忠，“坦白说，我很遗憾，人坐在一个凝聚了如此之多信任的职位上……竟然如此冲动地歪曲他的祖国所扮演的角色。”他写道，“我不禁担心，这样的评论恐怕不会让我们的外交路线变得更顺畅。”51这本书，哈罗德形容是“最优秀的一部英语论战之作”，52斯基德尔斯基则称之为“20世纪文学史上最独特的个人声音”。53它注定要改变凯恩斯的生活。从那以后，他成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宠儿，媒体争着要他对和约、对任何世界贸易与经济的相关事件加以评论。
这本书的销量证明了一切，美国初版的两万册立刻卖得精光。到1920年4月，英国总共售出18500册，美国售出70000册。它被译成了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以及俄语、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日语和中文。到6月，全球销量超过了10万册。更让凯恩斯高兴的是，它还被翻译成了德语。它的德文版在维也纳大受欢迎。正如哈耶克所说，“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让他在欧洲大陆比在英国还出名了。”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