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迈向《通论》 免费治愈失业的办法，1932～1933年
接下来的几年，凯恩斯在战略上有所改变。他是一个天才的大众辩论家，但不管他多么努力地设计、煽动政府利用公共工程去治愈失业，他自始至终都觉得没取得多大的进展。写完《货币论》之后，凯恩斯对居高位者失去了影响力。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国家”管理，不过是换了个名字的保守党政府。保守党认为凯恩斯反商业，宣布他是“不受欢迎人士”。失败了的工党转向左翼，党员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注定要失败，所以没什么耐心接受凯恩斯对这套制度的补救措施。至于凯恩斯视为自己精神家园的自由党，则饱受打击，落魄潦倒。
权力高层现在几乎无法容忍凯恩斯。诚然，他仍然时不时地跟麦克唐纳在波迈的雅典娜俱乐部共进午餐，但这无非是过去他跟掌权者们共度好时光所残留的幽灵罢了。他在首相经济顾问委员会下属的经济信息部保留了一个职位，但1932年2月，政府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顶级经济学家委员会为政策提供建议，凯恩斯未能入选，他的老对手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却得到了席位。
凯恩斯认定，自己新书的目标受众不是普通公众，不是政治家，不是财政部的公务员，不是银行里的金融大师，而是自己的同行经济学家。因为没法通过较为直接的路线带动变革，他现在迈上了新的征程，他要巧妙施展自己的理论，让经济学家代表他去奋斗。为此，他打定主意，《通论》一书中的论点要毫不含糊地恰如其名，1理性呈现，覆盖全面，逻辑紧密。他开始筛选自己的想法，接受“马戏团”成员们的批评，咨询亲密的同事，他相信，这些热心的知识分子能让《通论》完完全全地说服那些早已准备好接受说服的人。完成这部作品，将花去他5年多的时间。
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好斗遭遇太刺激又太徒劳无功，这逼得他认为，与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辩论没有意义。他试图超越正统的市场经济学的制约，并相信哈耶克深陷于旧思维，无法理解自己正在酝酿的新概念。他对哈耶克1932年以英文出版的文章《资本消耗》（Capital Consumption）潦草地写了一句评语，“仍然是荒唐的废话。”2他们交叉穿越了彼此的道路，也对两人的分歧展开过粗略的对话，但凯恩斯并不想说服哈耶克。“上个周末，哈耶克到这儿来了，”1933年，凯恩斯从国王学院写信给莉迪亚。“昨晚，我和他一起坐在大厅里，今天还跟他在皮耶罗·斯拉法家里吃了午饭。我们在私交上相处甚得。但他的理论是垃圾，我今天觉得，就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了。”3凯恩斯是个热心的进步主义者，渴望帮助推动世界走向更具仁慈的未来；哈耶克虽然一辈子都说自己不是保守派，但却对新东西持有深深的怀疑。哈耶克明白，他和凯恩斯的辩论，无非是重复了奥地利学派思想悲观的内在逻辑。他后来承认：“在我看来，我所做的事，往往是指出别人选择的前进道路上有什么障碍，而不是为打开发展之路提供新思想。”4
在这个头脑风暴的重要时期，有一个人与凯恩斯保持着频繁的接触—牛津大学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1922年秋，哈罗德在凯恩斯手下研究过经济学；凯恩斯过世6年后，他出版了凯恩斯的官方传记，“为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思想的迅速传播起了重要作用。”5凯恩斯定期把《通论》的校样发给哈罗德，征求后者的意见和批评。哈罗德回忆说，自己对每批草稿的评语“由激情、强烈的钦佩，以及对凯恩斯巨大成就的仰慕感所构成，但也孜孜不倦地想要在某些方面转换他的观点”。6
随着《通论》慢慢成形，凯恩斯以他惯常的争议风格生出一种感觉，如果想让财政部的官员们放弃对古典经济学不假思索的执著，他必须彻底反驳哈耶克及其同类人的思想。虽说“马戏团”的成员们正在战壕里和正统信徒们激战，还激动地加以怂恿，但哈罗德仍然保持着难得的温和声音。“我尽力减轻他对‘古典学派’的攻击，”哈罗德回忆说，“我和他的意见一样，认为传统失业理论存在着可悲的缺陷，问题的根源来自不正确的利息理论，但他控诉传统利息理论没有意义，这我不同意。在我看来，这会把他的批评意见推得太远，扬起太多的灰尘，引发不相关的争议。”7凯恩斯并不担心惹是生非，拒绝删除《通论》最后一稿中对哈耶克近乎赤裸裸的尖刻攻击。凯恩斯认为，如果旧的思维放肆阻碍了更广泛的人群理解他认识经济学的激进新方法，让世界增加不必要的苦难，那么，哈耶克的思想就必须要加以解决、解剖，令人信服地处决掉。
不过，20世纪30年代初，对凯恩斯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仍然是“马戏团”。再没有谁，能比理查德·卡恩对凯恩斯的帮助更大了，卡恩让凯恩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壮举，指出增加投资能提高需求，却又不引起灾难性的价格上涨。“马戏团”于1930～1931学年频频相聚，1931年5月剑桥考试之前放弃正式会议，这时，离凯恩斯着手为撰写《通论》整理思路还有好几个月。不过，理查德·卡恩、琼及奥斯汀·罗宾逊夫妇、皮耶罗·斯拉法、詹姆斯·米德等人，继续揶揄、剖析凯恩斯思想的每一次转折，对他的内心争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凯恩斯在《通论》的序言里写道，“撰写这样一本书，笔者沿着陌生的道路摸索，如果想要避免过度的失误，他必然极度依赖于批评和对话。人要是单独思考太久，什么愚蠢的事情都可能信以为真了。”8
有人怀疑“马戏团”到底为《通论》做了多少贡献，9但“马戏团”成员们深信，他们时常尖酸刻薄的批评通过卡恩传给凯恩斯，为凯恩斯的思想和最终成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认识凯恩斯的人或许会吃惊，他竟愿意整个星期地和充当小群体发言人的我讨论出现的问题及其暗示。”10卡恩回忆说。奥斯汀·罗宾逊也认同这种感觉，就为什么凯恩斯感觉有必要战胜哈耶克等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一事，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我以为，凯恩斯人格的伟大之处，在这一时刻表现得最为强烈，”他回忆说，“凯恩斯从不表现出迟疑。他比我们其他任何人都更热切地追求真理，就像他打算要去驳倒最凶狠敌人的作品一样。”11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作品，凯恩斯当真就是这般态度。
“马戏团”确然留下了痕迹。大家都出力说服凯恩斯，他在《货币论》里引用“寡妇之坛”（widows cruse，意为取之不尽的资源）的例子是错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凯恩斯式比喻，他认为，企业家把部分利润花在购买商品上，而商品的价格亦将提高到同等程度，从而将企业家的利润恢复到从前的水平，使其保持原先的富裕程度，就像是圣经“寡妇之坛”（《旧约·列王纪》）里的油罐一样，不管寡妇用多少，它始终是满的。出于同样的道理，他们还让凯恩斯放弃了他喜爱的“寡妇之坛”的反面概念，即他口中的“达纳埃之罐”（the Danaid jar）。达纳埃是希腊神话里的人物，阿尔戈斯国王达那俄斯的女儿们。她们下了地狱后，受到的处罚是永远去装一口漏水的罐子。凯恩斯的“达纳埃之罐”理论认为，企业家通过削减消费、增加储蓄来谋求损失时，收益递减规律意味着他们永远不可能恢复从前的富裕水平。12卡恩和琼·罗宾逊双双提醒凯恩斯注意，这样的结论只有在封闭经济体中才能成立，即消费品的产出是固定的、有限的。卡恩这样指出谬论：“如果企业家通过增加消费品产出来应对反常的利润，消费品的价格水平将逐步下降，反常利润也将下降，直至企业家的收入恢复正常，或是碰到了某种屏障—产能彻底用完，或是劳动力充分就业。”13
凯恩斯为了辩解，给琼·罗宾逊写了一封痛苦的信，指出在《货币论》的部分章节中，“我对产出变化的影响做了大量讨论；我只是在初步理论论证的一个特定点上假设恒定产出。”14但“马戏团”成员对这两点谬误的异议，使凯恩斯领悟了《通论》的一个关键元素：总体产出不是固定的，而是能够随着投资的增加，提高到经济体内人人都能就业的程度。15这是凯恩斯日后全盘反驳哈耶克等古典经济学家主张的头一条细微思路。后者认为，若任由经济自己发展，长期而言，它必然会达成均衡状态，之后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则在《通论》中主张，在短期和中期而言，经济可以在有着相当多失业的情况下达到均衡状态，古典经济学家预测的充分就业均衡往往难以实现。凯恩斯相信，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和美国遭受的慢性失业正是充分就业均衡实乃谬论的证据。
事实证明，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卡恩不光深得凯恩斯的喜爱，是其最忠实的学生，甚至还赢得了类似“儿子”的地位。凯恩斯需要定义、完善自己想法的时候，只邀请卡恩一人进行长时间的对话。卡恩很早就进入了凯恩斯孤独的象牙塔，充当有耐心、头脑清醒的创作伙伴。卡恩曾解释凯恩斯怎样在沉思中把他当成监控用的回声板。“1930年开始，我的大部分假期都到（凯恩斯的苏塞克斯）农舍陪伴凯恩斯和莉迪亚了，”16卡恩回忆说，“我缓解了孤独，还因为身在现场，充当了一种比邮件通信更快捷的讨论方法。”17卡恩也修改了凯恩斯的文字。“我的书面贡献—不是口头说说而已—写在校样的白边上。这种笔记有时是略作修改的意思，有时则是提醒凯恩斯和我应当对所示段落加以讨论，或是订正印刷错误。”18
卡恩为凯恩斯思考提供了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新元素，他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公共投资甚至借来的资金，可以很快收回成本，同时大幅降低失业率：卡恩先称之为“比率”（the ratio），凯恩斯后将之改为著名的“乘数”（the multiplier）。凯恩斯直观地得出结论，公共投资很快就能自我清偿，1929年，他在呼吁政府帮助无业者就业的自由党竞选小册子《劳埃德·乔治做得到吗》（与休伯特·亨德森合著）上就说过。自由党承诺投资连续3年每年投资1亿英镑创造就业岗位，但财政部却斥之为白白浪费钱。
凯恩斯指出，恰恰相反，新岗位花费甚少，而且能提升企业信心，因为企业家会投资利用这些新聘雇员产生的新需求，政府直接创造的岗位还将得到私营企业所创造的岗位之补足，后者将为向前一部分新聘员工提供商品和服务。“许多现在失业的工人能得到工资，而不是失业救济，这意味着有效购买力的提升，从而在整体上刺激贸易，”凯恩斯和亨德森辩称，“而且，贸易活动越多就越能进一步刺激贸易活动；创造繁荣的力量和带来贸易萧条的力量一样，都具有累积效应。”19这是常识，尽管凯恩斯也承认，“精确衡量这种特点带来的效应恐怕不可能。”20而理查德·卡恩在1931年6月号的《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国内投资和失业的关系》，他亲自做了统计工作，证明凯恩斯的乘数推测真实有效。
卡恩回忆了自己是怎么想到要解决乘数之谜的。“1930年8月，我在奥地利蒂罗尔州着手撰写这篇所谓的‘乘数’文章。”他写道，“《劳埃德·乔治做得到吗》给了我灵感，部分原因在于它标志着思考发展的一块里程碑，也因为它提出了一些算术和逻辑问题。”21卡恩越是深入研究会有多少人因政府聘用工人而间接受雇，就越是惊讶于凯恩斯与亨德森的猜测是何等的准确。公共资金注入市场，唤起企业信心，带来新增投资，创造新的岗位—卡恩把对这部分岗位的量化暂时搁到一边，因为“对近期未来的信心状态，很难评估，更难于量化”。22提高企业信心能带来更多的就业，这一点他很有信心，至于它到底能创造多少新的岗位，卡恩把这棘手的计算留到以后再做。
卡恩把注意力集中放在凯恩斯和亨德森主张的中心论点上：每花100万英镑用于修建新公路，就能创造5000个新的岗位，其中一半是直接岗位，另一半是间接岗位。凯恩斯和亨德森估计，“将近一半的资金成本当时就能收回，”其中1/4是不必提供失业救济而省下来的。卡恩同样得出结论，不用支付失业保险，再加上贫困救济开支减少，政府省下来的钱占公共建设投资成本的一半。凯恩斯和亨德森预计新就业人士能带来相当于投资成本1/8的就业税，卡恩也同意。凯恩斯和亨德森的估计，与卡恩用严格数学分析计算出的结果极其类似，把后者吓了一跳。他写道：“凯恩斯和亨德森的天才猜测准确得惊人，只不过，迄今所知，他们并未对‘乘数’，即新增总就业（直接岗位加间接岗位）与直接就业的比率进行估计。”23卡恩认为，不同国家的乘数或有不同，它取决于公共投资带来的收益有多少会外流他国，尤其是在英国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他估计，在英国，这个数字在0.56～0.94，“我认为取其中值3/4，‘恐怕会存在偏低估的误差。’”24
卡恩回忆说，“从一开始，我主要关心的就是许多因素—税收的增长，国库在多方面的节省……进口相对于出口的增长”，因为新就业者可能会在进口货上花钱，却不一定对出口有贡献，“私人储蓄的增长（主要来自利润）以及物价上涨带来的储蓄率的变化，都能抵消投资的成本。”25卡恩料到古典学派很快会对政府投资公共项目提出两点异议，即这些举措会提高通胀，这由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指出，26它们只会增加货币流通量。卡恩认为，说生活成本会上涨“是十足的昏庸之语”，因为“如果真的出现价格上涨，它也是伴随生产增加自然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供给曲线的斜率早以指明”。27这就是说，不管出于何种方式，只要需求增加，价格就倾向于上涨。人为提高需求带来通货膨胀，这没什么特别的。他的结论是，因为创造就业使用了公共资金或贷款，而不是由私人出资，就反对增加生产或供给，完全是转移人视线的障眼法。至于反对政府靠印钞票而不是通过借款来筹资，卡恩认为，“为什么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一定要靠创造额外的钞票来支撑，却不能靠向公众借款来支撑，这是全无理由的（当然，大型项目突然启动，出于点火目的，银行系统提供一些临时帮助会很有用）。”28
虽说小圈子之外的人并不知道凯恩斯的思想迈向了《通论》，但那些反对他观点的人，比如伦敦经济学院的哈耶克和罗宾斯，恐怕还是很难不听说凯恩斯的煌煌巨著取得了很大进展。到1932年夏天，一切变得清晰起来。凯恩斯开始在一系列的周一上午讲座里向剑桥的学生们阐述他后货币论时代的想法，以“纯粹的货币理论”为名。到讲座上听课的人挺多，不光有剑桥的教员、其他科系的本科生，还有许多感兴趣的受邀访问者。秋季学期，在蒂尔顿经过长长一个夏天的反刍，凯恩斯重开了系列讲座，以醒目的通知告知学生，随后的讲座将名为“生产的货币理论”。多伦多大学的访问研究生罗瑞·塔尔希斯参加了四个系列所有的讲座，他回忆说：“1932年10月的这些话，凯恩斯……实际上宣告了凯恩斯革命拉开了序幕。”29
凯恩斯一堂接一堂地做着讲座，读着自己手里成套的修订校样，展现了最新的个人思考。来听讲座的人都看出，他们见证着一桩非凡的事情。诚如塔尔希斯所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只有顽石才不会因为这些讲座感到兴奋。”30美国本科生迈克尔·斯崔特则回忆说：“就像我们在听的是查尔斯·达尔文或者艾萨克·牛顿一样。凯恩斯说话时，听众都大气不敢出。”31讲座快结束时，凯恩斯也将自己的想法打磨得足够满意，准备把最后一版的校样交给出版商麦克米伦。这本书，许多人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著作。
虽说凯恩斯酝酿《通论》期间基本上沉浸在学术生活当中，但他也在公共领域出了一次大风头。听说世界经济会议将于1933年6月在伦敦举行，凯恩斯克制不住地想有所作为。他希望制定政策的人能用得上自己最近的想法。他向《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道森主动提议写一组系列文章，建议通过国际合作穿越全球经济低谷。文章让读者抢先窥视到了一套即将改变世界的革命性理论。
在《泰晤士报》上刊出后，这组文章又收录成了一本名为《通往繁荣之路》（The Means to Prosperity）的小册子，事实证明，这本小册子成为通往《通论》珠峰的大本营。这一次，时年50岁的凯恩斯，放弃了自己擅长的新造短语和华丽讽刺，清晰而毫不犹豫地抛出了一个论点，他很有信心，光是这个论点，就足以吸引聚集在伦敦的经济学家和财政部长们的关注了。他向他们发起了挑战：要么，同意他的观点—用对纳税人最微不足道的成本创造百万就业岗位；要么，说明白他到底哪里错了。这本小册子对他充满想象力的观点做了最完整、最严谨、最具说服力的表述，包含了日后称之为“凯恩斯主义”的一切要素。《通论》只想影响搞学术的经济学家，《通往繁荣之路》却是特意为那些对经济学了解不多的各国财长们所写。对哈耶克主义者来说，《通往繁荣之路》清晰地表明，尚在成形的凯恩斯主义即将挑战他们的哲学。它公平地预先警告哈耶克主义者，《通论》里会出现哪些内容，也暗示他们，该是时候为反驳做准备了。
在《通往繁荣之路》中，凯恩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认为只要坚守传统补救措施，世界经济就能复原的人。“仍有人坚信，唯一的出路就是苦干、忍耐、节俭、改善业务方法，信贷更加谨慎，以及避免政府干预。”32他写道，凭借卡恩论文的武装，凯恩斯首次公开把“乘数”整合到自己的提议里：政府应当花钱提高经济总需求。他迎头痛击了哈耶克主义者“政府支出只会刺激通胀”的论断。
“如果新的支出是额外的，而不光是其他开支的替代品，那么新增的就业就不会止步于此，”他写道，“（政府支出的）额外工资和其他收入，会用来购买其他东西，这反过来引出了更多的就业。如果国家的资源已经充分使用，这些额外的购买会主要体现为物价上涨、进口增加。但在当前情况下，额外消费只有一小部分会作用在这方面，因为它的大部分可由目前未得利用的国内资源来提供，不会让价格发生太大变化。”33
对那些第一次接触到“乘数”这个词、不了解它如何运作的人，凯恩斯做了详细的解释。新增资本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这些新就业的人产生了新的购买需求，为供给这些新增需求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反过来，这些新增的就业员工，又为其他人创造了就业岗位，如此反复。他认为英国的“乘数”是2，但他并不想说得太夸张，免得自己的论点显得像是痴人妄语，所以他说政府为创造新就业机会所花的每一英镑，对总体经济价值一个半英镑，“在材料、交通、直接就业上投入的额外200英镑贷款支出，表面上只够让一个人工作一年，考虑到它的连续反响，实际上足够负担一个半人。”34他强调，就业不是“乘数”带来的唯一好处。“（财政大臣）有半数的拨款，其实会通过失业救济金减少，以税收增加的形式回到他手里。”35这日后成为《通论》中的一个关键元素，即经济学家和财政部长不应当只顾着看国家收入和支出是否持平，更要看国家总收入的水平，即凯恩斯所说的国家“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
2008年信贷危机后，政府出台举债刺激经济的方案，立刻有人出于对预算赤字的焦虑而加以反对。当年的凯恩斯也碰到过这样的批评，但他说，“认为增加就业的方案和平衡预算的方案不可兼得—我们必须慢慢来，小心对待前者，以免伤害后者，这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除了增加国家收入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平衡预算，而增加国家收入和提高就业基本上是一个意思。”36《通论》里的另一点关键元素展现出来：国家收入等于所有就业者的收入总和。
凯恩斯估计，每年花1亿英镑可以把100万人安置就业，而其中5000万英镑资金或许都来自减税。这是凯恩斯第一次提出减税可以用来刺激经济，此举日后先是成为凯恩斯主义者及走凯恩斯主义路线的财长们的标志性政策，接着又变成保守派对手们的护身符。他提醒说，这样的减税对就业市场会产生预期效果，“但用削减政府等量开支（如减少学校教师的薪资）来平衡减税，是达不到效果的，因为这代表了对国民消费力的再分配，而非净增长。”37哈罗德评论说：“我们从这里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激进想法的迹象，这个想法的激进程度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的建议，财政部长们不光靠贷款来资助公共工程，还要在不削减当前支出的条件下减税，从而刺激额外的购买力。这几乎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赤字财政’了。”38
最重要的是，凯恩斯提出了一个覆盖面更大的诉求：面对普遍存在的妨碍商业活动的通货紧缩（价格下跌），各国采取一致行动，提高全球需求，蓄意提高价格，刺激企业家和私人行业。“除了在全世界提高贷款支出外，没有其他有效手段能抬高世界价格。”他宣称，“事实上，美国靠贷款维系、用于国内外的支出崩盘，是拉开市场暴跌的主要力量。”39
接下来，凯恩斯进入另一个思考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为恢复全球经济，获胜的同盟国就受了他思考的指引。凯恩斯经常对以黄金作为财富衡量手段的做法表示轻蔑。而他现在提出，世界各地的财长要一致印钞票，假装货币背后有黄金的支撑。对凯恩斯来说，“名义黄金”和真正的金元宝一样有用。个别国家早就放弃了纸币供给和国库等量黄金挂钩的做法；为什么不把同样的金融逻辑应用到全球信贷系统呢？每一个国家都将得到“黄金票据”带来的好处，却又无须实际囤积黄金。凯恩斯呼吁，世界市场因为经济失败而动弹不得，这是恢复信心的一种手段。但倘若它真是恢复信心的手段，那它也无非是一种单纯的信心骗术罢了。罗伊·哈罗德解释说：“如果所有国家都在本国金矿发现了等量的黄金，并因这些黄金储备受到激励，奋勇向前，没人会觉得这是骗局。为什么黄金券不能扮演同样的角色呢？”40
凯恩斯而后又提出一个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确保战后的世界不再重走《凡尔赛和约》的错误老路，同盟国也进行了同样的思考，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金融机构，日后的世界银行就是这么来的。凯恩斯建议，根据“该国在最近某个日期—比如，1928年年底前持有等量的黄金储备”，将50亿美元的“黄金票据”分配给每个国家。41为确保货币稳定，长久以来反对货币和黄金挂钩的凯恩斯不情愿地提出，名义金本位应当继续统治全新的世界金融体制。“纸币就是黄金票据，”他写道，“参与国需将它们视为黄金的等价物。这意味着，每一个参与国的货币都将和黄金维持某种明确的联系。”42
凯恩斯的临终意见里有一条极为不祥的注解。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他曾预言，强加给战败国的赔款是促成左右两翼极端政治运动的理想环境。尽管他并未在《通往繁荣之路》里提到文章面世前两个月德国出现的局面，即纳粹党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1月就任总理，但他确然暗示了另一种情况，展现了他对世界政治走向的先见之明。
“有些愤世嫉俗的人，读了我的前述观点，不免得出结论：要把世界从大萧条里拯救出来，除了战争之外别无他途。”他写道，“迄今为止，战争是政府认为大规模贷款支出可取的唯一理由。对和平时期存在的种种问题，它们胆小，过分谨慎，缺乏热情，没有毅力和决心，只把贷款视为债务，却不去想怎样把社会本可能浪费的过剩资源转化成有用的资本资产。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做出展示，哪怕承担的是和平的使命，这个国家也能精力充沛。”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