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通往无处之路　哈耶克把凯恩斯的补救措施和暴政联系到了一起，1937～1946年

《通论》出版后，美国凯恩斯主义革命的成功似乎已十拿九稳，但罗斯福政府对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应用还是只鳞片羽，不成规模。富兰克林·罗斯福欢迎凯恩斯到访白宫，但按新学说主张的规模大兴公共项目，还是让他很紧张。等到1937年春，生产、利润和工资都恢复到了美国1929年的水平，暗示经济复苏上了正轨，总统就发出了转向的信号。失业率从前一年同期的16.9%下降到14.3%，罗斯福的一些顾问，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里纳·埃尔克斯1在内相信，新政的就业安置计划已经在施展魔法了。

1937年6月，罗斯福重新回归正统路线，他削减开支，紧缩信贷，提高税收。2联邦创造就业岗位的机构运作放缓。不久之后，美国又一次陷入衰退。“罗斯福衰退”持续了整个1938年，工业生产萎缩了1/3，价格跌了3.5%，失业率攀升至19%。3罗斯福试图以攻击大企业的方式免遭责难。1938年1月，大选在即，总统改弦易辙，将一份37.5亿美元的开支法案送上国会，4月再呈上12.5亿美元，为新一轮创造就业岗位举措提供资金。

在4月14日的一轮“炉边谈话”中，罗斯福采纳了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我们的问题，主要是来自消费需求不振，”他说，“让经济好转的关键在我们。”他宣布将3亿美元用于清理贫民窟，1亿美元用于修建公路，其余数百万美元用于“公共改善”。罗斯福为自己态度的逆转解释说，为失业者提供帮助，能保护美国，不出现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猖獗的极端主义。“我们民主体制的健全，取决于我国政府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的决心。”他宣称。4

2月，凯恩斯写信给罗斯福。他认为“罗斯福衰退”是“犯了乐观主义错误”，他敦促总统坚持到底，并建议以兴建房屋为重点，“这是迄今为止最佳的复苏援助。”他呼吁罗斯福克制反对商业人士的言论，他们“困惑、发懵，真的吓坏了”。他写道：“如果您让他们陷入不折不扣的恐惧情绪……国家的负担就无法转移给市场。”5

德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迫使罗斯福按照凯恩斯的建议大手笔开支。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他无视《凡尔赛和约》，着手大规模重振军备计划。一年之内，德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不曾摆脱的失业困扰一扫而空，实现了充分就业。6欧洲的民主国家忧心忡忡，也开始扩展军备，这给了美国军工行业一针强心剂。在英国，内维尔·张伯伦政府静悄悄地扩军了。英国的失业率开始下降，但直到1939年9月3日正式对德宣战，7其失业率仍保持了创纪录的高点。而就在这一天，华尔街股市回到了1929年崩盘前的水平。8担心轴心国的并不只有欧洲。尽管罗斯福在1940年的总统选举期间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我之前说过这话，但我还会一次次地、反反复复地这么说：我不会把你们的孩子送到外国去打仗。”9但他还是下令开展一轮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1940年，年度国防开支为22亿美元；次年，它激增至137亿美元。

“如果军备支出确实治愈了失业，一场大型实验就开始了。”1939年，凯恩斯宣称，“我们可以从中学上一两招，等和平的日子降临时会派上用场的。”10这么多的公共资金注入美国经济带来的乘数效应，使得国内生产总值（GDP）跃升了约250亿美元，武器及其他国防开支占了增长的46%。11即便如此，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1941年，就业仍没有恢复到“罗斯福衰退”前的水平。“我们看到战争成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凯恩斯主义原则和凯恩斯主义建议的正当理由。”12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回忆说。13

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恰逢此时，哈耶克成为英国公民，并在战争爆发之前最后一次拜访了故国。由于他从前的国籍，哈耶克无法加入英军服役，所以，1939年9月，他写信给英国信息部，“考虑到我的特别经历和有些特殊的职位，对联系德国的宣传组织一事，我恐怕能帮上相当大的忙。”14可惜没人理睬哈耶克的提议。

哈耶克本可能会有更可怕的遭遇。皮耶罗·斯拉法仅仅因为是意大利人，就被收押在了马恩岛，考虑到他受墨索里尼的威胁后逃离意大利的经历，命运显得颇为残酷。多亏凯恩斯向内政大臣求情，斯拉法才重获自由。哈耶克很清楚自己的好运气。“我当时还是前外国人，来自敌对国家的外国人。我有一个非常幸运的位置，”他回忆道，“没人让我去做任何与战争相关的事情，但也没人骚扰我。对我来说，这个位置再理想不过了。”15

时年56岁的凯恩斯，因为年纪太大，健康也糟糕，不适合服役，更因为不受张伯伦政府欢迎，也没能进财政部。他的传记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解释说：“安排他做普通公务员，他太杰出了；可不让他进白厅，又太刺激他了。”16然而袖手旁观不是凯恩斯的风格。尽管没人邀请他，他还是主动思考起如何解决为战争买单的问题来了。他摒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通货膨胀方法，也不赞成配给制。“废除消费者选择而支持全面配给制，是那一轮冲击，有时也叫做布尔什维主义的典型产物。”171940年4月他写道。

张伯伦的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18在不经意间表现得像是个时髦的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公共借贷而非增税的方式重振军备。他将国防开支提高到6亿英镑，同期税收仅为1.07亿英镑。财政部得出结论，要是失业率能维持在9%，通胀的风险就不大。19然而，凯恩斯认为，巨大的军备支出，再加上军队征募士兵，会把整个劳动力都用上，带动需求大规模提升。这不光会吃光用有限供给去打仗的政府，通货膨胀也必将紧随其后，因为货币太多，而商品却太少。政府只能在高税收、通货膨胀或定量配给三种方式中做出选择，要不然，就是三者合一。

1940年10月20日，凯恩斯在马歇尔学会的“战争潜力与战争融资”讲座中，公布了自己的计划。他并未采用直接的收入税，而是将收入课以累进税，外加强制储蓄，将“延付薪酬”转入计息账户，待战争胜利后再兑现。凯恩斯认为，一旦战争开支耗尽，战后必将出现低迷时期，此时把积累的钱拿出来用，就能起到抗低迷的作用。哈耶克说凯恩斯的方法“巧妙”。哈耶克也赞同凯恩斯反配给制的立场，他认为消除商品价格，必将导致不公正。因为不喜欢以支出激增方式抵挡战后萧条的概念，哈耶克建议，“延付薪酬”应该投资到股票上。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提出，对“旧财富课以资本税”，20偿付战争债务，再设置“一家巨型控股公司，由它发行股票，交给资产遭到冻结的业主”。21

哈耶克评论凯恩斯的计划时说，凯恩斯有着“在世经济学家中最丰富的思想”，22“凯恩斯先生的建议……似乎是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案”。23尽管“支出的全面增加是否能真正治愈低迷值得怀疑”，哈耶克还是欢迎凯恩斯回到“正统”队伍中。“他与更‘正统’经济学家之间的长久分歧，已经消失了。”24“战争期间，我站在凯恩斯一边，共同抵抗对他的批评，因为凯恩斯非常反对通货膨胀。”哈耶克后来说。他还表示，“为了提高他反对通货膨胀分子们的影响力”，自己未能完成《货币的纯理论》的第二卷—不过，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25

1940年，德国实施闪电战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迁出伦敦，搬到了剑桥的彼得学院，对凯恩斯批评得最厉害的哈耶克和庇古在这里共担教职。此举完成了哈耶克对英国生活的彻底同化。“战争岁月在剑桥的生活和我特别投缘。”他回忆说：“不知怎的，这个国家的整个环境和学术氛围对我显得极具吸引力，战争条件下，我的全部同情心都在英国这边，又大大加快了这种彻底归化的过程。”26

哈耶克本来要搬到彼得学院住，而凯恩斯却以他典型的善意姿态，坚持要他的老对手在自己国王学院的房子附近找地方。两人时不时地在国王学院碰头，履行教员职责。这便是本书开头那超现实一幕发生的背景：凯恩斯和哈耶克手持铁锹和扫帚在国王学院哥特式教堂的屋顶巡逻，他们扫视夜空，提防德国轰炸机飞来。这是两人休战的大好时机。两人并未让步，但大敌当前，他俩都答应做个好相处的熟人。哈耶克回忆说：“我们有好多其他的共同兴趣，历史方面的，除了经济学之外的。基本上，我们见面后不谈经济学……所以，在私交上，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包括莉迪亚·洛普科娃。”27

1940年8月，财政部给了凯恩斯一个不拿薪水的职位，让他得以环顾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人们要他跟美国谈判，商量战争贷款。他设计了战后经济秩序方案，取代挑起战争的国与国之间不受约束的竞争，他发明了一种更有序的外汇交易系统，围绕修正后的金本位展开，后来它们演变为布雷顿森林协议。他还构思了另外两家关键的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同一时期，哈耶克正着手写他弥漫着悲观主义情调的杰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28他的传记作家艾伦·爱本斯坦评论说：“《通往奴役之路》彻底改变了哈耶克的生活。这本书出版之前，他是一个籍籍无名的经济学教授。这本书出版一年后，他在世界各地都出了名。”29哈耶克对这本书表现出了难得的谦虚，认为它最多能有几百个读者。30如此看来，这样的结果实在还算不错。

《通往奴役之路》最初名为《计划经济社会的报应》（The Nemesis of the Planned Society），根据哈耶克1938年及1939年在两篇文章中探讨的观点展开。31它认为，主张用计划经济取代自由市场的人，不管多么用心良苦，都等于踏上了一条有可能通往暴政的道路。他宣称：“一旦市场的自由运作受阻超过了某个程度，规划者就被迫要扩大控制范围，直至一切都受其掌控。”321944年3月10日，《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印数为2000册。可短短几天，罗德里奇出版社就又增印了2500册，此后求书的订单源源不绝，出版社几乎跟不上步子。在美国，由于受到多家主流出版商的拒绝，该书交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年9月18日出版上市。

哈耶克声称，人们普遍认为极左极右是对立的两极，但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两者都以全面的国家规划取代了市场力量，侵犯了个人自由。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经济规划者无法了解他人的意志，最终会采取专制举动。

哈耶克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时，胜利的盟军可能会得出结论，战时经济管理能加速实现一个更繁荣、更公正的战后社会。他警告说，这样的政策是通往极权主义的先决条件，并可能使得历史重演。“我们已经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上的自由，而没有经济自由，从前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根本就不曾存在。”33他写道，“我们有可能重蹈德国人的命运。”34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论点并非指向凯恩斯，后者的名字书中只提到过两次，35但他在写下这句话时，脑海里似乎浮现出的是凯恩斯和剑桥的其他新同事：本书“显然会得罪不少我希望与之友好相处的人”。36联系他中心论点的各个段落，依稀可见他对《通论》的反应，虽说这反应来得有点迟，态度也很柔和。他一贯刺耳的论调也没了。在剑桥和凯恩斯亲密相处的时光，似乎软化了他证明老对头错误的激情。

很难说《通往奴役之路》是在反驳《通论》。哈耶克肯定了凯恩斯宏伟计划背后的动机：长期大面积失业带来的危险，“对抗经济活动的一般性波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失业浪潮的反复出现”，提出了一个“超级重要的问题”，“一个我们时代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37但哈耶克的解决方案，仍然反对政府干预。“尽管周期性失业的解决方案需要大量善意的规划，”他写道，“但它并不要求，至少是并不需要取代市场的那种特别规划，这一点，并不如其倡导者所说。”38

哈耶克虚构了一个凯恩斯主义的世界，其经济活动受国家指导。他写道：“这可能会给竞争领域带来严重的限制。在朝着这个方向尝试期间，要想避免让所有经济活动都逐渐依赖政府支出的指导及规模，我们应当谨慎观察前进的步伐。”和哈耶克早就做出的承诺不同，“我们应当谨慎观察前进的步伐”算不上对凯恩斯《通论》的有力拆解。

哈耶克接下来的两句话说得很含糊。“在我看来，（用大规模兴建公共工程来解决失业的办法）也并不是消除对经济安全最大威胁的可靠途径。不管怎么说，提供安全保障、免受经济波动所害的必要举措，不会带来那种威胁了我们自由的规划。”他的意思是说，他对国家干预经济妨害自由的不祥警告，不包括凯恩斯主张的“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他不太可能把它们排除在外，只可惜，他也并未做出明确表示。又一次，哈耶克明明瞄准了凯恩斯，最终却没有扣下扳机。

然而，就算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式的规划不一定会妨害自由，他也很清楚，凯恩斯的方案代价太高：通货膨胀攀升。他写道：“如果我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失业问题，又不愿意采用胁迫手段强制人们工作，我们就被迫要诉诸各种绝望的实验，它们无一能够带来持久的缓解效果，而且全都会严重妨碍我们最有效地利用资源。”39

若真的把《通往奴役之路》视为对凯恩斯迟来的回应，那么它还存在第二点重大疏漏。在《通论》中，凯恩斯不仅对政府干预提供了智性上的理由，且在不经意中开创了经济学的全新分支：宏观经济学，以从上至下的角度观察经济活动，以便规划者更好地理解进而管理国家经济。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是从“微观”的角度认识经济的，即逐一考察经济活动的每一个因素。凯恩斯远远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直到他去世，“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两个词都不曾出现。“计量经济学”同样是凯恩斯在无意中发明的（他甚至对其多加贬斥），随着规划者着手评估经济的尺寸、设定目标，经济活动的测量方法也就浮出水面了。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认为这种方法是不恰当的。可惜，哈耶克忽视了对新学科的参考，也并没有将哲学方法切换为凯恩斯杰作所预示的社会科学方法。

哈耶克后来承认，凯恩斯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搞破坏。1976年他写道，“就算这种危险的确存在，但这并不是《通往奴役之路》要表达的意思。它意在提出警告，除非我们修补政策的原则，否则就会出现大多数主张这些政策的人并不希望的极不愉快的后果。”40哈耶克认为，诸如凯恩斯等走“中间道路”、主张改良措施的温和思想家，尽管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却朝着采纳社会主义观点迈出了步伐，以为这些观点是迈向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德国最大的悲剧在于，它基本上是怀着良好用心的人……铺垫了，甚至在事实上创造了如今代表他们所痛恨的一切力量。”41

《通往奴役之路》并未批判代议制民主，相反，哈耶克支持它。尽管如此，它无疑谴责了所有渴望通过国家机关，以及各层各级力争（从哈耶克的角度来说，再怎么争取也不可能做得到）理解人民真实意愿的政治家去做善事的人。他认为，民选政府的存在，使得政府规模会不断增长。“这不是个别代表的错，也不是议会机构的错，而是这些人与机构所肩负的任务固有矛盾带来的结果。”42

在哈耶克尖锐的分析下，古典经济学家和保守主义者也并不好多少。他谴责了“僵化”鼓吹自由市场解决之道的人，同时又拒绝了保守主义，拒绝固守现有制度。“保守主义尽管是一切稳定社会的必要因素，但它不是社会项目，”他写道，“保守主义天然具有家长做派、民族主义、权力崇拜的倾向；保守主义又天然有着传统主义、反智主义和保持神秘的倾向，它绝对吸引不了……年轻人，还有那些相信变革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43

在尾声中，哈耶克又捎带着批评了战争最后一年凯恩斯构想的世界新秩序这个理想化的概念。他一方面承认“需要有一个国际政治权威机构，它没有规定不同的人必须做什么的权力，但却必须有能力制止他们互相伤害”。但另一方面，他又怀疑，建立国际经济管理制度是否将走向独裁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有意识地指导经济事务引出的问题，必然让人设想更宏大的尺度，把同类措施应用到国际上。”

事有凑巧，1944年6月，凯恩斯在乘船横跨大西洋前往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酒店途中，读到了《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此行的目的是主持国际货币机制的谈判（该机制后以这家酒店为名），正好就是哈耶克焦虑的那种超国家机构。4月的时候，哈耶克把书送给凯恩斯，凯恩斯回复说，这书“看起来挺迷人。它就像是苦口的良药，我不喜欢吃，但却知道它对我有好处……一种人必须放在脑后而不是搁在眼前的东西”。44横跨大洋后，凯恩斯十分放松，便从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克拉瑞吉酒店写了张便条给老对头。“远航让我有机会拜读大作，”他写道，“在我看来，这是一本伟大的作品。我们有绝对充分的理由感谢你把迫切应该说出来的话说得这么好。想必你知道，我并不完全接受这本书里的经济学论述。但从道义上和哲学上，我几乎完全同意它的观点；我不光同意，而且深为感动。”

如果这样盛情的赞扬让哈耶克的精神为之一振，那接下来，他就要大受冲击了。凯恩斯即刻开始了反驳。“我应该说，我们想要的不是完全不计划，甚至减少计划，事实上，我应该说，我们几乎肯定想要更多的计划。但计划需要在这样一个社会下进行，即有尽量多的人，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都完全跟你有着一样的道德立场……只要执行计划的人脑袋里、心灵里都有着正确的道德方向，适度的计划就很安全。其中一部分人确实是这样。但不妙的地方在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他们想要计划不光是为了享受它的果实，更因为他们在道德上持有和你完全相反的立场，希望侍奉的不是上帝，而是魔鬼。”

他接着说，“故此，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改变我们的经济项目，在实践中，这不光会导致对你哲学的结果产生幻灭，甚至恰恰相反，扩大了你的哲学所带来的结果。”凯恩斯提醒哈耶克，希特勒的崛起并非仰赖大政府带来的便利，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大规模失业。“你今后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美国对你哲学的应用出现了极端形式的失败。”凯恩斯继续说，如果美国在和平时期，失业率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就有可能带来政治极端主义，再次把世界拉进战争之中。

“不，”凯恩斯继续说，“我们需要的是恢复正确的道德思想，回归我们社会哲学的正确道德价值观。如果你只能将自己的十字军指往那个方向，那么，你不会显得或是觉得像堂吉诃德。我要批评你，因为你兴许有点儿把道德和物质问题混为一谈了。一个有着正确思考和感觉的社会，可以把危险的行为完成得很安全。而如果由那些想法和感觉错误的人来执行，那就是通往地狱之路。”45凯恩斯的观察非常敏锐：哈耶克的分析是以对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认识为基础的，他忽视了人的因素。哈耶克关心的是政府干预与暴政之间的联系，凯恩斯却相信，极权主义的倾向根植于个人的道德选择。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承认，就解决长期失业问题而言，计划可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正确的规划形式可能不会导致压迫。正如他后来表示：“到目前为止，政府对竞争的计划，或在竞争无能为力领域的举措，还没有人提出异议。”46他还相信，国家有道义上的责任介入，只要自由企业不受影响，国家介入是可以接受的。“毫无疑问，一些最低限度的食物、住房、服装足以维持人的健康和工作能力，能让所有人感到宽心。在出现疾病和意外的时候，不管是避免这种灾难的愿望，还是克服其后果的努力，都不是削弱救助的理由。简而言之，我们要应付那些真正可以担保的风险。国家出手组织全面社会保险制度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47

凯恩斯抓住了这难得的一丝温和表态。从计划走向极权主义可能存在一道滑坡，但哈耶克同样站在滑坡上。“这是我唯一严肃的批评。”凯恩斯写道，“你时不时地承认，这是一个在哪里划下界限的问题。你赞同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下界限，也赞同逻辑上的极端是不可取的。但你却并未向我们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限。诚然，你我划线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我猜，照我的观点，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但只要你承认极端不可取，又必须划界限，你就反驳了自己的论点，因为你此前一直试图说服我们，只要朝着计划方向迈出一寸，你就必定走上滑坡的路，它会带我们跌下悬崖。”48

大概是因为对手大度的赞许，哈耶克并未试图回答凯恩斯信中提出的问题。但过了一阵儿，凯恩斯说，在一个珍视自由的国家，比如英国，计划是不会招来暴政的，哈耶克反击了。“我担心我的不少英国朋友们，比如凯恩斯，仍然相信，英国人现存的道德信念能保护他们免遭这样的命运，滑稽啊！”他断言，“你无法仰赖‘英国人’固有的‘性格’解救英国人民于此种命运。”49

哈耶克未对凯恩斯做出回应，或许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已经详细解答了凯恩斯的反对意见，即在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之间划界限的问题。国家扮演角色的关键在于，是否任何情况下都应用法治。法律应当公正，这意味着要确保它不偏向社会中的任何一部分。“国家的控制权重和举措（或在其他任何领域防止欺诈哄骗等）当然在运作，可与此同时，面对比如罢工纠察队使用暴力的时候，它却不作为。”他写道，“然而，前一种情况，国家遵守了自由原则，后者则否之。”50

政府的政策，如补贴某些行业或个人、特许商业垄断，或歧视性政策（哪怕是意在纠正不公的偏向性政策），都混淆了法治原则。但是，福利国家的救济，如扶助老弱病残，只要它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公民，就是合乎法理的国家行动。“在一个如同我们这样已经达到普遍富裕的社会中，在不危及普遍自由的前提下，没有理由不为所有人提供这种安全保障。”他写道，尽管“这些依赖社会的人是否应该无限期地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享受同等的自由……很可能带来严重甚至危险的政治问题”。51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曾请弗兰克·奈特评估一下是否值得出版这本书。按理说，奈特应该肯定书中提出的警告。可他认为，哈耶克举的例子太夸张了。“它基本上是否定态度，”奈特写道，“对于未来政府活动将与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它几乎不曾考虑除此之外的替代方法，对这么做的必要性以及政治上的必然性认识不足。它只涉及了以政府控制取代自由企业的喧嚣之下一目了然的浅白谬误、不合理要求和虚构成见。我怀疑它在这个国家没有太广阔的市场，也不见得能改变大部分读者的立场。”52

在这一点上，奈特的意见完全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往奴役之路》成了挑战经济规划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经典之作。它在美国的初版印数仅为2000册，可《纽约时报》的书评对它推崇备至，说它是“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一本书”。53第二次印刷为5000册，紧接着第三次印刷是10000册。而后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54在《读者文摘》上安排了一个删节版，恰逢其时，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新政及美国未来的经济政策成为热门话题。没过多久，出版社就下了100万册的订单。《瞭望》（Look）杂志甚至印了卡通版。

在英国，哈耶克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公平对待。《一九八四》一书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55为它写了一篇代表英国读者典型态度的书评。他坦率地承认独裁主义蔓延是个大问题。“哈耶克教授论文提出的消极看法，基本上说的是事实。”他说，“哈耶克教授—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承认，回归‘自由’竞争对大多数群众意味着一种更糟糕的暴政，因为自由竞争比政府更不负责任。竞争的问题在于，总会有人赢，有人输。哈耶克教授否认自由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垄断，但在实践中，它确实会带来垄断，由于绝大多数人宁可要国家的管理也不愿萧条和失业，那么，只要主流民意在这件事上有决定权，滑向集体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56

其他左翼人士，如强硬的公共知识分子芭芭拉·伍顿（Barbara Wootton），57认为哈耶克的分析很正确，但对书里的宣传调门有点迟疑。“我想指出其中的一些问题，”她写信给哈耶克，“但你现在说得这么夸张，我只好掉过头来反对你了。”58不过，她对他的观点十分重视，出版了一本《计划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Planning），59对哈耶克做了尖锐的回应。

1945年6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引出了一段出人意料的刺激小插曲。当时，保守党开始了竞选活动，温斯顿·丘吉尔在电台广播开幕式里对这本书主题做了归纳和简化。60丘吉尔认为，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61的领导下，工党将危害好不容易赢回来自由。艾德礼是丘吉尔战时联合政府的副手。“工党将堕落成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丘吉尔宣称，“它将把所有的权力收归至高无上的党和党的领导人，像高高的方尖碑一样凌驾于庞大的官僚公务员队伍之上，不再是公仆，不再是公民。”62首相的不祥预感，战争时期曾经那么自然顺耳，此刻却突然显得过分极端、杞人忧天，甚至有失民主风骨了。按丘吉尔的传记作者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所言，63这次节目“成了丘吉尔历次著名无线广播致辞中最缺乏判断力的一回。”64

丘吉尔采用了哈耶克的批评，丝毫无助于提高哈耶克的声望。温和的艾德礼指出，首相受了“一位奥地利教授的二手学术观点”所蛊惑，“我昨晚听了首相的讲话……我立刻意识到他的目的。他希望选民意识到，英国伟大的战时领袖温斯顿·丘吉尔，与保守党现任党魁丘吉尔先生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他担心那些接受了他战时领导的人，会因为感激而继续追随他。他是如此彻底地破灭了这些人的幻想，让我心存感激。”65让丘吉尔和艾德礼吃惊的是，工党居然大获全胜，因为选民们担心保守党执政后会回到战前的高失业境况。诚如工党政治家托尼·本恩（Tony Benn）所回忆的，“所有这些战士都说，‘再不要了。我们再不要回到失业状态，回到大萧条时代。’”66

哈耶克回忆，在美国，“连学术界都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反动分子破坏崇高理性的恶意行为。”67哈佛主要的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在《新一轮的反规划圣战》（The New Crusade against Planning）68中提出了和凯恩斯相同的问题，他指出，哈耶克说要区分好的干预和坏的干预，既然如此，哈耶克到底要在哪里划出界限呢。

芝加哥大学教授T.V.史密斯（T.V.Smith）69拉高了调门，指斥哈耶克的观点“歇斯底里”、“危言耸听”、“太过刺耳”。“没有哪个以民主为预设前提的国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滑入了奴役状态，”70他写道。史密斯说，这一点，“区分了是想要帮助规划，还是谴责所有的规划……作者并不反对规划。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只是反对颠覆了自由的规划”。71“在一定程度上，准备接受电刑处死和接受照心电图是一样的。”72史密斯提出，难在如何区分两者。

史密斯看出了哈耶克推论中的另一点缺陷：如果民主选举的政府按照选民的意愿去规划，规划不可能不民主。“宪法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在一个半世纪当中，将人民对政府的一贯不信任，转化为接受政府、视之为友。”史密斯写道，“民主政府是人民自己成立的。”73

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赫尔曼·芬纳（Herman Finer）74写了《通往反动之路》（The Road to Reaction）作为回应。书中他指责哈耶克“谬误丛生”。他说：“哈耶克的知识体系不完善，阅读书目不完整……他对经济过程的认识偏执，他对历史的阐述谬误……他的政治学几近于无，他的术语充满误导，他对英美政治程序和思想的理解存在严重缺陷……他对普通人的态度是凶狠的专制主义。”75他形容《通往奴役之路》是“数十年来民主国家里出现的对民主制度最险恶的攻击”。76

很快，人们就发现，《通往奴役之路》尽管大受欢迎，却是一本不光区分了左翼与右翼更区分了右翼与极右的决定性著作。好斗的自由意志论者安·兰德（Ayn Rand），77几乎没见过哈耶克本人，曾不屑地称他是个“妥协者”，78看到这本书却彻底动了怒。兰德在书页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下了好些骂人的话，说哈耶克是“该死的傻瓜”、“可怕的蠢货”、“混账”、“完全、彻底、恶毒的混蛋”。79

发现自己陷入美国的意识形态混乱斗争，哈耶克吃了一惊。他记得在美国，“人们对新政的热情依然高涨。这里的人分成了两群，一种人对这本书很热情却从没读过它，他们只是听说有一本书支持资本主义；另一种人是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刚刚被集体主义的‘臭虫’咬过，认为这本书背叛了知识分子理应捍卫的崇高理想。所以，我在美国遭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声讨大潮，这种事我在英国的时候从没经历过。它太离谱了，竟然从专业上完全诋毁我。”80

1946年1月，哈耶克和凯恩斯在剑桥见了面。两人本来聊着伊丽莎白时代的书籍，哈耶克却掉转话头。在他看来，凯恩斯的追随者（他应该指的是琼·罗宾逊和理查德·卡恩）似乎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目的而接受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是否为此感到困扰呢？他能怎么做呢？“他对提及的人做了一番不大恭敬的评论，”哈耶克回忆说，“之后宽慰地对我解释说，他提出那些观点的时候，时代正迫切需要之。他暗示我不必惊慌；如果它们变得危险，他会迅速掉转公共舆论的；他还用手迅速地挥动了一下，示意到底会有多快。”81“凯恩斯对自己摆布公共舆论的力量极其自负，”哈耶克回忆道，“他相信自己可以把舆论当成工具般摆弄。出于这个原因，对自己的想法遭人误解，他完全不感到吃惊。‘哦，我随时可以纠正它啊。’这就是他的感觉。”823个月后，凯恩斯过世了。

1946年4月30日，复活节周日的上午，由于长期同时在多个领域操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虚弱的身体支撑不住了。他在东苏塞克斯郡蒂尔顿农舍自家的床上因心脏病去世。83这病痛自他中年以来就一直折磨他。莉迪亚和他妈妈伴在他身边，他才不过62岁。他从前的对手，陪他去美国磋商英国战争债务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写信给莉迪亚，说凯恩斯“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倒在战场上同等壮烈”。84哈耶克也写信给莉迪亚，形容凯恩斯是“我所认识的真正伟人，令我无限仰慕。没有他，世界会是一个远为贫困的地方”。85

哈耶克对妻子说了一句未来他“痛感懊悔”的话。他说，凯恩斯过世后，自己现在“恐怕是在世经济学家里最有名的人了”。“10天后，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回忆说，“就在那一刻，凯恩斯成了伟人，而我，身为一个经济学家，却逐渐遭到遗忘。”86正如他40多年后所说：“20世纪40年代中期，我知道这听起来非常自大，我以为在世人的眼中，我是两大经济学巨头之一，一个是凯恩斯，另一个就是我。现在，凯恩斯去世了，成了圣人；而我，却因为写了《通往奴役之路》而名声扫地，它完全改变了形势。”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