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双虎屠龙　哈耶克从维也纳来了，1931年

在经济学历史上最生动的一场决斗中，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威廉·贝弗里奇甘居二线。1931年1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接受罗宾斯的邀请抵达伦敦，进行四场讲座。讲座的基础是他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以及他在《储蓄“悖论”》1中想要证明的论点：经济衰退并非消费者缺乏购物欲望所致。

不过，哈耶克抵英停泊的第一处港口，并非位于伦敦斯特兰德霍顿街的伦敦经济学院，而是向北50英里的剑桥，他受邀去为马歇尔学会办讲座，该学会是个热情的经济学家团体，成员大多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同事。它以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思想为本，是剑桥经济学的精神家园。它活生生地提醒了哈耶克，他身在奥地利学派著作覆盖不到的外国领土。剑桥经济学家们常常说：“马歇尔的思想中能找到一切。”2哈耶克想证明他们错了。他怀着大无畏的勇气，迈着大步走进了狮山。凯恩斯迷人的性格还有他特立独行思想的诱惑，为他吸引来了一群无比忠实的弟子。凯恩斯一直喜欢亲密的小集体，早年在剑桥做过“使徒”（这是一个秘密会社，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信奉英国哲学家C.E.摩尔的理念），后来又成了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核心成员。身为国王学院魅力逼人的经济学导师，他为一小群年轻男士（那时候，剑桥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男性）提供各种慷慨慈爱的意见。他青睐头脑清晰的年轻人，因为后者能为长时间的交谈带来趣味。马歇尔学会里就有一群对凯恩斯更亲密的追随者，他们戏称自己为“剑桥马戏团”。

理查德F.卡恩（Richard F.Kahn）3是其中的一员，他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凯恩斯的情形：在国王学院装饰着凡妮莎·贝尔和邓肯·格兰特壁画的豪华教室，伟人伸着一双长腿，颓然倒在扶手椅里。“因为我是第一次为了督导（非正式教学）去（国王）学院凯恩斯的教室，我其实有点颤抖，”卡恩回忆道，“但一等我和其他三名学生围着火炉坐下来，我们就发现，一位友好、亲切、基于培养我们信心的先生和我们聊了其他，他还鼓励我们聊。”凯恩斯擅长把敬畏和亲密合二为一，很能赢得最亲密仰慕者的精神崇拜。他不光是崇高的老师，也是大师和圣人。卡恩回忆，“1930年10月31日，《货币论》出版那天，受凯恩斯很快会写在一本新书（即《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里的知识所刺激，剑桥的一群年轻经济学家立刻聚在一起讨论起基本的问题来。”4

小圈子的另一名重要成员奥斯汀·罗宾逊（Austin Robinson），大概是第一个将每周的非正式研讨会打趣为“剑桥马戏团”的人。“我们正忙着阅读《货币论》，消化它。”他写道，“不可避免的，我们当中有些人，理查德·卡恩，琼·罗宾逊5（奥斯汀的妻子）、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6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7还有我自己，为此争论起来。后来所说的‘马戏团’，第一次是意外出现的，并非有人蓄意设计。”8除了这五人之外，“马戏团”里还有吉福德（C.H.P.Gifford）、普朗普特利（A.E.W.Plumptre）、塔西斯，还有几个大学生。卡恩、奥斯汀·罗宾逊和斯拉法会对每一名新成员做摸底面试。1931年1月到5月，小组定期开会，激烈辩论，只是风格是纯剑桥式的—意见再怎么尖锐分歧，措辞再怎么一针见血，也不可以有人身冒犯。奥斯汀·罗宾逊回忆说：“不管你喜不喜欢，只有通过争论和激斗，经济学才能进步。”9

“马戏团”最初在国王学院吉布斯大楼卡恩的房间碰头，后来改在三一学院的老休息室。它为凯恩斯提供了一个愉悦的环境，一群值得信任、可以倚之核对《通论》书稿校样的年轻经济学家，以及更重要的，一队在他跟哈耶克决斗的每个回合中都愿意为导师拼命的忠实弟子。凯恩斯并未参加“马戏团”的碰头会。常客詹姆斯·米德是牛津哈福特学院的研究员，打算在剑桥待一年，他回忆说：“从我这样的凡人角度来看，凯恩斯似乎是在一幕道德剧里扮演着神的角色；他支配着演出，但却很少亲自登上舞台。卡恩是传信的天使，把信息和问题从凯恩斯那儿带回‘马戏团’，又把我们讨论的结果传回天堂。”10

卡恩本来学的是物理，但他对此没什么兴趣，转到经济学之后，却灵感非凡。因为数学学得好，他得到了一级荣誉学位，1930年，又当上了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卡恩改换专业，不怎么敏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他说：“许多跑不快的赛马都能当上不错的二流文人。”12凯恩斯认为卡恩“在经济学上的天赋，足以和我战后教的所有学生匹敌”。13卡恩很聪明，逻辑也严谨，但他缺乏自信，不敢向别人公布自己的想法。他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无可挑剔，同事们都用他的中间名“费迪南德”叫他。在一群凯恩斯亲昵称为“心爱学生”的年轻人中，他或许要算是最重要的一位。他是个正统的犹太人，凯恩斯戏称他“小拉比”。

虽然卡恩终身研究经济学，1951～1972年还在剑桥任经济学教授，但发表的作品很少，最为人知的身份仍然是凯恩斯工作室的首席“工匠”。为补偿先前的鲁莽冒失，熊彼特说《通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卡恩写的，他写道，“卡恩的历史成就距合著者不远矣”。14熊彼特以卡恩对凯恩斯的奉献为例，称之代表了剑桥学者典型的慷慨无私。“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投入共同的水池里。他们提出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帮忙将别人的思想塑造成形。他们在幕后发挥着有如领导者那样的影响，只不过，光看出版物，却找不到任何痕迹可以确定他们的功劳。”15

奥斯汀·罗宾逊是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的研究员，1919年4月来自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飞艇驾驶员，和许多战争中幸存的剑桥本科生一样，心里怀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望。“我们认定，世界上的问题永远不应该再用战争来解决，”他写道，“我们或许天真，但无疑真诚。”16他听过刚从巴黎和会上回来的凯恩斯发表的一系列讲座（内容后来收录在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中）。罗宾逊一下被折服了。在利物浦做了一阵慈善工作后，他回到剑桥学经济学。“我的经济学着眼于改善世界的状态—让它变成一个对穷人富人都更好的地方。”他回忆道。17在他的记忆中，“马戏团”是他、卡恩和其他人碰头，“凯恩斯知道我们的见面，问卡恩我们在讨论什么，卡恩则把我们的问题和疑难转述给他。”18

奥斯汀·罗宾逊的妻子琼，娘家名是琼·瓦奥莱特·莫里斯（Joan Violet Maurice），她是格顿女子学院经济学的毕业生，按凯恩斯的传记作者斯基德尔斯基的说法，“她是（到目前为止）伟大的经济学家里唯一的女性。”19她的父亲是大胆无畏的少将弗雷德里克·巴顿·莫里斯爵士（Sir Frederick Barton Maurice），曾指责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派往西线的英军士兵人数问题误导议会。和父亲一样，罗宾逊夫人也喜欢论战，会激烈地鼓吹自己支持的事业。她的招牌手法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一位与她同时代的人回忆说：“哈耶克责怪她说，要是有人不同意她，那她认为他们必定是智商极低，他们的道德恐怕也不好，所以和她之间的唇枪舌剑往往是极困难的—至少可以这么说。”20她对经济学的最突出贡献是，她不仅和卡恩密切合作，联手为凯恩斯的《通论》做工作，还研究了“不完全竞争”，并率先抢救了卡尔·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声誉。表面上，她和奥斯汀·罗宾逊有着幸福的婚姻和一对女儿，但因为和卡恩在工作上的紧密合作，两人暗中成了情人。卡恩和罗宾逊夫人的奸情明目张胆，连凯恩斯都吃了一惊。凯恩斯告诉莉迪亚，他俩“在卡恩书房的地板上缠绵，尽管我希望谈话仅限于‘垄断的纯理论’。”21

哈耶克在马歇尔学会办讲座，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首演预热时，第一次遭遇了“马戏团”。有几个因素极不利于他在凯恩斯的后院施展拳脚。因为发烧，他脑袋糊涂，讲座准备得很仓猝，竟想把为伦敦经济学院做四场理论讲座所撰写的资料压缩到一场讲演里。一群对奥地利学派一切言论都持怀疑态度的青年人给他冷场，他完全没料到。

哈耶克还碰到了另一种重大障碍。虽说在纽约住过14个月，但他的英语口语还是不怎么够用。他的奥地利口音浓得就像伦敦的大雾，余生也丝毫未有改善。他到马歇尔学会发表演说时，常常转过身，背向听众，在黑板上画出一连串错综复杂、难以辨认、听众完全无法理解的图表，这实在于事无补。凯恩斯本人并未到场，因为他正在伦敦，这或许使得他那群年轻的追随者们给了嘉宾更加粗暴的待遇。置身此种境地，哈耶克还是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讲座。

说凯恩斯主义者正沉浸在开山祖师刚刚出版的《货币论》所传授的理论当中，对哈耶克立场相反的经济理论避之不及，这种看法太草率了。问题在于他们确实不理解哈耶克试图解释的概念。诚然，讲座已经发下了预先准备好的提纲，但他们可能还是看不懂，因为哈耶克的书面英语比他的口语更难理解，必须靠出色的翻译和编辑润色才行。正如哈耶克后来承认，他提到的概念，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视之为理所当然，但英国经济学家本来就深刻地怀疑欧洲大陆上的经济学，完全不熟悉那一套。事实上，哈耶克的许多论点都建立在英国听众能够理解其前提的基础之上（可惜并非如此）。22

花了一个多小时宣读论文，涂抹如同蜘蛛网一般复杂的草图，详细解释为什么商业周期会从繁荣走向崩溃之后，哈耶克邀请台下听众提问。年轻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哈耶克讲演的要点是，和凯恩斯的主张相反，他相信总需求（经济体中消费者想要购买的商品总和）和就业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虽说这伙年轻人时刻敢于来上一场乱七八糟、东拉西扯的论战，但当一位受了误导的陌生人闯入他们温馨的世界时，他们却立刻集体失语了。听到哈耶克请他们提问，众人噤若寒蝉。

彬彬有礼的卡恩就这起攻击马歇尔正统、攻击《货币论》新思想的事件，留下了一份多多少少颇为客观的记录。他的文章写得很苛刻，但毕竟是事件发生50多年以后补记的，所以，时间的流逝软化了他的言辞。卡恩尽力遮掩，但无论如何抹杀不了事实：哪怕对哈耶克这样坚定、对智力极为自负的人物，招待会也十分可怕—哈耶克一贯有着镇定自若的态度，他自信，又带有一些近乎贵族气质的傲慢，完美地吻合他单挑大师的知名做派。

“听众完全陷入了困惑，”卡恩写道，“通常，在马歇尔学会的讲座完毕之后，会来上一轮活泼、绵长的讨论和提问。可这一回，现场却彻底无声无息。我觉得，只好由我来打破坚冰了。所以我站起身来问，‘您的意思，要是我明天出门去卖上一件新大衣，反倒会增加失业吗？’‘是的，’哈耶克说，‘只不过，’他指着黑板上的三角形，‘要用非常复杂的数学来论证解释原因。’”23

一贯无情糟蹋对手名声的琼·罗宾逊就没这么宽容了。“我很清楚地记得哈耶克在去伦敦学院的路上来剑桥访问那一回，”差不多40年后，她回忆说，“他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并在黑板上画满了三角形。如我们后来所知，他的整个论证就是用资本货物总量扰乱当前投资速度，但我们那时没弄清。总趋势似乎表明，经济衰退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她残酷地总结了哈耶克在英国舞台上的不幸亮相—“可怜的困惑状态”。24

哈耶克回到伦敦，剑桥的经历给他吃了些苦头，但他相信，伦敦经济学院会温暖地迎接他。罗宾斯承认，哈耶克要做的讲演“艰难而令人兴奋”，25但他也对其寄予厚望，认为它能改变英国知识界的景观。为保证哈耶克不再遭到剑桥的冷遇，罗宾斯预约了最大的讲演厅，听众也精挑细选过，希望他们不管碰到什么状况都表现出欢迎态度。罗宾斯还敦促不熟悉奥地利学派概念的听众提前更新知识，好给出积极反应。和在剑桥的时候不同，哈耶克能站上一个高高的小讲台，台下是十多排木椅子，坐着两百多名热心的教职员工，走廊上还挤着另外一百来号人。

在场者毫不怀疑这件事对经济学理论未来和伦敦经济学院声誉有着重要意义。哈耶克将要详尽展开的论点（即货币供应在经济体系运作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将会打响反对剑桥和凯恩斯之战里的第一炮，也会为最终挑战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反革命”间接地奠定基础。哈耶克的第一讲，“货币对价格的影响理论”，概述了金钱、价格和生产之间的关系。

一开场，他就承认，英国财政部让英镑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对金价挂钩的决策，为货币“循环收缩”26导致工业减产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他感叹，英国和欧洲新近发生的经济动荡，丝毫无助于进一步理解货币力量在经济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指责导致这种局面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某些态度转变，然而，许多人却欢呼这种转变是巨大的进步，我的意思是，他们试图在研究中用定量的方法取代定性的方法。”27他主张，衡量经济中的元素，并不能取代对经济运作的理解。对认为经济学和物理、化学没什么不同，试图用数学方程式“在货币总量、价格的整体水平，或许再加上生产总量之间确定直接因果关系”的做法，28他嗤之以鼻。他认为，理解经济活动的真正关键是个体所做的选择，而这些选择的数量极大，又非常不同，难以衡量。出于同样道理，他也驳斥了基于价格整体水平所做的假设。他辩称，构成经济的是无数单独的交易，这些交易的成交价格千差万别。

哈耶克对货币理论做了一番历史回顾，他钦佩地引用了18世纪初爱尔兰-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29后者最先着手研究货币的力量。坎蒂隆从17世纪探险家在南美洲发现了黄金和白银的事迹入手，他发现，新注入的资金提高了带着贵金属回到欧洲的探险家的购买力。这些新财富使得探险家有了更多的钱可花，从而造成货物价格上涨，商家赚得盆满钵满，反过来也有了更多的钱可花，如此周而复始。坎蒂隆以及后来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增货币供给基本上只让发现新财富、生产新财富的人享受了好处，至于社会的其余人等，则最终因为新供给的金银让物价上涨而遭殃。哈耶克认为坎蒂隆的理论有用，但仍持保留态度：“倘若新增货币最先落入贸易商和制造商之手，结果可能大不相同。”

接下来，哈耶克点出了坎蒂隆和休谟忽视的一个因素，“货币数量对利率的影响，对消费者商品相对需求的影响，对生产者或资本货物的影响。”30货币过剩往往会降低借贷的价格，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降低储蓄的吸引力。他追述了如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31大卫·李嘉图（David Richard）、32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33等诸多思想家对货币和利率关系的探索，以及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3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35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36克努特·维克塞尔和欧根·冯·庞巴维克所点明的货币和资本之间的联系（以“强迫储蓄”为表现形式）。为了让人们注意到维克塞尔逻辑中存在缺陷的地方，哈耶克尖锐地批评了凯恩斯《货币论》的中心假设，37即倘若“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一致的话，价格会保持稳定。38至于他为什么不同意维克塞尔和凯恩斯的看法，哈耶克答应下次讲座扩展论述。

但哈耶克在第一场讲座中就确立了一个切中他与凯恩斯分歧之核心的概念。“只要一想似乎就很明显了，货币量的任何变化总会影响到相对价格—不管它是否影响了价格水平。而且毫无疑问，正如相对价格决定了生产的数量和方向，货币数量的变化也必然会影响生产。”39他相信，自己来到了突破货币理论的边缘上，“货币理论将不再是货币价值的一般性理论，而是货币对各种商品不同交换率的影响理论。”40

接着，哈耶克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货币没有内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需要货币的。货币存在的绝对数量不是人类幸福带来的结果，故商品有客观价值，而货币却没有客观价值。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货币对商品的相对价值（与收入来源相比较，或作为欲望满足手段）有什么样的影响。41”

对读过凯恩斯三个月前出版的《货币论》并投以怀疑目光的听众，哈耶克的讲座为重新评估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和剑桥的遭遇形成截然对比的是，哈耶克在伦敦的讲座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愈发好斗的罗宾斯听了讲座也很高兴，他相信自己找到了合适的人挑战凯恩斯即将宣传的新理论。

翌日，哈耶克做了第二场讲座，名为“消费品生产和生产品生产达成均衡的条件”，他从全球经济低迷的角度点明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在什么条件下，资源会遭到闲置？他断言，解释各种经济现象的时候，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体会达成所有资源得到充分使用的均衡状态，这很方便好用。但在过渡时期，总有些资源没有利用起来。

哈耶克认为，就提高生产的各种方式而言，利用资本满足其后的需求最为有效，这里他借用了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的名词，称之为“迂回”生产法。哈耶克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跟之前在剑桥画的一样（那一回，听众们困惑不解）。他指出，为满足未来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家会投资一系列中间资本货物，如工具和机器，并主要卖给资本货物的其他生产商。在此过程中，采用这些迂回生产方法会为将来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企业家们愿意投资中间生产方法，延缓赚取利润，因为他们能够在将来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从而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让现在储蓄的消费者将来花更多的钱。

这就引出了哈耶克第二场讲座的核心问题：怎样让需要资金少的生产方法取代需要资金多的生产方法呢？答案很简单：人们在消费品上花销少而储蓄多时，他们的储蓄就投资到了资本货物当中。但还有另一条途径：如果生产商可以通过银行贷款获得资金，就能生产出更多的资本货物。他说，第二种办法不是真正的储蓄，而是“强迫储蓄”，因为新投资出现，不是因为储蓄增多，而只是由于银行放贷。一旦借给生产商的资金缩水到先前水平，对设备的资本投资就会出现损失。他预告了下一场讲座的内容：“我们会看到，这种向低资本生产法的过渡，必然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出现。”42

观众再次起身离席。次日，哈耶克在第三场讲座中引用了自己导师米塞斯的著作。这场讲座名为“价格机制在信贷周期过程中的运作”，哈耶克引用了米塞斯的一段话作为开场白：“银行政策让借款利息低于自然利率，导致生产活动增加，最先产生的作用是……提高了资本品的价格，而消费品的价格只适度上涨……但很快，反向运动就出现了：消费品价格上涨，资本品价格下跌，即贷款利率提高，再次接近自然利率。”43哈耶克以自己惯常的一丝不苟甚至有些枯燥的方法，描述了无根据的借贷增加怎样随着时间导致资本物品生产过程的混乱，反过来又使得商业周期底部崩溃。为帮助那些没有刨根问底分析倾向的听众，哈耶克举了一个例子。“这就类似荒岛上有一群人，他们造了一台巨大的机器为自己制造所有的必需品，造完之后他们发现，新机器还没有生产出产品来，自己却耗光了所有的积蓄和自由资本。”他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暂时放弃制造新机器，资本全无地将全部的劳动都投入生产日常食物的过程中。”44

哈耶克认为，体现在现实世界，结果就是失业率高居不下。他向凯恩斯一类鼓吹以增加消费品需求来提高就业的人道出了一个简单而不愉快的真相：“只有当我们的消费不超过总财富下由现行生产组织方式所决定的当前消费量时，资本生产这台机器才能有效运转。消费的每一轮增加，就算不扰乱生产，至少也必须动用从前的储蓄。”

哈耶克还质疑了另一种凯恩斯主义的补救措施，即将闲置的厂房投入使用，能刺激低迷的经济，使之恢复活力，提高就业。“（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忽视了……为使现有的工厂发挥全部产能，必须在漫长的过程中投入大量其他生产资料，并经过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收到实效。”45“这应该相当清晰地说明，最近强烈鼓吹的以向消费者提供信贷来治愈经济萧条之做法，其实起到了反作用。”他认为，这种“人为的需求”，不过是拖延了清算的日子罢了。“故此，‘动员’所有资源的唯一持久方式，不是在危机当中或事后使用人工兴奋剂，而是让时间来治本。”46简而言之，没有简单容易的道路能走出低迷。从长远而言，自由市场最终会让经济恢复到人人实现就业的均衡状态。

哈耶克的讲演，再次正中了听众们的靶心。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概念，终于有人给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反驳。哈耶克表明，来自剑桥的补救措施看似有理，实则逻辑漏洞百出。光有良好的意图远远不够。用借来的钱投资，解决经济不景气的症状，只会让局面变得更糟。与之相反，哈耶克提出了自己略带苦涩的补救办法：忘了快速修复吧，只有时间才能治愈失衡的经济—事实就是这么让人不舒服。要小心凯恩斯这种侃侃而谈、说自己那一套能快速见效的医生，因为他们是骗子，是卖假药的江湖术士。每一回抄捷径，都只会让人回到起点。没有方便的出路。唯有足够的时间能带来真正的复苏。市场有其自身的逻辑，也有它天然的补救。他哈耶克是不给下药的，因为他跟凯恩斯不一样，他不是政治投机分子。

又过了一天，哈耶克在第四场讲座上，闯入了基本上还是块处女地的货币理论领域，并最终从理论上向凯恩斯主义刺出了最有力的一枪。哈耶克认为，在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总量和资金的传递速度，是理解这套系统运作的关键。“在现有条件下，货币始终对经济活动的过程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故此，要是忽略了货币扮演的角色，所有对实际经济现象的分析都不够完整。”他断言。47但他强调，货币理论尽管是一种更深入地理解经济系统的工具，却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在正常时期，它挺好用，可在世界如今所处的状态，它恐怕就不适合了。

哈耶克认为，经济最有效运作的关键是让货币保持中立。“增加或减少任何地理区域内流通的货币数量，都会使之成为特定个体货币收入增加或减少的决定性函数，即促使居民占世界总产品份额大或小的函数。”他说。48增加货币供应量，会给某些社会阶层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货币数量的增加，仅仅意味着有人放弃自己部分的额外产品，成为新钱的生产者。”49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创造额外的货币来产生货币，不仅包括银行增发钞票，也包括银行多发贷款（“账面信贷”）以及各种与银行无关的信贷形式。“这些信贷的典型特点是，它们的出现不受任何中央控制，而且它们一旦出现，要避免信贷崩溃，就必须允许其兑换成其他货币形式。”50

他认为，为了避免商业周期的大幅波动，银行应当审慎地核查贷款。“银行家不用担心过分谨慎对生产有什么害处。”他说。从维持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银行唯一能做到的恐怕就是谨言慎行。“在现有条件下，任性妄为就会出问题。不管怎么说，除非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央货币管理机构，才能实现货币调控。一个国家单独采取行动，注定要招来灾难。”51

尽管消除货币这一不均衡的来源很重要，但他警告说，严格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包治百病。“说我们能通过货币政策手段彻底消除行业波动，这可能是一种错觉。”他说。有些人，比如凯恩斯，相信经济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下运作得更好，这就受了误导。“我们最多能指望，越来越多的公开信息或许能让中央银行便于在周期的上扬过程中遵循谨慎政策，以此缓和其后的萧条过程，顶住那些‘用些许通胀’对抗萧条的主张。这样的意见，虽说出于好心，但却十分危险。”52

就这样，哈耶克来到了四重奏讲座的尾声。“讲座引发了轰动，”罗宾斯回忆说，“部分是因为它们揭示了古典货币理论多年来遭人遗忘的一方面。”53按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人们感觉哈耶克讲了一些新鲜而惊人的东西。

哈耶克的讲座解答了许多问题，也提出了同样多的问题，可罗宾斯还是特别高兴，因为它们完美地实现了他的预期目的—向英国经济学家介绍“这一伟大的传统（奥地利学派），并帮助说服英国读者，这一思想学派绝不可忽视，要不然，就有可能跟我们时代最富有成果的一大科学发展失之交臂”。54

对哈耶克而言，这些讲座其实也是伦敦经济学院对他的一轮加长版求职面试。他满心希望当上该校的教员。在讲座的推动下，贝弗里奇愉快地邀请哈耶克做访问学者，次年，又授予他图克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的职位。55罗宾斯说，“（这一提议得到了）全票赞成。”56哈耶克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