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茫然岁月　佩尔兰山和哈耶克迁往芝加哥，1944～1969年

《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的大获成功，哈耶克本人并没有出太大的力。他并不情愿做公众人物，为书做巡演时，他觉得听众的喝彩有失体统。“人们请我为五所大学做五场系列讲座，”他回忆说，“我以为是非常稳重的学术讲座，精心撰写了讲稿……我人还在公海上，《读者文摘》就刊登了《通往奴役之路》的节选。于是，等我到了，人们告诉我……我要到全国各地去做公开的巡回讲演。我说，‘天哪，我从来没这样做过。我肯定做不了。我没有公开演讲的经验。’他们说，‘哦，来不及取消了。’”1

哈耶克发现，听众太多叫他恐慌。“我宁肯想象听众是一小群像《纽约客》漫画家霍金森（Hokinson）2笔下的那种老妇人，”他回忆说，“我问，‘听众大概会有多少人呢？’他们说，‘大厅能容纳3000人，但这次讲座人数爆满。’老天呐，我完全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接下来的五个星期，他横穿了美国，对着专注的人群讲演。他瞬间变成了英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享受起扮演先知和圣人的角色来，但演员生涯来得并不那么自然。“我在美国的经历非常糜烂，”他回忆说，“你成了演员，但我不知道自己身体里还藏着这么一号人。但因为有机会和观众们一起玩，我开始喜欢上了它。”3

和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战斗，居然把哈耶克变成了公众人物，此事值得好好思考一番。凯恩斯知道怎样兜售自己的想法。他是写社论的大师，喜欢成为公众的焦点。要是哈耶克拥有凯恩斯那样的自信、商业常识和对表演的热爱，他大概可以说服更多的人相信管理经济不可取。哈耶克的确有自信，但他的口音，还有他内向的天性，不光跟他本人也跟他的思想对着干了起来。一位同事描述这一时期的哈耶克说：“很较真，相当严肃，有些胖，和蔼，迟钝，说话呆板，有时要想一想才知道下一句话该说什么。”4他完全不具备媒体明星的素质。不管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点孰优孰劣，占优势的始终是凯恩斯，哪怕是在他过世之后。

哈耶克受人钦佩，可除了十分熟悉他的人之外，没太多人喜欢他。人们认为他是一个逆流勇进、标新立异的人，但喜欢归属感的人并不亲近他。基于人类的乐观天性，凯恩斯送上了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人人都得到就业的观点。哈耶克却是个怀疑论兼悲观论者：力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有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自由市场按基于自利的理性决策运作得最好，若是受了理想主义诱惑反倒要失败。因此，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往往追随凯恩斯；悲观主义者则从哈耶克身上找到了指引，对现实世界保持清醒的失望态度。

美国巡回售书活动结束后，哈耶克闷声返回了英格兰。“只要凯恩斯还活着，他就极具争议性。可他去世之后，他成了圣人。部分出于凯恩斯乐于改变自己意见的原因，他的弟子们形成了一种正统见解，准你是正统，你就是正统；不准你是，你就不是。与此同时，我因为写了《通往奴役之路》，在大多数同行经济学家里名声扫地，他们很不喜欢它。所以，不光我的理论影响力降低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大部分科系也变得不怎么喜欢我。”5

哈耶克在1944年年初的一次讲座中透露，因为反对进步论的观点，他承受了旷日持久的伤害。“我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自己能够相信，计划下的社会能实现倡导者的承诺。”他说，“如果我能说服自己相信它们正确，我眼前遮挡未来前景的所有乌云就会突然消失。”要是他能顺着势头倒下去，“我说不定能变成受人信赖的领导者，而不是讨厌的挡路人。”“不管你对古典经济学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必须承认，他们从不害怕自己不受欢迎。”他说。

对《通往奴役之路》的敌意叫哈耶克吃了一惊。人们对其强烈表达的反感情绪也不曾很快消减。记者拉尔夫·哈里斯（Ralph Harris）6回忆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哈耶克有一段时期遭人讨厌和憎恶。连本身无意冒犯人的左翼知识分子都不想见他。我在牛津大学碰到好几回这样的事—哲学教授说，他不想见到‘那个人’……那是一种深深的恨意。”7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哈耶克思想的憎恶，转移到了所有主张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的自由市场观的人身上。“这是一种类似宗教战争似的东西，批评、平等、公正等崇高理想，就是亵渎好东西。”哈里斯解释说，“在许多普通人眼里，社会主义必将到来，它是文明社会最终要实现的目标。”8反过来说，自由市场的理念也得到了准宗教的地位，一些追随者似乎只是投身于秘密教派之下，而不是追求真理。

因为在居住国遭人嫌弃，哈耶克打算移居美国，可惜他又不愿意再一次忍受搬到新土地所带来的文化改变。他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为躲避纳粹前往纽约，好不容易才在美国学术界找到工作。这样的经历暗示，哈耶克也不会太受欢迎。此外，哈耶克享受生活在英国人当中。他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到美国时，“我始终太像个欧洲人，丝毫找不到归属感。但刚到英格兰的那一刻，我便属于它了。”9不过，他生活里发生了两件大事，改变了他的想法。

但他首先想解决自己在美国各地巡回售书时碰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跟他一样、不管凯恩斯主义多么普遍也仍然信奉正统经济学的人身上表现出的彻底孤绝感。“无论到哪里，总有人跑来告诉我，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与此同时，他觉得完全孤立在自己的观点中，没人能和他一起谈论这个话题。”他说，“这让我产生了把这些人聚到一起的想法，把这些生活在茫茫孤独中的每一个人，聚到同一个地方。”10

哈耶克希望带头高举反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和他合作的人，全都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但绝不全是奥地利学派的信徒。“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和市场应该免受干预。不要把这些人和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搞混淆了。后者鼓吹个人自由，认为人在私生活里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受社会习俗的限制，但他们在经济观上并不是“自由主义”。“自由”（liberal）这个词的矛盾用法，给人们带来了各种困惑。

1938年4月，哈耶克朝着反凯恩斯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为推动新书《美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的销售，美国著名记者兼评论员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巴黎办了一场研讨会。哈耶克、米塞斯、罗宾斯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法国社会学家雷蒙德·阿伦（Raymond Aron），11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12弗赖堡自由市场思想家卢朴克（Freiburg Wilhelm Ropke）13等20余人受邀参与讨论“自由主义的危机”。他们的论点勉强为进一步讨论奠定了基础，但“二战”开始后，哈耶克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刚一打完仗，哈耶克就着手联系“沃尔特·李普曼研讨会”的参与者，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思想家。

哈耶克提议在1947年4月于风光秀美的杜帕克酒店（Hôtel du Parc）14开一场为期10天的“峰会”。酒店坐落在瑞士沃韦附近的佩尔兰山顶，俯瞰日内瓦湖。瑞士信贷银行（Schweirzerische Kreditanstalt）的一位高层管理者承担了18000瑞士法郎主办费用的93%。领导瑞士手表制造商的一位苏黎世商人阿尔伯特·胡诺尔德（Albert Hunold），15本来有一笔经费要创办文科学报，后也挪作此用。此外，纽约支持自由市场的艾维顿·哈得逊出版社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还有来自密苏里堪萨斯城的自由意志论者威廉·沃尔克慈善基金会（William Volcker Charities Fund）负担了美国人来瑞士的路费。16

哈耶克邀请了约60人，承诺报销所有费用，来自10个国家的37人接受了邀请，其中一半来自美国。随后历代的自由意志论者们，对参加第一届佩尔兰山会议的参与者推崇备至，那态度不亚于新英格兰的富家子弟们对搭乘“五月花号”前往美洲的前辈们。在法语里，“佩尔兰”（pelerin）是“朝圣”的意思（故此佩尔兰山学会也称朝圣山学会）。搭着缆车前往杜帕克酒店（平时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登山客，不是知识分子）的“朝圣者”们，是一群南辕北辙、从本质上就不相同的人，只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宗教般的疏离感，如同圣人受了迫害那般，才走到一起来。正如历史学家乔治H.纳什（George H.Nash）17所说：“高高站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参与者们太清楚不过了，他们寡不敌众，对西方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们并无明显影响力。”18

到场的人分别是：米塞斯、罗宾斯、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1933年逃往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英国反计划经济学家约翰·朱克斯（John Jewkes）；20伦敦经济学院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21在《纽约时报》上为《通往奴役之路》写了赞美书评，确保该书在美国大获成功的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日内瓦高等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的校长威廉·拉帕德（William Rappard）；以及日内瓦的卢朴克，主持了德国货币改革；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内战史学家，为英国文学杂志《时与潮》（Time and Tide）撰过稿的韦罗尼卡·韦奇伍德（Veronica Wedgwood）。22施蒂格勒开玩笑（当然是半开玩笑）说，这份名单简直就相当于“哈耶克的朋友们”。

在所有这些出席了第一次会议的人当中，对实际推广哈耶克思想最得力的人或许要算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当年35岁，是芝加哥的一位经济学家，这是他第一次到美国之外的地方旅行。弗里德曼曾短暂地在《通往奴役之路》巡回宣传活动中见过哈耶克。他听从妻子的哥哥阿伦·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员）23的建议，接受了邀请。迪雷克托在伦敦经济学院见过哈耶克，并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一事出过力。芝加哥三人组—迪雷克托、施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戏称此行是“为了拯救自由主义……到瑞士公费旅游”，24除了打打扑克之外，并未心存太大指望。施蒂格勒让弗里德曼“训练阿伦打桥牌，之后我们再找到第四个自由主义者，教他打”。25正如弗里德曼的回忆，“在这儿，我是个年轻天真的外省美国人，遇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和我们一样，他们愿为相同的自由主义原则献身；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国家陷入了困境，其中不乏已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人，还有些人注定将来会享誉全球；和他们结下友谊，参与创办一个维护和强化自由主义思想的协会，大大丰富了我们的人生。”26

哈耶克的开幕致辞反映了他所走过的漫长道路，以及他眼前将要走下去的更为漫长的道路。之后，他邀请人们讨论“‘自由企业’和真正的竞争秩序之间的联系”“逼迫绝大多数国家采用集体主义式发展的主要工具[是]……通胀高压经济”问题、历史教学、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德国的未来、欧洲联邦的前景以及法治。

“这个地方美妙得不可思议，”弗里德曼在寄给妻子露丝的明信片上写道，“我们每天开三场会……很累，但也十分刺激。”27讨论十分激烈，活泼得过分。“我们的会议总以激烈的争论为标志。”28弗里德曼回忆说。不可避免地，会上也有激烈的争吵和分歧。米塞斯、罗宾斯、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和奈特因为收入再分配问题吵了起来。29弗里德曼解释说：“米塞斯是个有着强烈见解的人，所有的意见分歧他都受不了。”30为了让场面冷却下来，主办者安排了到周围山坡上散步的环节。第一次会议的激战氛围为随后的会议定下了基调，人们会为了外人眼里难以分辨的差别反复争吵，甚至退出。萨缪尔森带着冷幽默说：“佩尔兰山上请辞的人数，远不及新加入成员的人数。”31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辩论，罗宾斯执笔写下了朝圣山学会的使命宣言。宣言称，“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危在旦夕”“一种否定一切绝对道德标准的历史观在发展，各种怀疑法治可取性的理论层出不穷”造成了对自由的威胁。“未来，对私人财产和竞争市场信仰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助长（对自由的威胁）。”他总结说，“本团体无意大肆宣传。它不希望给既定体制造成妨害，阻碍正统观念。它不偏向于任何政党。它的目的单纯……是为保护、改善自由社会贡献一份力量。”32

哈耶克相信，这次会议将成为“欧洲自由运动重生”的标志。33弗里德曼认为，它是“抵消通往奴役之路的一次尝试，转而拉开一场通往自由之路的运动”。34安排第二次会议花了一年多时间（在瑞士的塞利斯贝格），但那以后，该会社年年碰头。

凯恩斯主义者们逐渐注意到了佩尔兰山会议，并将参与者们嘲笑为“化石般”的老古董。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贬斥最为典型：“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少数余党聚在阿尔卑斯山巅，结成了会社，可很快就因为一个小问题而分崩离析了，英国海军应该是政府所有呢，还是从私营部门租用呢？”35

在新使命的鼓舞下，哈耶克回到英国揽下一件更痛苦的差事。1926年，他在维也纳和海伦·伯塔·玛利亚·冯·弗兰奇（Helen Berta Maria von Fritsch，人称“海拉”）结婚。接下来的20年，在罗宾斯等朋友看来，两人的婚姻似乎很幸福，还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哈耶克娶海拉是为了疗伤。他年轻时原本最初爱的是表妹海伦，但1923年他旅居纽约，两人分隔两地，“因为一些误解”，36海伦厌倦了等待，嫁与他人。

不久后，哈耶克跟海拉结了婚，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海拉跟海伦长得有点像。海拉成了“很好的妻子”。37他回忆说。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哈耶克独自回到维也纳，探访亲戚们在纳粹治下过得如何。此时，他遇到了海伦，海伦说自己已是自由之身，可以嫁给他了。虽然妻子海拉为他奉献了青春，家里还有17岁的女儿克里斯汀和12岁的儿子劳伦斯，离婚还违背天主教信仰，可哈耶克还是决定跟海拉分手，迎娶海伦。海拉既伤且怒，拒绝跟哈耶克离异，两人的离婚谈判甚是火爆。

1949年，哈耶克和海拉及孩子们在汉普斯敦温暖舒适的家里共度了圣诞节。两天后，他离开他们，到纽约出席美国经济协会大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Convention）。哈耶克的财务状况主要靠的是他的脑子，而不是经济学。为了避免争议离婚要花的开销，他在酒店房间的门上给阿肯色大学经济和商业系主管哈罗德·杜兰留了个便签，希望能得到一个教职。哈耶克打算在阿肯色州定居，该州有着宽松的离婚法，跟海拉打离婚官司会比较便宜。杜兰伸出了援手，阿肯色州高级法院的大法官也挺仗义。1950年7月，哈耶克离婚成了定局。“最终，我强制执行了法院的判决，”哈耶克回忆说。“我敢肯定这是错的，但我还是做了。”他说，“我只是出自内心地必须要这么做。”38

离婚让哈耶克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大感愤慨，气得最厉害的莫过于罗宾斯，1950年，哈耶克辞去英国的教职时，罗宾斯完全傻了眼。罗宾斯写道，他认为哈耶克“此番行事……跟我在过去20年的友谊中对他性格和为人标准的认识，实在不可能调和。就我个人而言，我认识的这个人已经死了”。之后10年，罗宾斯对哈耶克厌恶之极，为海拉的遭遇表示抗议，他干脆辞去了朝圣山学社的职位，再也没跟哈耶克接触过。直到海拉去世两人才和解，1961年，罗宾斯出席了自己的教子（哈耶克的儿子）劳伦斯的婚礼。

哈耶克需要遁走他乡。从他个人情感大戏的角度来看，他迁往纽约，主要考虑的是财务状况，并非想要利用自己刚建立起来的自由斗士的名声。他需要赚到比伦敦经济学院更高的薪水，赡养海拉和孩子，同时维持自己和海伦的生活。最终，他在芝加哥大学找到了一个职位，尽管整个过程相当艰辛。

能跻身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哈耶克肯定再高兴不过了。但他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讲演后，支持自由主义的威廉·沃尔克慈善基金会总裁哈罗德W.鲁瑙（Harold W.Luhnow）找到哈耶克，邀请他专门根据美国的情况改写《通往奴役之路》。鲁瑙愿意答应哈耶克的要价：连续3年，每年付1万美元。“我对他并不怎么上心。”39哈耶克回忆说，较之成为保守派智囊团的御用文人，他宁可在一家声誉卓著的大学做个独立学者。

哈耶克试着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谋个教职，后者不乐意哈耶克出于私人理由索要高工资。接着，哈耶克接触了芝加哥大学，想在经济学院找个职位，满心以为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40等学者会欢迎他。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热情地接受了哈耶克的要求。哈钦斯是个教育改革家，努力想让芝加哥大学成为一个更严肃的教育机构，废除了联谊会和橄榄球项目。这些改革举措让他挺不受教员的待见，至少，经济学院思想保守的教授们不喜欢他。故此，从一开始，哈钦斯让哈耶克到学校来的建议就遭到教员们的抵抗，尽管对哈钦斯的反感并非哈耶克受拒的唯一理由。

“他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人，”弗里德曼解释说，“他们不同意他的经济学主张……如果他们放眼全世界寻找一个经济学家加入他们的教师队伍，他们肯定不会选择《价格与生产》的作者。”41当时的学术界认为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深奥又过时。哈耶克的思想和芝加哥学派的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弗里德曼支持哈耶克对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主张，而忽视了奥地利人“生产阶段”的概念，并且赞成政府控制货币供应。而政府控制货币供应的过程，在奥地利人眼里令人厌恶。此外，哈耶克相信，自由市场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德，弗兰克·奈特等芝加哥学者则认为，市场也可以和政府干预一样效率低下。不过，奥地利人和芝加哥学派都相信价格是理解经济的关键，自由市场比政府干预更可取，这就意味着，两者虽有针锋相对的主张，但基本上是同路人。

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上的突破（认为对货币供应给予不必要的限制和随后的经济紧缩有联系），表明芝加哥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大。哈耶克和米塞斯认为经济活动太复杂，无法量化，用平均值来界定个人如何确定价格是误导，弗里德曼的研究则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凯恩斯将经济视为整体的概念，并用平均值来判断经济变化的因和果。对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概念，弗里德曼素来谨慎待之，不做过分严厉的批评，但他对其优点是始终有所保留的。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做的末日预言，同样表现出他缺乏芝加哥学派所期待的学术严谨性。据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Chicagos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主席约翰·奈夫（John Nef）所说，一些芝加哥经济学家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太畅销了，受人尊敬的学者不应该犯这种罪。芝加哥愿意要他没问题，但别把他跟经济学家扯上联系”。421950年秋，在奈夫的建议下，哈耶克成了社会思想委员会旗下社会与道德学的教授。这个职位也接受了沃尔克基金会的部分赞助。尽管心有不甘，哈耶克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

哈耶克想写一本像《通往奴役之路》那样受人欢迎的作品，启动他反凯恩斯革命的事业。一如他的传记作者艾伦·爱本斯坦（Alan Ebenstein）所解释：“他希望《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能成为20世纪的《国富论》。”43接下来的9年里，他断断续续地着手写一本解释“为什么法治是捍卫个人自由免受政府侵犯最佳途径”的著作。他简介了自由概念的由来，详细阐述了200年前“自由主义之父”、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第一次表达的法治概念。洛克的作品曾给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带去了无限的鼓舞。洛克主张人人平等，否认君权神授的逻辑。他定义了社会中人们和平相处的“社会契约”，并认为，这种契约是顺从法律和政府的先决条件。洛克最触动哈耶克的想法在于他断言，只有当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才能说这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

哈耶克接受了洛克的法治思想并做了进一步的演化。他声称，唯有法治的存在，才能确保自由市场对所有人公平运作，如果法治缺席，暴政就会上台。为了改进《通往奴役之路》故作惊人之语的缺点，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故意放低了调门。“我本着尽量清醒的精神来引导讨论。”44他写道。

《自由秩序原理》的第一条总体结论是，个人要免于他人的胁迫，国家必须强迫一些人不去胁迫他人。第二条是，民主和资本主义，以及其私有产权的观念、自由市场下执行契约的观念，都需要法治。“西方社会走向繁荣，贡献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法治的相对确定性了。”45哈耶克断言。有了法治，公民能对未来做出确定的决定，提供了社会实现富裕的有序条件。哈耶克认为要限制法律对私人生活的干涉，允许个人享有他所谓的“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46这无异于洛克的现代翻版。

接着，哈耶克闯进了与“美国梦”关键元素相关的危险领域，即人生而平等，为保证公平地对待所有国民，政府需要奉行能让国民在尊严上平等的政策。哈耶克剖析“平等”这个词，顺便驳斥了洛克的论点，即通过经验而非天赋来获得智慧。“贬低先天差异的重要性，在当代一直很流行。”他写道，“可我们绝不能忽视一点事实，人确实是生来就非常不同的。从陈述事实的角度来说，‘人人生而平等’并不是真的。”47无怪乎哈耶克在书的前言就警告说：“我不敢说我是以美国人的身份来写它的。”48

尽管哈耶克承认，所有人都应当视为具有同等的价值，在法律下享受平等的待遇，但他认为，政府想叫人人平等，或是为所有人提供相同资源叫他们平等，这太荒谬了。人和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而在他看来，这种差异，是维护进步与繁荣的基本要素。“我们所期待的经济快速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正是不平等的结果，没有不平等，经济快速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49

他认为，一些国家的文明进步领先别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今天有一些国家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达到西方世界用了数百年才实现的水平或物质享受，岂不能明显看出—正是因为西方并未强迫世界其余地区分享其物质成就，它们的道路才变得更加容易了吗？”50

争议性观点接连不断地冒出来。读过《通往奴役之路》的保守派或许可以得出结论，哈耶克是自己这边的人，这本书为自由市场做了担保，保守派普遍视之为宣言。然而，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却用一篇后记叫他们醍醐灌顶。后记题为：“为什么我不是保守派。”51哈耶克宣称，他是“自由主义者”。“保守态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害怕变化，对新生事物有着怯懦的不信任。”他写道，“而自由主义立场则以勇气和信心为基础，愿意让改变自然发生，哪怕我们无法预测它通往何方。”52他接着说，“保守派立场建立在如下信念上，在任何社会中，总有公认的卓越人物，其天生的标准、价值观和立场应当受到保护，他对公共事务有着比其他人更大的影响力。诚然，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确然存在这样的人物—他并不是平等主义者，但他不认为什么人有权威来判断卓越者。”53

哈耶克断言，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一样，都持有不民主的可恨观点。“只要他认为用在了正确目的上，保守派并不反对高压政治或专制权力。他认为，如果政府在一个正派人的手里，它不应该通过严格的规定施加太多限制……他认为自己有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54他写道，“我反对的不是民主，而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不懂要限制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以及其他任何政府形式的控制范围。”55

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保守派的死穴。“民族主义的偏见往往会在保守主义到集体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来，一旦从‘我们’的产业或资源的角度思考，下一步就是要求以国家利益指导这些国家资产了。”56他断言，“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对爱国主义的背离，但又与对国家传统的深深依恋完全兼容。”57哈耶克写这本书时，美国正笼罩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及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发起的反共阴影下。面对这种凶险的发展趋势，哈耶克毫不客气：“说一个理念非美国，或者非德国，这并非真正的论点，由我们的同胞所构思的错误或邪恶理想，也并不比其他错误或邪恶的理想更好。”58

1959年5月8日，哈耶克在自己60岁生日时完成了《自由秩序原理》，1960年2月该书付梓。他把签了名的抄本寄给了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沃尔特·李普曼、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亨利·黑兹利特以及《时代》杂志的发行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还有《读者文摘》的一位高级编辑，希望该杂志像对《通往奴役之路》那样，出一个删减版。这不仅是为了他振兴自由主义的计划，也是因为哈耶克需要收入。要养活两任妻子和两个孩子，没有薪俸的退休迫在眉睫，他衷心希望这本书能畅销一时。

可惜天公不作美。虽然它收到了往日怀疑者的鼓励之语，却未能在公众当中掀起波澜。较之《通往奴役之路》，它冗长而沉重。诚如罗宾斯所说：“真不能说它容易读；论点尽管清晰也条例分明，却需要读者时不时停下来反思。”59虽说是一本旨在鼓励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自由基本概念的作品，可连知名的学术期刊对它也不怎么关注，很少有人为它写书评，写了书评的人却发现它缺陷甚多—哪怕这些人有可能赞同书里的结论。

普林斯顿大学的雅各布·瓦伊纳的态度最为典型，他和弗兰克·奈特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引导芝加哥学派朝着支持市场的方向前进。瓦伊纳抱怨哈耶克过分简单化、自相矛盾、学术方法糟糕，“哈耶克的论据明显缺少‘如果’和‘但是’，也少见权衡利弊的痛苦角力。”60他重复了乔治·奥威尔对《通往奴役之路》的批评，即哈耶克主要反对的是公共领域的高压政治，但同样的论点用在私人企业上也成立。瓦伊纳嘲笑哈耶克抗议工会垄断劳动力供给，却放过了私人企业卡特尔。61他奚落哈耶克叫所有人支付相同税金的“单一税”：“即便按最极端的表现，累进税制（对富人的征税比例高于穷人）也从来不曾让纳完税的富人过得比穷人还艰难。”62

瓦伊纳拒绝接受哈耶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适应社会需求的人会过上好日子），他说，这跟哈耶克对“历史主义”（说历史是由不变的法律所决定，而不是由人的努力所决定）的驳斥相互矛盾。63瓦伊纳说，哈耶克倡导有限度的福利国家，实现全民医保，国家提供基本的住房，这跟他反对国家“高压政治”的核心主张完全是对立的。这些前后不一之处会“破坏哈耶克对自由放任的任何陈述”，足以“叫不少和他有关系的‘自由意志论者’心烦意乱”。64最后，瓦伊纳斥责哈耶克将经济发展和收入最大化置于所有其他价值观（如宗教或民主）之上。65

罗宾斯在《经济学》（Economica）上的书评凸显了两人之间的隔阂。罗宾斯认为，哈耶克对自由的定义以是否存在“高压政治”为基础，这是错的。罗宾斯说，诚然，诸如民主和投票权，“尤其是考虑到了女性和有色人种”等重要的正面行为，是真正民主的标志。“但不容否认，（民主）天然地要以自己的自由摧毁其他的自由；出于这一理由……我们或许会同意……哈耶克教授的这一观点，民粹主义的政府有很大的危险性。不过，这无非是生活的诸多悖论之一罢了。”66

说到哈耶克对国家干预的反对，罗宾斯发现他从前的这位朋友采用的方法极不合理。“在我看来，对所有混合经济的稳定性都持绝对怀疑态度，这在逻辑或者历史上都没有任何基础。”67他断言。和凯恩斯一样，罗宾斯认为，国家对公众福祉出手干预，无非是因为社会此时正迫切需要它。在一个温和的种群中，国家援助恐怕是有益的。“当我观察如今英国的社会条件，公民和孩子们都吃得饱，身体健康，基本上体面而富有人情味，再跟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40年前的情况对比，我真的觉得，社会有了最可靠的实质性改善，”68罗宾斯写道，“哈耶克有点太偏执……地假设，偏离他的规范，就会渐渐导致灭顶之灾……为什么他会认为，这些（进步）都有可能令社会解体、走向集中营呢？”

《自由秩序原理》这些令人失望的书评，还有它可怜的销量，引发了朝圣山学会的一场危机。多年来，协会的成员和出席率不断萎缩，它因为派系之争、个人恩怨而四分五裂，内讧的细节小得令人尴尬，实在无法公之于众。在很大程度上，哈耶克把协会当成自己的孩子，内讧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1960年的聚会上他辞去了主席之职，并拒绝参加1961年的聚会。

还有另一件恼人的事情。1960年，哈耶克跟临床抑郁症缠斗了第一个回合。次年，他经历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却没有得到正确的诊断，他进一步堕入了阴郁。1962年，他仍为老年财务安排不足而感到焦虑，担心可能会让海伦过拮据日子，于是，他接受了德国弗赖堡大学一个有退休金的职位，弗赖堡距奥地利边境约100英里。从某些方面而言，此举代表了回归故土；从另一些方面而言，它标志着后撤，退隐家园。过了20多年姓氏里不带贵族前缀“冯”的生活，回到弗赖堡之后，他又开始叫自己“冯·哈耶克”了。虽然1964年，哈耶克成了朝圣山学社的名誉主席，该组织的动荡仍让他深感失败。他感到孤立，受人忽视（后者更糟糕）。1978年，他回忆说：“（大学的）大部分院系不喜欢我，那种厌恶我到了今天都能感觉到。经济学家们则基本上拿我当外行。”69

还有一件事似乎对哈耶克的信心造成了最后一击：他昔日最紧密的朋友、最热情的支持者——莱昂内尔·罗宾斯，也修正了对自由市场理念的信仰，改投凯恩斯主义门下了。对罗宾斯来说，转折点在于哈耶克和米塞斯责怪美国的大萧条是因为商人以太低的利率借了太多的钱，又把钱投入到亏损的业务上。罗宾斯以英国式的低调手法形容该解释是“误导”，他说哈耶克对大萧条的补救方法（暂停错误的投资，提高利率鼓励更多储蓄，阻止消费者支出，让市场自己找到平衡点）是不合适的，这就像是“拒不给掉进冰窟的醉汉盖上毯子、注射兴奋剂，因为他最初的麻烦是热得过了头”。70

罗宾斯最初曾完全接受哈耶克的诊断，还写了名为《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书，支持哈耶克的主张，认为只有对破产的经济及其受害者坚持铁腕政策，才是清除资本失衡、回复经济健康的唯一办法。但后来，他却说，“我宁肯忘了”这本书，“它是我职业生涯里最大的失误”。他不仅为自己坚持哈耶克的信仰感到懊悔，也为自己这么迟才投入凯恩斯主义感到遗憾。一如他所说：“我会一直感到深深的遗憾，尽管我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诚的信仰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我当时确实激烈地反对那些有可能减缓经济灾难的政策。”71

1969年，哈耶克出于经济原因搬回了奥地利。一家经济系很小的小规模学院，萨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Salzburg）以体面的数目买下了他的藏书阁，搬到那儿去，哈耶克能够继续参考他的书，继续写作。同年，他经历了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但又一次没得到正确的诊断。其后5年，他长时间处于健康状况不佳的状态，他不但疼痛，还犯了急性抑郁症，完全无法工作。衰弱状态持续到了70年代末，他只得仰仗抗抑郁药物。

据拉尔夫·哈里斯说：“哈耶克回到故乡奥地利时，非常沮丧。混合经济的成功让他的自由市场理论，还有他本人，都显得脱离时代了。”72他的儿子劳伦斯说：“他的想法不时髦了。似乎没有人再听他的话，没有人再赞同他的观点。他孤立了。”73哈耶克落入人生的最低潮。哈耶克回忆道。“我的印象是，‘我完了。’”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