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还击　凯恩斯和哈耶克扭打起来，1931年

不管凯恩斯认为对手的分析有多荒谬，他总是本能地迎上去。从辩论中获益，是头等的剑桥精神。每当凯恩斯本人一参战，辩论必然会以丰富多彩的语言进行起来。凯恩斯是天生的辩论天才，他情不自禁要戏剧化地表现自己和对手的差异。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那强大的精神也被凯恩斯夺目的智力吓倒过。“凯恩斯的智力是我所见过的人里最锋利、最清晰的。”罗素写道，“跟他争辩的时候，我总感觉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冒险，就像个傻瓜一样。有时候，我会感觉人这么聪明必然没深度，但我也知道，这种感觉毫无道理。”2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3深有同感地说：“他的照明灯是从不熄灭黯淡的。”4罗伊·哈罗德也赞同地说：“我们这个时代，没人比凯恩斯更聪明，也没人像他这么不加掩饰。”5

哈耶克极度的自信，或许再加上伴随傲慢而来的勇敢无畏，使得他愿意冲进凯恩斯的主场迎战巨人。凯恩斯的回应是以毒攻毒、以火克火。凯恩斯认为对手深深地陷在狭隘的奥地利学派认识里，无法理解需要想象力大胆飞越的观点，于是他发动了一轮本能的攻击。哈耶克对凯恩斯《货币论》的苛刻评论，让凯恩斯怒不可遏，他用了将近7年的时间来梳理自己的观点，出版了这本书。这当然是一本不断修正改进的作品，可对手居然没考虑到这一点，凯恩斯觉得受了侮辱。事实上，考虑到哈耶克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凯恩斯，他必然早就意识到，凯恩斯已经远远超越了自己在《货币论》中表达的观点。

在《货币论》的序言中，凯恩斯承认，自己对书中的努力并不满意。“本书中有大量内容代表了我摆脱过往想法、努力寻找表述现有想法的过程。”他写道，“篇幅中仍散落着我蜕下的外皮……我感觉就像是一个被迫自己找路、穿越混乱丛林的人。”6

对这样一个超凡的公共人物而言，如此坦白殊为不易。它为探讨凯恩斯与自己的追随者及普通公众之间吊诡的关系提供了洞见。凯恩斯总是谦虚地承认自己尚存不足，但同时他也超有信心：哪怕他的智性旅程并不完整，也值得出版。此外，他还不愿意放弃自己为《货币论》付出的心血。亚瑟·奎勒-库奇爵士（Sir Arthur Quiller-Couch，英国作家）7曾建议作家们残酷无情，“干掉自己的心肝宝贝。”8凯恩斯若能遵照这一建议，结局一定会更好。可恰恰相反，凯恩斯竟然主动向一丝不苟、固执己见、不肯宽于待人的对手献上了大好的攻击素材，而这个对手正准备拿他开刀搏出名呢。

凯恩斯自承不足，哈耶克的书评却寸步不让，两派人马（凯恩斯和他在剑桥的追随者，对战哈耶克和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奥地利学派信徒）自然论战起来。论战很快演变成粗鲁、残酷的人身攻击，到两人过世之后都不消停。1931年秋天，凯恩斯发现自己处在了有些尴尬的位置上：他被迫要捍卫自己不再认同的想法，尽管他在11月号的《经济学刊》上发表的回应表明，哈耶克论点的主旨激起了他的兴趣。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花费那么多精力在哈耶克的进攻中捍卫自己。

凯恩斯读了哈耶克长达26页的书评（上下两部的前半部分），手里握着铅笔，越看越生气，在书页的空白处留下了34处反驳。终于，哈耶克不光针对《货币论》，更针对他整体观点的学术辩论方法把凯恩斯气炸了。“作者希望读者怀着‘善意’阅读自己的书，可哈耶克不。”他写道，“他若不怀着善意读我的书，便不能明白我的意思，无法懂得我是否正确。他显然有一种挑战我的激情，但我倒好奇他的激情是怎么一回事。”9凯恩斯在《对哈耶克博士的回复》一文中承认，哈耶克对当代经济学辩论的贡献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残忍地评估了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提出的论点。“以我之见解，在我读过的书里，这本书要算最糊涂的一本了。开篇前45页几乎没能提出一点合理的主张。”他写道，“不过，它还是有些意思，能在读者的脑海里留下点痕迹。”接下来，他承认本书也有优点。“这是一个精彩的例子，说明无情的逻辑学家可以怎样从错误开始，一路冲进疯人院……不过，哈耶克博士的确看出了异象，哪怕他醒来的时候疯言疯语地讲述故事，把故事里的东西胡乱冠上名称，可他的脑袋并非全无灵感，必定能使读者窥见他观点中的源头。”10

事实上，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提出的理念和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表达的内容相去并不太远。最重要的一点相似之处在于（但持续时间并不长），两人都假设在封闭经济体中总产出是固定的，当人人都实现就业，均衡状态就会出现。两人的主要区别是储蓄与投资不平衡的原因与结果。哈耶克借助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认为在这种时候，经济体的信贷水平和真正的需求失衡。

比哈耶克和凯恩斯头脑冷静的人大概已经看出了他们论据的诸多相似之处，并把焦点集中在有趣的差异之上。可在《经济学刊》及随后私人信件往来的激烈交锋中，凯恩斯和哈耶克却深深地纠结于判断对方所用术语的含义，以求破译对方到底在说什么。即便是对训练有素又得益于数十年后见之明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两人之间的差异往往博学到了费解的程度。11凯恩斯甚至一度恳请罗宾斯来调停。哈耶克和凯恩斯两人都未曾料到他们竟然会看不懂彼此的观点，这让他们措手不及，就像黑夜里两艘船迎面驶过一样。

从凯恩斯发表在《经济学刊》的文章明显可以看出，凯恩斯一开始就为哈耶克连在术语的使用上都找不到共同点感到懊恼。“哈耶克博士请我阐明《货币论》中一些他认为含糊的专用术语。他坦率地说，他发现自己和我的差异难以解释。他肯定我的结论是错误的（尽管他没有说明是哪些结论），但他又认为‘极难论证确切的分歧点，并陈述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我的分析脱离了本质，但他又宣称，‘判断论据的缺陷不容易’。故此，他所做的无非是为了找出语言上的矛盾或暗藏的歧义，挑剔我所使用的具体词汇。”12凯恩斯很乐于澄清自己所用术语的含义，但他把这些澄清放在了文章末尾的附录里，贬低了用词差异的重要性。尽管哈耶克努力想要把辩论焦点重新拉到技术层面上，探讨盎格鲁-撒克逊式马歇尔派经济学和奥地利资本经济学之间的差异，但凯恩斯却指责哈耶克忽视了更宏观的图景（这些宏观图景，凯恩斯并不打算放弃）。

凯恩斯认为，哈耶克不愿面对他新颖的想法，可不光是迟钝的问题。“哈耶克博士严重地误解了我的结论的特点，”他写道，“他认为我的中心论点是另外的什么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指责哈耶克不光歪曲了他的观点，还曲解了他的话，强加不实之词。“难怪他认为我的结论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了。”他写道。他批评哈耶克把论点隐藏在术语之中，实际上无非是想“找麻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故意“小题大做”。

凯恩斯承认《货币论》论点的部分误会是他自己的错，是他弄混了确切的含义。他坦言，在撰写《货币论》的这些年里，对好些关键因素，他多次改变心意，但没有在最终成品中将先前的推理清除干净。“原来思路的痕迹不容易删掉，我早先写的某些段落，不自觉地跟早前的观点更为吻合，却跟我现在的认识不那么一致。”13但凯恩斯就打算退让到这个地步。他暗示，哈耶克对奥地利学派的思维方式太过投入，对《货币论》中所表达的原创和复杂思想，哈耶克这样墨守成规的学者跨不过这道坎。“深深沉浸在老式观点中的人，就是不愿相信我是在邀请他们试穿新裤子，坚持认为新裤子无非是他们穿了好多年的老裤子新绣上了花而已。”14

凯恩斯怀疑，“一个称职的经济学家”怎么会误解和谎报他的观点，但他又暗示哈耶克没有能力跳出自己在维也纳学到的那一套概念。“否认自己的教条对他来说似乎不可想象，哪怕我写了数万字加以驳斥，对他来说都像是耳边风。他只能注意到我的结论跟他的所学不一致，却看不见我从一开始就对它提出了异议。”15

哈耶克把自认为有别于凯恩斯的观点一一道出。哈耶克宣称，储蓄和投资不相等，是银行提供不当或“非自然”信贷水平的结果，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做法会导致商品价格变化。然而，凯恩斯更看重“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不相符合的时候。故此，哈耶克和他占据的是“不同的山头”。凯恩斯向哈耶克伸出了橄榄枝。他建议解决的办法是基于庞巴维克和维克塞尔的著作，资本和利息理论还有更多的研究可做，他同意英国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太忽视上述两人了。他说，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就打算试试看，并正在着手进行的新书里公布其成果。他对不同的术语做出定义之后，又评论说，一道“厚而浓重的雾，仍然横亘在我和他的思想当中”。就这样，凯恩斯果断地结束了自己的还击。

凯恩斯的尖锐回应让整个学术界都扬起了眉毛。众所周知，凯恩斯受不了傻瓜，总会气势磅礴地回应批评之声。据认识他的人说：“跟他有接触的人会自卑感弥漫，他要负的责任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多。”16但即便对刻薄的凯恩斯来说，他也承认自己和哈耶克两人的往来缠斗充满人身攻击，刻薄得非比寻常。正是因为年长的凯恩斯放弃了通常的礼节，结果门户大开，遭受了一位刚到英国没多久、远不如他有成就的学者不公正的奚落。

对凯恩斯行为的抱怨，起初仅限于资深研究员的公共休息室，不过，当马歇尔的后继者、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亚瑟·庇古（Arthur Pigou）17哀叹凯恩斯的还击有失体统之后，许多学者对论战精神的不满就浮出水面了。“在我们的私心里，真的对我们同时代的某些人进行争议时采用的态度感到完全满意吗？”1935年，庇古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场讲座上问道：“一两年前，一本重要作品出版之后，有人对若干具体段落做了谨慎而认真的批评。作者的回应不是反驳批评，而是暴力攻击批评者本人几年前写的一本书！直接把球朝对方身上扔！18用决斗的方式！那种事必定是个错误。”19他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争吵是“两败俱伤”。20

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的高调决斗得罪了不少人，但罗宾斯却对论战感到高兴，也渴望让矛盾愈发激化—这可不光是为了让《经济学刊》及伦敦经济学院得到关注。他请哈耶克立刻回应凯恩斯的还击。凯恩斯上了钩，罗宾斯和哈耶克都很欣慰，也乐于见到伟人准备参与详尽讨论，让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跟奥地利学派角力。到了论战的这个阶段，要把他们拉开就很难了。两人都从“古典派”（它以产品成本为推理基础，如产品的稀缺性、土地和工资的成本）和“新古典派”（考虑到商品的价值依赖于其有用性，还有“边际效用”的概念—某种商品越多，在买家眼里所蕴含的价值就越低）中汲取思想。不过，凯恩斯已经在探索怎样操纵需求、供给和价格，而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则让哈耶克相信，干涉自由市场将导致无法预见的结果。

哈耶克放下《货币论》批判文章第二部分的写作工作，匆匆拟就了一份对凯恩斯反驳的回复。“很遗憾，”哈耶克对凯恩斯写道，“凯恩斯先生的回答似乎并未帮我理清我先前指出的诸多疑惑，或是对进一步讨论奠定更好的基础。”21如果说，哈耶克最初的攻击触怒了凯恩斯，那么，凯恩斯回复里隐含的怒气，也给哈耶克造成了同样的效果。凯恩斯对他的《价格与生产》一书的贬斥，尤其伤了哈耶克。哈耶克写道：“我肯定地说，我非常乐意也迫切地愿意听取凯恩斯先生对我的任何确凿批评，但我看不出胡乱抨击我的整体观点有什么目的可言。我简直不能相信凯恩斯先生给人留下的印象，对手反对他的分析，他却侮辱对手，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我希望，等我的批评文章全部发表后，他不光能更具体地反驳我的异议，还能证实其驳斥意见。”22

哈耶克再度将自己认为是分歧核心所在的术语差异罗列了出来。“他并没有澄清他的投资概念。我也基本上没能看出它确切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利润概念也是如此。事实上，除非他能阐明投资的概念，我不认为他能清楚地使用利润这个术语。”23哈耶克表达了热切学生所受的那种委屈：他只要求对方澄清，对方却声讨谴责他。“作者所提到的几乎所有基本概念都很含糊，有些甚至采用了若干断然矛盾的方式来定义，我本期待他急于澄清其具体含义，以求得到理解。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至少能要求他全力以赴给出概念的确切定义吧？”24

哈耶克说，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义，他只好猜测凯恩斯的意思。他再次陷入贯穿书评第一部分那种饱受伤害的愤慨语调。“我无奈（假设这就是凯恩斯的意思）因为我无法，事实上现在也无法从他的《货币论》及随后的反驳中发现这一现象有其他任何站得住脚的解释，也因为我拒绝相信（可我现在怕是不得不相信了），凯恩斯先生竟然认为他对利润和投资的分析，能独立而充分地解释他的矛盾之处是怎么来的。”25

在解释了凯恩斯论点中的缺陷之后，哈耶克指责凯恩斯忽视了欧洲资本理论，暴露了他对经济学的无知。他建议凯恩斯重新看看资本理论，“就算我们还没有特别满意的理论，至少也有一套比凯恩斯所依赖的东西要好，那就是庞巴维克和维克塞尔的理论。凯恩斯忽视这套理论，不是因为他认为它是错误的，而仅仅是因为他从未费心去了解过它。这足以证明，他根本不理解我尝试根据这一理论建立若干推论的努力。”26

虽说凯恩斯希望尽快结束这场小论战，但看到《经济学刊》上哈耶克语带叱责的回复，他向这位批评者写去了一封简短的便签，引发了一连串几乎让人看不懂的交流，后来，凯恩斯将相关信件拿给了“马戏团”的少数几名成员传阅，尤其是皮耶罗·斯拉法。他采用了真正的剑桥辩论风格，表面上看，凯恩斯的质询是单纯的学术磋商，旨在更好地理解对手的异议，其实却是想让哈耶克在草率中做出鲁莽或有漏洞的回复，给他下绊子。凯恩斯用英国公立学校的方式对哈耶克直呼其名，他写道：“如果你能帮我更深入地澄清一下储蓄的定义……给我一个公式说明如何衡量储蓄，我会更明白些。此外，按照你的术语，‘自愿储蓄’和‘强迫储蓄’有什么区别呢？”27信笺末尾，他留下了正式的落款：“J.M.凯恩斯。”

一个星期内，哈耶克回了信。信的开头称“亲爱的凯恩斯”，随后附上了对“储蓄”的复杂代数定义，他相信，这个定义考虑到凯恩斯一部分“储蓄”跟更新破旧厂房有关系的主张。哈耶克认为，此刻凯恩斯就脱钩了，所以哈耶克很着急地想把凯恩斯给抓回来。哈耶克对两人间的明显术语差异做了限定。“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即对我所称的‘强迫储蓄’，最好不使用‘储蓄’这个词，仅将之称为对过剩储蓄的投资。”他说，“在我看来，储蓄和投资达成均衡状态，必然意味着两者一致，至于为什么你觉得储蓄和投资可以不一致，我实在不明白这理由。”28

哈耶克的信到达当天，凯恩斯就写了回复。“非常感谢你的来信，让我总算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一些了。”他写道，“然而，有两处表达我还想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他对哈耶克所用的“速率”（velocity）感到困惑，“据我所知，当今经济学家用这个词至少有九种含义，而这九种含义彼此之间都有些微妙的差异。”他还向哈耶克请教“现有资产”一词的意思。30

三天后，哈耶克回了信，解释他所说的“速率”的意思是“总有效流通”，尽管“我通常并不使用这个概念”。他让凯恩斯查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基本上完全与我的观点吻合。”31四天后，凯恩斯又把球击过了网。“要是我惹人生烦的话，真抱歉，”凯恩斯写道，“但我真的想知道你所说的‘有效流通’的确切意思。”32

就连圣诞节的降临也没放缓两人的通信往来。圣诞节一早，哈耶克就写信给凯恩斯，“抱歉我误解了你的问题。‘总有效流通’是任意时间段内有效的货币支付总金额（现金、银行存款或任何形式）。”33那天下午—当时，皇家邮政局每天会投递两次信件，连圣诞节也不例外，凯恩斯回复道，“我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但他很快又补充说，“可这也正是我的纠结所在。”哈耶克或许已经感觉到，尽管凯恩斯对术语上有所保留，但他离对手靠得更近了些，更方便反驳他的观点了：凯恩斯在最初的三封信里署名“J.M.凯恩斯”，而这一回的圣诞节通信，他却署下了不那么正式的落款“J.M.K”。

哈耶克圣诞期间到伦敦外面过了些日子，通信短暂中断，可没多久就恢复如常。哈耶克再次恢复了掩盖不住的恼怒语调。“如果我想到你（对用资本代替储蓄）感到困难，我老早就会说得更清楚些了。”34他抗议说。但是，哈耶克发现，这事很难弄得清楚。面对凯恩斯简单的询问，他的回答是一个单句，并带二级从句的省略语，足有200个让人难以消化的单词。到了这个阶段，就连哈耶克也意识到，要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绝不轻松，所以他在括号里写道：“对这个可怕的‘德国式’句子，我很抱歉。”为了解决更新破旧厂房的问题，他再次建议凯恩斯重温奥地利学派“迂回”生产阶段的概念（就是它，曾让马歇尔学会困惑不解）。

凯恩斯一周内就写了回信。如果说哈耶克以为自己距离解答凯恩斯疑惑靠得更近了些，那他可想错了。“你的切入点并不是真正让我困扰的地方，”凯恩斯写道，“（更新破旧厂房）需要一定的收入比例，对商品折旧。这一点我能理解。”但他继续要求哈耶克给出储蓄的定义，并请求后者把世界当成它本来的样子加以认识，而不是当成一种概念结构。“在一个进步的社会，或者在一个新发明淘汰现有工厂（和折旧截然相对）、现金周转（过手的货币量）和国民收入（产生的总财富）之间不存在稳定关系的社会（举例来说，在英国或者在美国1931年两者的关系和1929年就有着很大的区别），情况会是怎样。”35

1932年1月23日，中断了近两个星期后（在此期间哈耶克患了轻微的流感），哈耶克详细做了回答。他一边试着回答凯恩斯的不同意见，一边坚守生产的阶段性。他继续停留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概念领域，拒绝猜测现实生活的条件，他承认，“判断需要多少货币变化才足以抵消商业组织的变化，诚然是货币理论最困难的一个任务。”他尝试解决凯恩斯有关筹集资本取代过时厂房的要旨，并答应回到问题本身。“我会在我‘思考’的第二部分处理问题的这个方面，我才刚刚读了相关的证据。”36

凯恩斯对通信感到了厌倦。他把哈耶克最近的来信拿给斯拉法看，并写道：“下一步会是什么呢？我很想打呵欠—也真的打了。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或许会出现什么有趣的东西。”37

三个星期之后，凯恩斯对哈耶克1月23日的信件做了回复。他举起了白旗，甚至可以说，他投降要求停战了。诚如他对斯拉法所说，他厌烦了在一个并非他当前关注点的领域深挖下去，他现在关心的是自己不断发展的理论如何进行实际应用，而且他的耐心耗光了。“你的信对我理解你在想什么帮助很大，”他写道，“我想，依靠通信的方式，你已经把我想要问的东西都告诉了我。这件事无法再深入讨论了，除非把你的论点扩展到更为实际的案例上，而不是对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一味加以简单化。显然，它的内容足够写一本书了，通信远远无法涵盖。”他对哈耶克解释说，他希望从两人的交流中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帮助自己探索如何更好地解决周期性经济条件，但他所取得的进展有限，不能再多花时间和精力了。

“回到我们通信的起始点，我从这儿开始，也从这儿结束。”凯恩斯写道，“也就是说：你所谓的自愿储蓄和强迫储蓄，我不知道它应用在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认为我现在理解了你在某些具体案例中使用它们的意思，当然，它也让我对你在想什么有了一定的整体认识。多谢你这么详尽地回答我。”38

由于有太多别的事情要做，比如撰写日后名为《通论》的著作，凯恩斯急于迅速了结与哈耶克的争论。他的结论是，他不大可能说服哈耶克修正想法上的谬误。如他所说：“在经济学上，你不可能判定对手有错，你只会让他愈发相信自己。而且就算你是对的，如果你自己的说服和阐释力上有瑕疵，如果他的脑袋里已经充斥了相反的概念，跟不上你想向他展示的思路，你也不可能说服他。”39不过，凯恩斯也很乐于通过其他途径继续决斗。凯恩斯和哈耶克各自长剑入鞘了一阵儿，但两人的弟子继续展开着与两人分歧相关的辩论。

本·希金斯（Ben Higgins），1933～1935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还记得双方当时激烈的对立情绪。“身在伦敦的我们认为剑桥发生的奇怪事情很滑稽，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滑稽，”他回忆说，“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着如此风度、机智和魅力的人（指凯恩斯），再加上他的辉煌成就，恐怕会成功地说服一些人相信他是对的。这可真是一个可怕的前景。若非如此，伦敦和剑桥之间怎会发生激烈的辩论呢—我们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我们都受到哈耶克很深的影响。他是我们的神祗。”40

加拿大出生的剑桥经济学家罗伯特·布赖斯（Robert Bryce），以类似宗教献身的情绪信奉凯恩斯的观点，他参加了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座，感受跟希金斯很类似，只不过是站在堡垒的另一边罢了。“1935年春天，我每个星期总有一两天怀着传教士的心情到伦敦经济学院去，”他回忆说，“我参加了哈耶克的研讨会……这是距离剑桥最近的异教徒集中地，我受人鼓励去那儿宣讲（凯恩斯的概念）……哈耶克很有礼貌地给我上了几堂课，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学生们。我必须说，这是一场刺激的体验，我发现很多人都挺严肃地对待那份论文。”41

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阿巴·勒纳到剑桥待了一个学期，他找到理查德·卡恩和“马戏团”的其他成员，“建议双方阵营的年轻一代应该聚到一起，自己解决争议。”42剑桥人欣然应允，双方决定辩论的经过应当刊登到一份新杂志《经济学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上。双方还在埃塞克斯郡纽波特一家酒馆面对面碰了头。这个位置事关重大。纽波特位于剑桥和伦敦的半路上，是知识分子从不涉足之地。1933年8月的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剑桥一方的是卡恩、琼及奥斯汀·罗宾逊，还有詹姆斯·米德；伦敦经济学院一方来的则是勒纳、索尔·阿德勒、拉尔夫·阿拉基和艾伦·艾曼纽。43讨论的基调如卡恩所评论：“如果哈耶克相信，把新印出来的钱花在就业和消费上会恶化当前可怕的大萧条，那么哈耶克就是个疯子。”44

此外，他们每个月还会抽一个星期天举办联合研讨会，不是在牛津剑桥，就是在伦敦，连伦敦大学学院的年轻经济学家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45也赶来参加。剑桥帮靠着昂扬积极的姿态占了上风。正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门下就读的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坦言，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场战争里即将溃败一方的初级军官。让年轻成员们大感兴奋和震惊的是，有时候哈耶克、凯恩斯、罗宾斯和丹尼斯·罗伯逊也会露脸。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1931年是伦敦大学学院的经济学讲师，他回忆道，罗伯逊在一次会上做了关于货币作用的讲演，他指责当时同时在场的哈耶克和凯恩斯，说两人都没有考虑时间的流逝。面对共同的敌人，哈耶克回应以“冗长的谩骂”，凯恩斯则跟着“站起身说他完全同意（哈耶克）”。46

除了“马戏团”的杂耍，凯恩斯还有另一招更凶狠的手段：通过中间人攻击哈耶克。为了替自己的《货币论》辩护，他猛烈抨击了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结果招来对手和同事的非议。为给予回应，凯恩斯决定做些补救。他并不打算重返“案发现场”，倒找了个人在下一期的《经济杂志》上替他详细评论《价格与生产》。他选中了斯拉法，他是除琼·罗宾逊之外最好斗、最伶牙俐齿的弟子。此举让哈耶克遭到了恐怕要算自他到英国以来最残酷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