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凯恩斯攻克美国　罗斯福和年轻的新政经济学家，1936年

1936年2月《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打响了日后称为“凯恩斯革命”的第一枪。开篇第一句话，他宣布，“本书主要献给我的同行经济学家们，”接着，他坦言，自己用了10年时间尝试说服政治学家和公务员响应他通过政府资助项目减少失业的号召，但没取得太大进展。然而，在美国，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两届政府都悄悄上马了小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以求舒缓大萧条带来的庞大失业局面。

两任总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必须要做点什么，选民希望政府能做点什么，选民看到政府在试着做点什么总比看到它无所作为的要好。“罗斯福力争大规模提供就业岗位，因为失业人太多，他还尽力通过税收来负担大部分的成本。”哈罗德解释说，“如果出现赤字，很糟糕，但之后总可以补救。”凯恩斯在《通论》中为这种行为提供了一个智性上的理由。故此，他的目标受众是英美大学里整整一代受理想主义所驱动的年轻经济学家，他们迫切想要帮助大萧条的受害者。

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美国人眼里，凯恩斯就不是一个埋首深奥理论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把精力用在实用补救措施上的人。和在英国的情况一样，他凭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首次登陆美国。当时，正逢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拼命劝说参议院通过《凡尔赛和约》。该和约很有争议，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它把美国和一个世界性政府“国联”（League of Nations）—国联是威尔逊的心血所在，捆绑了起来。尽管凯恩斯对威尔逊在巴黎的和平目的感同身受，却忍不住要谴责美国总统的霸权行为以及后者认可对战败国强加的巨额赔偿。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对好心威尔逊做了活灵活现的描述，引得美国媒体竞相引用，因为这给了它们一个绝妙的机会，可以凭借一位谩骂高手的犀利语言，诋毁美国人敬爱的总统。

凯恩斯先把他放在崇高的基座上，接下来又一举掀翻了他。“威尔逊总统离开华盛顿之时，他在全世界都有着好名声和道德影响力。”他报道说，“欧洲首都的群众朝着总统座驾欢呼的声音是何等热烈！怀着好奇、焦虑和希望，我们努力想要瞥一眼这来自遥远西方的命运之子的容貌，他将要为孕育自己文明的年迈至亲治愈伤口。”2然而，和平的使者威尔逊却僵硬、官僚，只顾着保持道德操守，屈服于同盟国复仇的叫嚣。“人们是如此幻灭，”凯恩斯写道，“有些曾对他深信不疑的人，几乎都不敢开口了……总统是怎么了？是什么样的弱点、什么样的变故，让他来了这样一次谁都料想不到的大背叛？”3凯恩斯解释了许多美国人业已洞穿的认识，总统“孤独又超然”，“意志坚强而顽固”。最重要的是，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先知，甚至也不是哲学家。他只是一个善意慷慨的人，像其他人一样，有许多的弱点”。4

凯恩斯描述了他在近距离观察下对总统形成的印象，放大了对威尔逊的破坏作用。“他的脑袋和容貌都精雕细琢，跟照片上完全一样，他脖子上的肌肉和他头上的仪态却截然有别。”凯恩斯写道。但很快事情就变得很明显，“他不光是表面上对周围不敏感，他根本就是对环境完全不敏感。”见证威尔逊置身老谋深算的政客（如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蒙梭）当中，就如同看着总统“盲人摸象”一般。“走进客厅的人，再也没有谁比他更像是命中注定的完美受害者了，”凯恩斯意识到，巴黎发生的一切，正吻合美国人对“老欧洲”背信弃义本性的认识，也让美国人确信，美国长时间不参战的做法完全正确，而且最好也跟新生的国联保持安全距离。威尔逊，“这个又瞎又聋的堂吉诃德，”凯恩斯写道，“走进了一个洞穴，洞穴里，狡诈灵敏的对手们手里正握着闪闪发光的利剑。”5

凯恩斯判断，威尔逊远远不是一位“白衣侠客”，由于他未能制止对战败国强加沉重赔偿，为“终止一切战争的战争”带去公正结局的高尚努力化为泡影，不久以后，还可能带来另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个预言很快就应验了。到《通论》出版之时，希特勒已经当上了德国的总理，另一个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也昂首阔步地拿下了罗马。惩罚性的《凡尔赛和约》给战败国带来了悲惨的经济条件，反倒让这两个极端分子占了便宜。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凯恩斯是个清醒的预言家，他的锐笔勾勒出了世界即将走入的噩梦般的未来。

凯恩斯对威尔逊的看法第一次让美国人注意到了他，但美国人很快发现，凯恩斯非正统的经济思想同样带劲。1931年凯恩斯短暂出访美国期间受到政治领袖和学者的热烈欢迎，说明他激进的经济补救措施论调已经到达远离英国的地方。他把写给伦敦报纸的文章同步发表在美国的《名利场》（Vanity Fair）6等与经济学完全不沾边的刊物，用有趣的论点引发激烈的辩论，成了经济学名人。

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为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罗斯福入主白宫的那一刻起，他就鼓励属下以“新政”的名义，尝试不同的方式缓解大萧条带来的苦痛。7股市崩盘后，投资锐减90%，1300万美国人失业，占成年人口的1/4。由于测量方法太有限，极大地低估了灾难的严重程度，现实情况其实比数字看起来更可怕。如果除去农场工人，失业率甚至高达37%以上。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4/5的人没了工作。8摆在眼前的任务之艰巨，让新政府不堪负荷。正如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9所说：“因为负担日益沉重，为失业者提供住处和食物的链条处处崩坏……避免暴力甚或革命（至少有人是这么想的），成了一件大事。”10

正是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1933年年初，凯恩斯向新总统呈上了自己的建议。他先寄给罗斯福一本《通往繁荣之路》，勾勒了他随后会在《通论》中详尽论述的设想，接着又写给总统一封公开信，发表在1933年12月31日的《纽约时报》上。凯恩斯这么做，是听从了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11的建议。后者是哈佛大学行政法教授、总统“智囊团”的负责人，也是罗斯福最亲密的一位政治友人。凯恩斯初遇弗兰克福特是在巴黎和会上，当时这位美国人正在倡导犹太复国运动。1933～1934年的秋冬两季，弗兰克福特在牛津大学全圣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建议凯恩斯，要是此刻敦促罗斯福花更多公共资金来缓解失业局面，会正中总统下怀。“你可能想知道……我听到美国的消息说，参议院有相当多的意见支持大力增加公共工程。”弗兰克福特写道：“我相信，总统会接受。我这么写，因为我认为，您写一封表达您独立立场和意见的信，能极大地加快此刻的这股势头。”12为确保凯恩斯的报纸投稿不致显得师出无名、过分莽撞，弗兰克福特预先找了一份抄本寄给罗斯福。13

凯恩斯首先恭维罗斯福，“对每个国家中力争用理性实验修补我们眼下罪恶的人，您承担下了他们的嘱托。”他写道，“若您败北，理性变革将在全球大受挫折，唯留正统和革命一较高下。但若然您成功，大胆的新方法就将开遍各地。”致敬之后，凯恩斯说，总统的《全国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NIRA）（1933年6月通过，允许私人垄断，允许固定价格，成立公共工程署来推行公共工程项目）令人喜忧参半。《全国工业复兴法》“在本质上是改革，但有可能阻碍复兴”，凯恩斯写道，“它伪装成复兴技术的一部分，通过得太过草率”。

他赞扬总统蓄意提价、填满农民和其他生产商口袋的政策，但他警告说，“如果涨价以牺牲产量为代价，那么，很难说它有什么可取之处。提高总购买力刺激产出，是涨价的正确之道，顺序反过来就不对了。”他重申，他相信用借款来偿付公共工程是个好政策。“我坚定不移地强调，政府可以通过贷款，而不是对现有收入收税的方式来提高支出、增加全国购买力。繁荣时期，因为有无限的信贷维持产业投机者的狂热，这会导致通胀。但低迷时期，要想以提价的方式快速提高产出，政府贷款支出是唯一可靠的途径。”接着，他写下了一句话—日后将会证明，此言甚为不祥：“这就是为什么战争总会带来激烈的工业活动。过去，正统经济学将战争视为政府花钱创造就业的唯一合理借口。”

在呼吁提高国家公共工程开支的同时，凯恩斯也很明白总统的困境。英国人早就发现，找到公共资金可以有效投入的合适项目不那么容易。罗斯福主张把钱用于兴修水电大坝、新的高速公路和国家公园，但这些都是缓慢的产业，投入的资金要许多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才能显出效果。“迄今为止只花了这么少的钱，我并不吃惊。”凯恩斯写道，“我们自己的经验表明，短期内创造出有效的贷款支出是何其困难。如要避免浪费、低效和腐败，需耐心克服许多障碍。”但他劝说总统，大规模公共支出必将提高需求，让国家重返繁荣。有些人主张增加货币供应量，不靠增加支出提高需求，凯恩斯对此做了驳斥，“那就像是因为买了一条太长的皮带就想让自己长胖一样。在今天的美国，皮带可比腰围长得太多了。”

罗斯福并没有直接回应凯恩斯，但他写信给弗兰克福特说：“你可以告诉教授15（凯恩斯），在公共工程方面，我们在财政年应花的钱当为这个财年的近两倍，但政府借贷有实际限制，尤其是因为大多数金融中心的银行消极抵抗。”16次年，在弗兰克福特的建议下，总统答应会见凯恩斯。“他真的投入到了你的事业当中，他甚至可能是新政在英格兰的最大支持者。”弗兰克福特写信给总统，“他不仅挥舞着一支锐利的经济之笔，他还是一家重要保险公司的总裁17，他在城里（伦敦金融区）能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我相信，让他第一手听到本届政府的努力和目标有着加倍的重要性，因为他在纽约逗留期间，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地对他下毒药呢。”18罗斯福很高兴见到凯恩斯，写信给私人秘书说：“我想见见他，跟他单独喝个茶。”但罗斯福脑袋里不光想到了经济，他补充道：“你跟凯恩斯说定了以后，叫他把妻子带上。”19

1934年5月，凯恩斯只身前往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的名誉学位，他拿着弗兰克福特的介绍信，会见了大量新政支持者、商界领袖和总统智囊团的成员。凯恩斯急切地想从内部了解美国经济的状况，但他始终是个好辩的人，克制不住地要反驳所见银行家和商人单纯而倨傲的态度。不过，这对他来说太费力气了。他告诉莉迪亚，他发现，“整天跟一群讨厌的人竭力争辩，真是一件可怕的辛苦工作。”20

5月28日，星期一，凯恩斯离开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前往白宫，下午5点15分，他大步走进椭圆办公室，和坐在那儿的总统握了手。他们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和他评估伍德罗·威尔逊性格的时候一样，凯恩斯认为，只要观察总统的手，就可以看出许多事情。“很自然地，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手上，”他回忆说，“坚定，相当有力，不聪明，不圆滑，指甲圆而短，和商人的手指一样。我把它们画不好，在我眼里，它们和一双普通的手没有区别。尽管（他的手跟其他人的手）别无二致，可又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我在哪儿见过这样的手吗？我花了10分钟在记忆库里搜索，完全不知道自己就白银、平衡预算和公共工程主题说了些什么话。最后，我终于想起来了，是（英国前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21

凯恩斯认为，较之罗斯福总统在哈佛大学历史系里学到的凄凉艺术知识，他的经济学知识反倒更成熟。罗斯福在当选时曾宣布，他支持“稳健的货币”，但当有人要他深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不打算为它写一本书。”22会面中，凯恩从技术上解释了卡恩的乘数是怎么一回事，有了它，就能把兴建公共工程的贷款视为投资而非支出，公共工程很快会收回成本，因为重新就业的工人会缴纳收入税。但凯恩斯对罗斯福说的大部分内容，总统都左耳进右耳出了。

离开白宫时，罗斯福顺便拜访了罗斯福政府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凯恩斯再次表达了他对罗斯福采取行动的钦佩，”珀金斯回忆说，“但随即谨慎地说，他本以为‘总统在经济上会更有文化。’”23根据珀金斯的说法，凯恩斯对罗斯福“谈起了崇高的经济理论”，尔后凯恩斯对她解释乘数时，则放弃了夸张的理论，换用了更日常的例子，他解释说，“政府在救济上花的一元钱，就等于给了杂货商一元钱，杂货商把它给了批发商，批发商给了农场主，用以购买供给。在救济、公共工程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上花了一元钱，都相当于为国民收入创造了四元钱。”24珀金斯一直劝说总统要更大胆，在她看来，两人的会面似乎浪费了机会。“我希望他跟罗斯福谈的时候同样实实在在，而不是认为总统有着更高端的经济知识。”25她写道。不久之后，罗斯福肯定了珀金斯的猜想，他说，凯恩斯对他说的大多数事情，他始终摸不着头脑。“我见了你的朋友凯恩斯，”他说，“他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数字。他肯定是个数学家，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家。”26尽管如此，凯恩斯还是认为，他跟总统的会面“迷人而具启发意义”，27罗斯福则给弗兰克福特回话说：“我跟凯恩斯狠狠聊了一阵子，我非常喜欢他。”28

罗斯福或许未能充分理解凯恩斯的言论，但他对全世界最强烈反对自由市场放任观点的吹鼓手表示欢迎。这点事实，让蜂拥齐聚华盛顿、拯救世界回正轨的年轻经济学家心领神会。罗斯福的保守党对手们也并未误解总统接见凯恩斯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总统落入了一个危险外国人的圈套，这个人对自由市场的主张，从定义上看就是“不”美国的。

它绝非凯恩斯和罗斯福之间短暂会面直接孕育的果实。然而，人们很快就把政府对经济给予更多干预的源头，归结到了凯恩斯对罗斯福的建议上。“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纽约时报》那封信的效果有多棒，”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写信给凯恩斯说，“但我听说，财政部现在奉行低调而有效的政策—购买政府长期债券，创造稳定的债券市场，减少长期利率，主要的功劳都来自它。”29李普曼是新近皈依凯恩斯主义的，1934年，他对哈佛的学者说：“自由放任已死，现代国家必须从整体上为现代经济承担责任。”30

尽管凯恩斯主义并非罗斯福第一任期内的官方政策，但大量税款都用到了让失业者重获工作的计划上。罗斯福用他典型含混的管理风格，指派了两名最亲密的助手从事同一任务。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主持各种公共工程项目，其中包括公共工程署和公共资源保护队，征召了25万人从事“社会性生产工作”。同时，罗斯福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对伊克斯项目的推进步调至关重要，他负责土木工程署，这是一个紧急救援项目，监督创建400万个新就业机会。罗斯福对霍普金斯说：“400万人意味着大约4亿美元。”31因为采取了这些举措（当然，它们只是一部分的原因），公共部门预算赤字大幅上升，罗斯福上任第一年就达到了60亿美元。这个数字让预算总监刘易斯·道格拉斯大惊失色，他不愿经手这样一个显然灾难性的账户，宁肯辞职了事。赤字大得甚至把罗斯福也吓了一跳，1934年4月，他指示霍普金斯叫停了土木工程署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修造桥梁和公共建筑。

凯恩斯对新政的成绩持怀疑态度，热衷于把热情的仰慕者们带回自己的思想。他对那些愿意倾听的人重申，只有在周期的底部或是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出资舒缓失业才能算作恰当。一旦经济恢复，继续往系统内注入资金就不妥当了。“只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人们才会指望政府支出年复一年地发挥重要作用。”32他告诉国家劳工复兴总署的顶尖统计师、新政主义急先锋维克多·冯·塞利斯基说。返回纽约后，凯恩斯煞费苦心地指出了若经济已达充分就业状态国家继续注资提升需求会有什么后果。“当社会的所有劳动力和资本设备都已投入使用，进一步提高有效需求除了无限制地提高价格，别无任何作用。”33

从这次短暂的美国之行中，凯恩斯清楚地看出，一群雄心勃勃、致力于激进变革的年轻经济学家，正在取代华盛顿原来的那批年迈的经济卫道士。凯恩斯对弗兰克福特说，“世界的经济实验室是在这儿，不在莫斯科。主持实验的年轻人了不起。他们的才干、知识和智慧，都令我惊讶。经常见古典经济学家的人应该被扔出窗外—但他们基本上都被扔出去了。”34说到凯恩斯对美国年轻经济学家带去的启发，著名的年轻凯恩斯主义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或许总结得最好。“尽管年轻又无足轻重，但跟着大师，我们感觉自己比摩根大通、国民城市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那些伟人还了不起。”35他断言。加尔布雷斯对凯恩斯迷恋至极，1937年他度蜜月时，带着来自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新娘凯蒂到英格兰剑桥去觐见伟人。36加尔布雷斯的朝圣之旅反映了年轻人心目中对凯恩斯的神化。“我去圣庙的决心已定。”37加尔布雷斯回忆说。

罗斯福新政的建筑师并非全都是年轻人。许多人通过自己在商界的亲身经历得出了类似凯恩斯的结论。谁也不敢说犹他州摩门教银行家、千万富翁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38是个容易上当的人或者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个铁腕人物，以前是共和党人，是第一证券公司（First Security Corporation）的老板，经营着26家银行以及美国最大的一家甜菜糖生产商（乳业连锁巨头）、若干木材公司，还有其他业务。他根据自己对商业的理解得出结论：这个国家需要提高需求。“全国整整1/3的人口失业，经受贫困和痛苦，是完全没有理由的。”1933年，他在参议院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说。重新实现充分就业是做得到的，只要“提供充足的购买力，让人民获得国家有能力生产的消费品。”39

他接着说：“19世纪的经济学不再适合我们的目标，这套150岁的经济学走到尽头了。正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受约束的个人至上主义以及自由竞争，不再适合我们的目标了。”40埃克尔斯主张联邦政府通过借贷资助公共工程。“借贷有时，还债有时。”他宣称，“你必须照顾失业者，不然，这个国家就要爆发革命。”41就算有些参议员对埃克尔斯的激进姿态不以为然，但白宫仍很重视他的评论。1935年，罗斯福任命埃克尔斯担任美联储董事会的第一任主席，未来14年中，这个位置一直在他手里。

埃克尔斯选中担任他在美联储助理的人，是经济学家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柯里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哈佛求过学，同样相信大萧条的唯一出路是刺激需求，如有必要，可以通过借贷为公共工程提供资金。埃克尔斯和柯里联手为美联储和其他政府机构聘用了大批志同道合的年轻经济学家，尤其是在1935年以加强监管为目的的《银行法》差点没能通过之后。（此时凯恩斯声名极盛，反对该法案的人直接称之为“柯里克隆的凯恩斯”。）根据加尔布雷斯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帕克说：“柯里意识到，现任政府中，较之反托拉斯和国家规划阵营，凯恩斯阵营的人手明显不足。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华盛顿的重要部门里大力招聘、谨慎安插同道中人。”42受共同信念的鼓舞，年轻的凯恩斯主义者努力想在权力走廊中认出彼此，并开始在成立于1934年的美国规划学会（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里碰头。

靠着计量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宾夕法尼亚州经济学及统计学教授）及其在国家统计局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商务部工作的追随者（他们以记录经济的运作为业，连《通论》也充满敬意地提到了库兹涅兹）的努力，凯恩斯的观点在美国扎下根来。库兹涅兹本人从来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他在汇编国民收入及国民生产总值等统计数据领域做出的贡献，成了助推凯恩斯“提高总需求可加速经济发展”论点的证据。

库兹涅兹及其追随者提供了衡量经济活动的手段，证明凯恩斯主义式的补救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能够像凯恩斯预测的那样发挥作用。加尔布雷斯解释说，有了凯恩斯理论和库兹涅兹测量手段的武装，联邦政府里的年轻经济学家小队伍“不仅知道要做什么，而且知道该做多少。有了库兹涅兹和他具有创造力的同事们提供的具体数字，许多本来对凯恩斯抽象概念完全不相信的人也折服了”。43

但除了哈佛的年轻经济学家，渴望投身凯恩斯主义事业的人并不多。大洋那边另一个剑桥飘来的煽动观念浪潮，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马萨诸塞州剑桥的老卫道士。后来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年轻热血的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回忆道：“资深教员大多心怀敌意。不久之前，他们有一群人出版了一本书，对罗斯福的复兴计划颇有微词。”44可年轻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和托宾一样，年轻人纷纷投身于罗斯福新政所表达的理想主义。“凯恩斯对包裹着钢铁盔甲的谬误揭竿而起，在青年人眼里，这无疑是一场极具吸引力的圣战。”托宾说，“真理能带给我们自由，也能带来充分就业。”451935年冬，《通论》在英国即将出版时，哈佛本科生们就是这么兴奋：他们专门安排了特别的货运邮包，只等书一上市就立刻运到大西洋对岸来。邮包一到，他们径直扑了过去，第一批读到文中宣扬的革命思想。托宾回忆说：“哈佛成了凯恩斯入侵新世界的滩头堡。”46

加尔布雷斯说保罗·萨缪尔森“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年轻凯恩斯主义者公认的领袖”47，他记录下了1936年2月凯恩斯巨著抵达哈佛校园时掀起的狂热精神。“《通论》立刻吸引了所有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就像是一种病毒触抵南海某个孤立的岛民部落，它的毒力出人意料，让所有人都得了病。”他回忆说，“但5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则对这种疾病表现出了相当强的免疫力。”48加尔布雷斯同样回忆了凯恩斯作品所揭示的代沟。“白天教授的仍然是老派经济学，但到了晚上，从1936年开始的几乎每一天晚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讨论凯恩斯。”49按萨缪尔森的说法，《通论》获得了一种近乎神秘的意义，那就像是浪漫派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在十四行诗《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所表达的初窥新星所带来的冲击。加尔布雷斯开玩笑地指出：“有些人会想，经济学家真的能体会这种精致的情感吗？”50

年轻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加拿大人罗伯特·布赖斯，51初抵英国剑桥后享受到了额外的愉悦：凯恩斯本人给他上过课，他还以基督教牧师见证食人族仪式的态度，参加了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座。布赖斯充分利用了自己和大师的联系，以至于约瑟夫·熊彼特曾这样评论道：“凯恩斯是真主，布赖斯是他的先知。”52

正如华盛顿拜倒在凯恩斯蛊惑下的并非全都是年轻人，哈佛一些年长的经济学教授同样经历了一场本来不太可能发生的顿悟。不久后被众人称为“美国的凯恩斯”的阿尔文·汉森（Alvin H.Hansen），1937年从明尼苏达大学得到哈佛的招聘时，已经50岁，而且是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货币论》时，汉森严厉地提出过批评。对《通论》表达的观点，他起初也持怀疑态度。但不久，他改变了心意。他立刻成了凯恩斯一派声音响亮、表述清晰、极具说服力的推动者。他率众反对相信赤字会让国家毁灭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回忆说：“汉森在无意当中（至少他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成了十字军东征的领袖。”53萨缪尔森和托宾是汉森年轻队伍里的第一批战士，汉森在哈佛新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开了讲座，他们去参加时发现，讲座里人满为患，有不少都是从华盛顿跑来的政策制定者。加尔布雷斯回忆：“学生人数经常多得挤到了大厅里。你会觉得，这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事情了……官员们把汉森的想法甚至他的信念感，都带回了华盛顿。”54

在约翰·希克斯（他本来是1930年伦敦经济学院第一批受到哈耶克影响的人）的帮助下，汉森用图表形式描述了凯恩斯所说的利率、流动性-货币供给、投资-储蓄、国民收入之间的复杂关系，以IS-LM（投资-储蓄/流动性偏好-货币供给）模型的名字在经济学家们之间流行开来。他们把凯恩斯的核心理念融入简化的代数公式，将新的信条传播开来。1941年，汉森出版《财政政策和商业周期》（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一书（他所谓的财政政策就是政府的税收总额），属于美国第一批支持凯恩斯对大萧条成因分析的作品。1953年，汉森又出版了大部头《凯恩斯理论指南》（A Guide to Keynes），成为第一本凯恩斯主义革命教科书，激励了其后几代的年轻经济学子。

汉森的亲密同事西摩·哈里斯（Seymour E.Harris），是另一个后期皈依凯恩斯门下的信徒，他以作者和编辑的身份创造了数量惊人的书籍，传播凯恩斯主义的新信条，功勋累累足可媲美汉森。他办讲座时开场白如下：“我是西摩·哈里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写过33本书，每一本书的主题都是凯恩斯。”尽管汉森和哈里斯为凯恩斯主义事业做了无数工作，但还是比不上保罗·萨缪尔森的畅销书《经济学》（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这同样是一本凯恩斯主义的作品，出版于1948年，刚一上市就成为自《经济学原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的明确阐述之作）之后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教材。

因此，短短几年，凯恩斯就吸引了许多美国年轻经济学家的心灵和头脑。他对美国理论经济学家思想的影响力提升之巨，可从学术期刊提及他的次数中明显看出。1934年，受他理论启发的只有20篇文章；1936～1940年，这个数字飙升到269篇。55

凯恩斯革命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席卷了美国诸多经济部门，而后又冲上了华盛顿特区联邦政府的制高点。他的概念似乎找对了时机，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美国。有些人把凯恩斯的想法当成铁板钉钉的论断，意见不同的人往往要怀疑他们的动机。后者很高兴地发现，原来数千凯恩斯主义者里居然有不少人是苏联间谍，包括柯里。但与其说凯恩斯革命是一场可怕的阴谋，倒不如说它是许多个体的自发运动，他们凭借自己的经历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凯恩斯。“持阴谋论的人会悲哀地发现，这是一场未经组织的革命，”加尔布雷斯回忆说：他在数千份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凯恩斯主义观点的主要普及者。“所有参与者都对这种思想感受到深深的个人责任，产生了强烈的冲动要去说服别人。但没有人是出于计划、命令和指示而做出响应，他的行为单纯地来自他自身的信念。这或许是凯恩斯革命最有趣的一个特点了。”56

罗斯福可能不理解凯恩斯主义，不懂如何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但他的政府里的年轻人大多数都知道。尽管提供给这些年轻人的资金远低于所需，他们仍然相信，哪怕凯恩斯式措施发挥作用的速度很慢，也会显现出成效来。失业率并没有很快降低，但逐年都在走下坡路。1933年，失业率达到25%的顶峰，次年，它跌到17%，1935年则降到14.3%。这个数字尽管仍然高得无法忍受，但令人鼓舞。1936年，全国生产已经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不过，看到数据走向正确的方向，华盛顿各权力部门残存的不少古典经济学家却更固执己见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不管凯恩斯革命多么成功地让罗斯福政府接受了干预经济的观念，它同样能轻而易举地毁掉美国经济脆弱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