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赢家是……　避免大衰退，2008年迄今

那么，自哈耶克和凯恩斯第一次交锋以来已经过去了80年，是谁赢了这场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呢？几十年来，凯恩斯似乎在混战中略占上风，但很难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解释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辩论中，哈耶克败给了凯恩斯，我想，这倒不是因为凯恩斯‘证明’了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一旦世界经济陷入崩溃，没人会特别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它的崩溃。”1

尽管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多次宣称凯恩斯主义已死，但弗里德曼在1966年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换言之，没人不再是凯恩斯主义者”。2这种说法要准确得多，甚至，它还略带调侃地对21世纪初经济学的状况做了评估。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之间的关键区别（即从上至下地从宏观角度还是从下至上地从微观角度理解经济更好）使得凯恩斯把持优势。他的宏观方法，如今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概念，已经成为经济学家衡量经济的重要工具。一如弗里德曼所说：“我们使用了《通论》中的许多分析细节；《通论》改变了我们研究和分析的关注点，我们全都至少接受其中的一大部分。”3

弗里德曼凭借货币主义药方改善了凯恩斯主义，但并未取而代之。“（货币主义）从凯恩斯的研究中获益良多，”1970年，他写道，“如果凯恩斯今天还活着，他毫无疑问地会冲到（货币主义）反凯恩斯革命的最前线。”4凯恩斯一直在寻找大规模失业的治疗办法。他的补救措施是增加总需求。他提出了大量的途径：通过货币手段，降低利率，将新的资金投入经济；税收减免；公共工程。

谁是凯恩斯哈耶克大战的胜出者，弗里德曼的位置提供了最准确的衡量线索。在经济学上，弗里德曼偏向凯恩斯，他经常赞美凯恩斯的经济学，尤其是《货币改革论》。哈耶克承认：“米尔顿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彼此之间存在更多的共同点，而我和两者的共同点都不多。”5然而，在政治上，弗里德曼更接近哈耶克。凯恩斯认为，国家干预是改善公民生活的合适途径。弗里德曼赞同哈耶克，认为只要国家干预经济，就会阻碍自由市场创造财富的能力。弗里德曼赞同减税，而不赞同凯恩斯推荐的向经济体内注入更多资金，仅仅是因为他相信政府规模会因为减税而收缩。在这方面，哈耶克迈的步子很大。哈耶克的反政府干预理念鼓舞了整整一代人。

一方面，哈耶克庆贺苏联解体，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普遍采用经济规划，意味着凯恩斯击败了自己。按弗里德曼2000年所说：“谁在知识界论战里胜出是毫无疑问的……较之1947年，当今知识界对中央规划和控制是不怎么支持的。但要判断谁在实践论战里胜出，这就难说多了。今天的世界比1947年时离社会主义更近了。在几乎每一个西方国家，政府如今的开支都比1947年要多……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更多了。”6

哈耶克采取绝对主义的立场：由于没有人能知道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想法，而市场价格又是揭示他们矛盾需求的最佳指标，那么，对经济施以任何的指导都是多余的。在凯恩斯主义声势极盛的时期，他无法吸引支持者，这似乎逼得他把自己的主张推到了近乎荒唐的限度。他希望国家权力收缩到最小，希望经济的每一个元素，甚至货币发行权，都在私人手里，因为他要挑战国家制造货币的垄断权力。这样一来，他就跟弗里德曼的意见直接相悖了。弗里德曼尽管也希望政府最小化，但相信经济应当受到管理，以实现稳定发展。弗里德曼选择的工具是货币政策，它需要通过国家掌握的中央银行来操作。哈耶克认为货币发行是终结商业周期的关键，而商业周期，又是他和凯恩斯的共同关注点。“我认为，如果货币体系不受政府干预，我们就没有产业波动，也没有萧条时期了。”哈耶克断言，“如果你把货币发行交到企业手里，能否维持货币稳定决定了它们业务的成败，这样一来，情况就完全改变了。”7

两位倡导哈耶克概念的领导人，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对国家做了一定的收缩，令得自由企业蓬勃发展。在哈耶克90岁生日那年，撒切尔夫人写信给他：“到这个星期，我就荣幸地担任首相10年了……你的工作和思想，带给我们绝对关键的引领和鼓舞；我们欠了你很大一笔人情债。”8撒切尔夫人授予哈耶克名誉勋位，这是英国的最高荣誉。但哈耶克并不完全认可这些恭维。1985年，米塞斯的继女吉塔·塞伦尼（Gita Sereny）9在接受采访时说，哈耶克曾煞费苦心地指出：“当然，说是我给了撒切尔夫人建议，那可不是真的。”10同样，1989年，《福布斯》的一位撰稿人请哈耶克评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成就，哈耶克的失望情绪亦可明显看出。他认为他们的政策“很合理，恰如我们此刻的期待。他们的雄心并不高远。”11无论是撒切尔夫人还是里根，都不曾朝着哈耶克以私人企业取代国家的最终目标迈出过哪怕一小步。在两位领导者当中，尽管撒切尔夫人起步的基础较低，接手的是一个亟待改革的混合经济，但她的成就最大。里根的哈耶克言论，远远超过了他对政府规模的缩减意愿，在他执政期间，联邦预算不断膨胀就是最好的证明。

哈耶克写《通往奴役之路》是在“二战”期间，当时反专制的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说该书40年后就是一本“战时宣传小册子”。12可60多年以后，人们引用这本书时，却忘了考虑它成书时的特殊时代条件。即便是那些赞同哈耶克的人也会承认，用他的末日式观点来评价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进步作为并不公平。新保守主义思想家亚当·沃尔夫森（Adam Wolfson）指出：“最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享有比美国更广泛的福利制度和高度社会化的经济，而又不曾到达误入极权主义的‘临界点’。故此，福利国家并没有通往奴役的那条路。”13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保罗·萨缪尔森说得更直白。“在我执笔写下这些文字的2007年，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按哈耶克的原始定义来看，是最‘社会主义’的。可他们的恐怖集中营在哪儿？”他问道，“在那儿，最坏的元素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吗？要是根据‘可量化不幸福度’来汇编报告，像瑞典、丹麦、芬兰和挪威一类的地方，是奴役的最佳缩影吗？不，当然不是。”14即便按哈耶克自己的幸福指标，即经济增长来看，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的表现也远优于邻国的自由市场。15

哈耶克并不承认这一点。他相信，瑞典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拥有庞大的国有部门，此外，他感觉瑞典人之间存在一种失去自由的厌倦感。“瑞典和瑞士这两个国家已经逃脱了（原文如此）两场战争赔偿，成为欧洲大笔资金的存放地。”他提出。但这种普遍的共同繁荣和几近于无的失业率，是以沉重代价换回来的。“瑞典或许有着比我到过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高的社会不满率（他指的可能是自杀率）。瑞典人普遍有一种生活不值得一过的强烈感觉。”16

不少知识分子都认为，像瑞典这类社会民主国家比自由市场经济更文明，但哈耶克却对之持否定态度，这令他大受嘲笑。左右两翼的领军人物都轻视他。1967年，哈耶克浪潮到达最低谷时，撒切尔夫人最喜欢的哲学家安东尼·昆顿（Anthony Quinton）把他称为“庞大的恐龙”（magnificentdinosaur），17而英国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则称他“旷野里的先知”。18“他的经济和政治立场大部分已经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完全脱节，”他文集的编辑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写道，“当人们把社会主义视为‘中间道路’的时候，当所有有良知的人似乎都同情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却攻击社会主义……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哈耶克是一个饱受嘲笑、蔑视甚至漠视的人物。而对一位思想家来说，遭到漠视再糟糕不过了。”19

在普通人眼里，哈耶克仍然太出格了，尤其是在欧洲。不过，自从他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也逐渐获得了应有的重视。2003年，《大英百科全书》换下了250字的哈耶克简介，代之以更详尽、更慷慨的介绍。在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发源地哈佛，他进入社会学研究课程纲要。但是，尽管有政治评论员格伦·贝克（Glenn Beck）的支持（贝克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推广《通往奴役之路》的信息），哈耶克仍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只不过，有些矛盾的是，自认边缘化的经济学家视他为英雄，自认为最受大企业喜欢的经济学家也拿他当英雄。

因为不受高位者的关注，哈耶克始终无法出头。他似乎觉得，被主流学术界驱逐，恰恰证实了他理论的正确性。这是常年的孤独、隔绝和抑郁给他带来的惊人自信。哈耶克从《通往奴役之路》延伸出了最终的结论：只有将整个社会彻底投入市场的力量之下，个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在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1973～1979年的《法律、立法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以及他1988年最后的作品《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当中，他提出了一个乌托邦，就跟从前的思想家们构思的理想社会一样，充满理想主义，不切实际。

他表现出极其强烈的使命感，叫不少哈耶克信徒生出无意间加入某个精神教派的感觉。这是他有意为之。1949年，哈耶克断言：“我们缺少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它不是单纯的防御项目，也不是稀释了的社会主义，而是真正的激进自由主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学会重要的一课：他们凭借通往乌托邦的勇气，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公共舆论上获得了影响力。”20

哈耶克的乌托邦主义经常扩散成宗教主义。他的弟子拉尔夫·哈里斯形容过：“一旦……你懂得，除了通过分散财产所有权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维护个人自由的实质……你就可以说，它几乎就像是宗教信仰……我说过—它冒犯了我的一些基督教朋友；他们说，认为市场如同神命……真可怕，是亵渎。”21按哈耶克的愿景，政府只需要用来管理无法由其他组织来运作的社会元素就行了，比如国防。哈耶克认为应该私有化的服务“从教育、交通到通信—包括邮政、电报、电话和广播服务，所有所谓的‘公共设施’，各种的‘社会’保险，以及最重要的，货币的发行。”22但对那些认同哈耶克整体目标的人，有一点是很出乎他们意料的：哈耶克倡导国家强制性普及医疗教育和失业保险，还认为劳动力应该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

哈耶克从来就不是一个保守派，他是自由主义者，但并不提倡无政府状态。他建议由私人公司代替政府履行公共职责。“不需要由中央政府来决定谁有权提供不同的服务，拥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强制力量更是极不可取。”23他设想“准商业企业进行竞争，争取公民”。24要是有人不喜欢公司提供的服务，可以搬到其他地方去。

他认为，代议制民主往往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削减个人自由，带来不必要的成本。他坚持主张“自由市场是迄今为止实现参与式民主的唯一机制”。25考虑到哈耶克的终极目标—用私有化社会取代代议制政府，放弃它的一切利益集团、说客和政党，他认为里根和撒切尔所做的远远不够也就不足为奇了。26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成功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了管理。若是他们详细阐述哈耶克的整个愿景，竞选对手会恶意地指控他们不民主。其他战后政治家主要关心的是，要让所有人都获得实践允诺自由的机会。哈耶克关注抽象的乌托邦期间，进步人士打赢了一场场人权之战：为非裔美国人、妇女和同性恋人士争取到平等的公民权利。许多政治运动，如环保运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风俗变化带来的震撼文化变革，都不是从完全没有政府的概念衍生出来的。在很多人眼里，哈耶克英勇的唯物主义除了英勇别无所长。

然而，公开论战逐渐转到有利于哈耶克的方向。在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人们推崇哈耶克。尽管大多数西欧国家坚守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道路，在英国，撒切尔主义却提供了新的方向，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政府也沿袭了这一“精简版哈耶克”的思路。只有在素以自由企业为国家信条的美国，哈耶克理念取得的进展最大，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立国思想就是个人应当远离政府干涉。早在哈耶克做出阐述之前，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就在实践他的哲学。18世纪，起草宪法的绅士们坚信自由放任的市场很重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议制民主会侵犯绝对自由。正如保守派政治学家亚当·沃尔夫森引用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说：“大政府，是写进民主制度的政治DNA里的。”27

哈耶克提请人们注意到美国宪法核心中蕴含的悖论，它既支持个人权利，又支持联邦政府掌握强大的权力。对政府影响力不断扩展带来的棘轮效应感到愤怒，正是戈德华特和里根等领导者要表达的基础信息。原先备受哈耶克鄙视的保守派老巢—共和党，成了哈耶克自由意志论的主要推动者。共和党和东北部望族（如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等，认为凯恩斯主义便利了国家支出与私人利益的联姻）脱离了关系，在茶党的怂恿下，接受了哈耶克的小政府呼吁，并对捍卫现状的民主党发起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政治变得越来越哈耶克主义了。

1994年，共和党的《美利坚契约》尝试从联邦政府手里消除权力。它失败了。任何拆解民主制度的举动，必然都会碰到问题。政治家始终是政治家。他们辛辛苦苦地从竞选中胜出，哪怕是相信政府规模太大的人，也会觉得将好不容易赢来的权力一笔勾销太不方便。通过立法或国家宪法修正案来缩小政府权力范围的公众运动，也面临着同样的矛盾：通过法律限制政府的收税能力，有可能对偿还预算赤字的法律承诺造成损害。

过去30年，哈耶克的影响力可能有所上升，但凯恩斯却从未远离经济学家们思考的视野。联邦政府就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紧急应对案（乔治W.布什首先提出，贝拉克·奥巴马继续推动），是彻底的凯恩斯主义方案，两任行政分支都在经济即将崩溃时干预了市场。美国面临着生存威胁，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不采取行动的话，会为天下人视为笑柄，所以几乎没人想过这么做。

在这场危机高峰时段，很少有人短期内反对过这一轮凯恩斯主义的重新抬头，更没人支持让市场自己寻找平衡的哈耶克式方案了。没人胆敢检验美国的奥地利裔政治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自由市场必须时不时地忍受一段“创造性破坏”期的观点。危机明显证明，自由市场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纠正的普遍观点是错的，没人给它第二次得逞的机会。很少有人尝试预测经济崩溃带来的可怕后果：有多少人会失业，有多少人流离失所，有多少宣告破产，有多少家企业粉身碎骨。

然而，布什和奥巴马为避免经济末日而采取的大胆行动，也并未得到太多的赞誉。事实也证明凯恩斯主义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由于刺激未能迅速减少失业人数，有争议的公共项目“浪费”钱的传说又开始流传，许多美国人为政府借贷的庞大规模感到震惊。对一些人，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而言，凯恩斯成了笑柄，成了引诱未来孩子们进入庞大债务黑洞的吹笛手。其他人指责奥巴马和他的经济顾问是藏在衣柜里的社会主义者。哈耶克认为“公共投资就是浪费”的奥地利学派观点重新浮出水面。

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1986年时描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和哈耶克之战说：“传统的保守派认为凯恩斯以黑暗而邪恶的影响力破坏了自由经济制度。然而，他其实是在一个鼓吹更激进变革的时代帮忙拯救了自由制度。”2825年过去了，斯坦的话仍然不乏真知灼见，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似乎愿意把赌注压在哈耶克痛苦的药方上，偿付凯恩斯补救措施所需的代价。

类似的忧患意识也影响到了欧洲人。然而，对他们来说，为确保欧元的存活，维持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以凯恩斯主义迎击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恐怕不如选择哈耶克好。60年来，为确保欧盟的成功，德国一直不成比例地为之买单，以他们为首的欧洲人担心，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其他地区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会使欧元发生挤兑。德国人采取了行动，但其代价是，凯恩斯主义的措施使2008年的金融危机出现了最严重的恶化。要继续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就必须收紧货币供给，大幅削减公共开支。

英国也面临着削减政府开支的压力，要不然英镑就会遭到挤兑。2010年的大选中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赢得了多数席位，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盟宣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削减英国公共部门的实验：第一年削减开支10%；到5年的议会任期结束时，以削减25%为目标。英国的保守党抓住了这个投奔哈耶克式解决方案的借口，外交大臣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和就业及退休保障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等人长久以来就怀有贯彻撒切尔革命的梦想。凯恩斯的第二次复兴持续时间很短，但乞求哈耶克相助的队伍仍然四分五裂，因为赞成小政府的人实在找不出其他合适的人选视为灵感之源。自然，他们也不会承认对凯恩斯欠下的人情：80年里，凯恩斯两次拯救了资本主义。

哈耶克本人在表达对凯恩斯的钦佩之情时却没有这样的忌讳。他认为凯恩斯是“他那一代人里最有影响力、思想最丰富多彩的人物”“对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9虽然哈耶克认为，在构思合适的科学方法时总会出现错误的观念，暂时阻碍许多重要的洞见，“凯恩斯革命”只是其中的一段小插曲，但他又说：“评价凯恩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如此多面，哪怕你认为他的经济学既错误，又危险……即便他的名字从未载入经济学，所有知道他的人仍会将之视为伟人。”30

和凯恩斯与哈耶克一样，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没有活到见证“大衰退”的那一天，但他曾解释过为什么保守派不肯为凯恩斯第二次拯救资本主义鼓掌。“凯恩斯对自己做过精彩探索的经济体系非常满意，”加尔布雷斯评论说，“因此，和罗斯福一样，他努力的主旨是偏保守的，目的是帮助这个体系存活下去。但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里，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并不能吸引真诚的保守派……他们宁可接受失业、厂房闲置、对大萧条的普遍绝望，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声誉造成的一切损害，也不愿意在真正的原则上退却……当资本主义终于屈服，那些庆祝自己最终战胜了凯恩斯的人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