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谢谢我的朋友兼导师—蓝德岗学院（Rendcomb College）的院长A.O.H.Quick，是他第一个鼓励我研究政治经济学。谢谢我在约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Alan T.Peacock和Jack Wiseman，他们否定传统的智慧，告诉我除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外还有其他人对经济理论大有贡献。我也要谢谢Enoch Powell, Alfred Sherman, John Hoskyns, Keith Joseph和Margaret Thatcher等人，他们把自由市场的理念带入英国的保守党，让我得以重新评价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

在撰写本书期间，我要深深感谢Bruce Caldwell，他对哈耶克生平和著作的了解无人可以匹敌，他阅读了本书的最终草稿，提出了修订建议，还准许我看了他对芝加哥出版社《哈耶克合集》（Hayeks Collected Works）最新的编辑整理。我还要谢谢Sidney Blumenthal细致而体贴的评论。Tom Sharpe和Rockwell Stensrud是剑桥“马戏团”成员，也曾和这些人共过事，他为我提供了新颖的批评视角。我很高兴，这次的研究工作让我和Paul Levy的长久友谊焕发了新生。Paul Levy是研究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著名历史学者。我还应当补充一点，对成书中依然存在的事实或判断失误，由我一人负全责。

我要谢谢剑桥国王大学的档案保管员Patricia McGuire和她的同事Jane Clarke；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的助理档案保管员Carol A.Leadenham；伦敦经济学院的档案保管员Sue Donnelly。还有纽约公共图书馆曼哈顿多家分馆的员工，都积极而详尽地回答了我的查询。还要感谢《纽约时报》的Dominick Harrod, Andrew Gilmour, Philip Zabriskie, Dominique Lazanski, Guy Sorman和David Johns。

W. W.Norton出版社的编辑Brendan Curry聪明而又富有同情心。助理编辑Melanie Tortoroli给了我无数的帮助和指点。Mary Babcock的文字编辑工作做得彻底而恰如其分，还给我提了许多如何将英式英语转换为美式英语的精彩建议。

我非常感谢我的文学经纪人Raphael Sagalyn，他从我们第一次关于凯恩斯的谈话中领悟到，只要我能讲得好，它会是个精彩的故事。他做了很多努力，帮我顶替已故的Giles Gordon，后者是伦敦及爱丁堡一位才华横溢的优秀作者，也是我前五本书的经纪人。

我要再一次向Fern Hurst和Beverly Zabriskie的慷慨好客、热情鼓励致谢。在写作本书的关键时刻，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逸的田园居处，激发了我全新的思考，让我重振活力。

最后，我要向妻子Louise Nicholson及两个儿子William和Oliver致歉。过去几年，我们在家里召开了好多次即兴的研讨会，讨论凯恩斯和哈耶克各自的优点。谢谢他们无与伦比的耐心、幽默和理解。没有他们，我将一事无成。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

2011年2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