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战火重开 淡水经济学家和咸水经济学家，1989～2008年
接下来的20年，哈耶克对政府干预演变为暴政的警告越来越受欢迎。1991年苏联解体。民主新政府的领导者，如捷克共和国的前两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和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波兰副总理莱谢克·巴塞罗维茨（Leszek Balcerowicz），都赞美哈耶克是他们的指路明灯。1随着凯恩斯主义概念的退却，自由市场理念的回归，哈耶克活到了证明自己正确的那一天。看着事态的发展，他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21992年3月23日，他以92岁的高龄在德国弗赖堡过世。
在美国，对政府在国家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公共辩论逐渐变得色彩鲜明对立，而学术领域里一度非黑即白的选择却过渡到灰色的阴影中。这时出现了一段缓和期，英国工党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3称之为“受虐货币主义”（sado Monetarism），4经济学家则称之为“残酷凯恩斯主义”（crude Keynesianism）。5人们发现严格的货币措施是非常不可靠的指标，转而利用利率工具来控制通胀。重大的经济论战围绕常见的问题展开：公共赤字的规模，如何缩小它；自由贸易的可取性；税收的程度和性质；从不值得的领域撤出国有权益。
关于集中管理经济（这本身是凯恩斯主义的概念）的辩论演变成了一个漫长的“后凯恩斯主义”阶段，即对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观点进行折中。尽管国民经济的总管们普遍认同，应当采用混合调配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观点的鸡尾酒来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扼杀通货膨胀，可学院派经济学家之间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们大致沿袭了凯恩斯-哈耶克从前辩论的老路。一方是所谓的“淡水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所在的大学聚集在美国内陆的大湖区，另一方是“咸水经济学家”，来自沿海的几所院校。淡水经济学家和哈耶克一样，认为通货膨胀是国家最可怕的祸害，咸水经济学家则像凯恩斯一样，认为失业问题更加严重。
淡水派认为，应当把经济视为有感觉力的有机体，受市场参与者的理性决策所控制。虽然政府应确保市场的自由和公平，但政府的支出和税收却偏移了经济的自然秩序。他们认为，基于个人所理解的未来状况，他们会做出理性的决策；商人若是担心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支出会导致更高的税收和通胀，就会暂不进行新投资；全球化和电子通信的兴起让市场变得更有效率，造福了所有人。他们声称，经济衰退是经济周期的常规面貌，只能忍受，无法治愈。他们偏向“供给”式补救措施，即取消政府的管制或税收，鼓励企业提供更便宜的商品，从而刺激需求。
咸水派认为，对经济自由放任并不适合所有人。他们把衰退症状视为经济体健康状况不佳的表现，或是不可预见的冲击带来的结果，在商业周期的底部，应当争取解决失业问题。他们相信市场，特别是设立了工会组织的劳动力市场，应对变革非常迟缓，竞争不完善。他们承认供给学派改革的逻辑，但更强调“需求拉动”的补救措施，即把资金投入系统当中，让商品变得更实惠。争论兜了整整一个圈子。如今，哈耶克崛起，凯恩斯陷入低谷。许多咸水经济学家变得不愿意承认自己和凯恩斯的渊源。“到1980年前后，你在美国很难找到年龄在40岁以下的学院派宏观经济学家会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凯恩斯主义者艾伦S.布林德（Alan S.Blinder）说。6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7做了很多削弱传统凯恩斯主义概念的工作，他也发现，“要是被叫做‘凯恩斯主义者’，人们甚至会觉得受了冒犯。在研究讨论会上，人们再也不严肃对待凯恩斯主义式理论了。听众会交头接耳，相视而笑。”8哈耶克发起的反凯恩斯革命似乎圆满完成。凯恩斯主义教皇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之子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James K.Galbraith）回忆说：“突然之间，保守派成了美国文化钟爱的勇敢骄傲坏小子，而像我自己这样的自由派，却成了国家的扫把星，绝望地受着老观念束缚的遗老遗少。”9在布林德看来，到2004年，凯恩斯主义已经变成了累赘，“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在讨论稳定货币政策时……几乎所有人都谈的是货币政策，而非财政（税收和支出）政策。”10
1978年，哈耶克宣称：“就知识分子观点的运动而言（原文如此），在我这一辈子，它此刻首次转入了正确的方向。”111978～2008年，自由市场欣欣向荣。然而，尽管有许多经济学家暗自怀疑市场力量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各方各派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说它们好得很。一如哈耶克在佩尔兰山上所做的预测，游荡荒野30年之后，哈耶克主义者压下了凯恩斯主义者的风头。凯恩斯时代之后，哈耶克时代到来了。必胜的信念在一些人当中弥漫开来，他们相信，后凯恩斯时代新共识已经解决了凯恩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的难题：商业周期（以及繁荣和萧条的无尽交替）是否能够驯服，又是否应该驯服。
卢卡斯毫不怀疑。周期性的恶龙已经被打垮了。“宏观经济学……业已成功，”他宣称。“事实上，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真正解决了。”12“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3断言，社会发展的进化阶段，即从封建主义经过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迈入现代资本主义民主，走到了尽头；世界达到了“历史的终结”。14经济学家怀着同等的信心宣布“经济史的终结”：世界经济不会再回到萧条状态，这种病治好了。人们赞誉弗里德曼（竟然不是凯恩斯）解决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大萧条以及怎样避免它再度发生的谜题。在弗里德曼90岁生辰纪念活动上，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15为美联储在20年代的缺点发表了迟来的道歉。“关于大萧条，”他宣告，“你是对的。是我们导致的。我们很抱歉。但多亏了你，我们才不会再重蹈覆辙。”16
和整个这一时期（名为“大稳健”）捆绑在一起，并成为两党弗里德曼式货币政策象征的人物，是艾伦·格林斯潘。1987～2006年，美联储在他领导下备受人们赞誉。如果说他也犯过错，那么，在他离任很久以后，这些错误都不曾显现出来。格林斯潘在青年时期师从斯坦·盖茨（Stan Getz）学吹萨克斯管，和流行艺术家拉里·里弗斯（Larry Rivers）同在一支爵士乐队做伴奏，还跟泼辣的安·兰德（Ayn Rand）本人以及她的自由意志论观点眉来眼去。格林斯潘信心百倍地表示，正是凭借他对事件高深莫测的把握和理解，使连续4位总统确信，他是确保经济稳定不可或缺之人。美国记者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17指出：“格林斯潘对货币政策给予了新的重视，他将自己倒腾数字的天赋和在社会、商界的信誉结合起来，再辅之以一贯夹杂含混的语言（这种语言风格，很快就会在听证会成为一时的传奇），搅和一阵儿，喝了下去，顿时变成了魔法术士。”18
格林斯潘就是扑克世界所谓的“算牌手”。他如此总结自己超谨慎的理念：“我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错了，会给经济造成什么样的代价？要是没有负面风险，你尽管尝试自己想要的任何政策。如果失败的代价有可能非常大，你就应该避免此种政策，哪怕成功的概率高于50%，因为你无法接受失败的代价。”19
1989年，前美国海军飞行员，高大拘谨的乔治H.W.布什20来到白宫，对罗纳德·里根确定的经济路线未作太大调整。里根经济政策在此前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学到了大量的教训。布什任上做了调整，更动了优先顺序。里根时代的随心所欲改变了美国的氛围。私人企业取代共同行动，成为改变社会的首选方式。20世纪60年代“X一代”热爱自由的花童们，让路给了80年代和90年代以自我为中心的“Y一代”。鲍勃·迪伦（Bob Dylan）“变革时代”的行动呼吁，被戈登·杰科（Gordon Gekko）“贪婪是善”的口头禅所取代。21对小政府、州权和更多个人权利的需求，替换了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族裔民权之战。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泰勒规则（表明了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权衡，因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 Taylo）22而得名）逐渐取代了菲利普斯曲线（表现就业与通货膨胀之权衡），成为经济运营者的首选方程。布什本来是美国东北部出身，后来成了得克萨斯州的显贵，在耶鲁大学时主修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231978年在共和党初选时，他指斥货币主义是“巫术经济学”，24不过，由于里根任命他当了副总统，他只好把怀疑藏在心底。到1988年布什与民主党的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25角逐总统时，他更是采纳了共和党人愿意听到的里根式减税、小政府言论。他在巡回讲演上说过一句日后备受人嘲笑的话：“请读我唇，不加新税。”26
一场经济风暴迎头扑上布什。1990年7月，持续了92个月的里根繁荣期（自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时代以来最长的繁荣时期，也是自1854年来第二长的持续经济增长期）戛然而止，布什代人受了过。该年年底，通货膨胀率上升到6.1%，失业率攀升至1991年的6.7%，1992年的7.4%。预算赤字从1989年的1520亿美元翻倍到了1992年的2900亿美元。
为了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达成协议，布什选择了提高税收而非削减开支，这个决定破坏了他在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心目中的信誉。弗里德曼迄今仍对遭布什轻蔑解雇耿耿于怀，为布什的两面三刀深深受伤，他严厉批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说它是“反向的里根主义”，是“术巫经济学”。[1]“布什先生在某些领域，比如外交政策上，或许有着坚定的原则。但在经济政策上显然是没有的。”27弗里德曼批评道。
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比选举周期要久，再加上美联储又是格林斯潘总揽大权，布什无力使之同步。布什很清楚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威胁到他的连任竞选，他也公开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我不希望看到我们如此强烈地反对通货膨胀，阻碍经济增长。”28他对记者说。但格林斯潘不准备放松货币供应量来掀起选举前的繁荣景象。随着1992年总统大选临近，布什的困境，因为第三方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出现而有所缓解。佩罗是个矮个子的得克萨斯州堂吉诃德式人物，倾向于开放贸易边界，维持联邦赤字。佩罗调解的最终受益人是英俊的前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29他的竞选口号是：“重要的是经济，笨蛋。”克林顿主张平衡预算，逐渐减少国家债务；培养美国民众的技能，以便他们能更好地就业；自由贸易。
入主白宫之后，克林顿迫切地希望不被人看成是凯恩斯式增加税收、大手笔动用政府开支的自由派。考虑到在里根和布什治下，国家债务已飙升3万亿美元的事实，他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将保守派的经济措施和进步派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他依靠政府耗资少的社会项目，如准予无薪产假和病休等，来调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他呼吁有选择地对“中间阶层”减税，提高富人的所得税。为了扩大美国商品的市场，他正式批准了布什任上就在进行的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
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规模应当维持在最低限度”的哈耶克式观点，通过前大学教授、后成为佐治亚州议员的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雄心展现出来。1993年，克林顿提出一项议案，希望放弃里根对富人的税收减免，30削减2550亿美元的社会福利项目，在4年内每年减少1.25亿美元赤字。可心急的金里奇却发起了更为宏大的削减联邦政府规模的计划，“靠一毛硬币就叫国家这艘大船转向”。31他执笔为共和党1994年的中期选举撰写了哈耶克式的宣言《美利坚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发誓要靠平衡预算、减少企业管制、削减税收来“结束政府过大、插手过多、大手大脚挥霍公众税金的状态”。32在这次选举当中，两院在40年中首次同时落入了共和党之手。金里奇和其他人宣称，这是民意要求终止政府的侵犯。
金里奇马不停蹄地向总统摊牌，要求一刀切地大幅削减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控制经费。新任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认为，“大政府靠公众养活太久了，我们必须叫它节食，如有必要，还得让它狠狠地节食”。33共和党打算，要是总统不听话，就剥夺政府的资金，叫联邦政府关门。金里奇解释说：“这就像强制戒毒一样。你必须做点类似的事情，来点震慑效果，好叫华盛顿认真对待。”341995年11月中旬，政府的非要害部门统统停工5天。80万联邦雇员遭到解雇。
但金里奇本意里的有原则对抗很快演变成了一场闹剧。11月早些时候，克林顿总统和国会领导人搭乘空军一号前往以色列，出席该国领袖伊扎克·拉宾（Yitzak Rabin）的葬礼，金里奇却大声抱怨自己坐在了飞机后排。即便是金里奇的盟友，比如迪莱，也意识到冠冕堂皇的“共和党革命”的领袖，这一回“犯下了他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可惜啊，”迪莱回忆说，“纽特疏忽大意地说了这样的话，现在，叫政府部门停摆的整个道德基调全毁了。原本是为了财政明晰而打的高贵战斗，如今看起来却像是被宠坏了的小孩在不讲道理地呱呱叫。”35
金里奇挑起第二轮政府停摆，让26万名联邦雇员于圣诞节期间在大街上沦落了21天之后，正打算参加总统竞选的鲍勃·多尔（Bob Dole）等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放弃了战斗。金里奇的哈耶克起义溃散了。从佩尔兰山到国会山的长征晃动了。一如迪莱所说，金里奇“被典型的学术功能障碍所困扰，他认为光有想法就足够了，有了想法就该那样”。36
金里奇的失败革命，令淡水派和咸水派经济学家之间的潜在争论浮上水面。克林顿承诺用税收收入来偿付国债，这是凯恩斯主张的繁荣期政策。1930年，凯恩斯认为：“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大胆的政府项目，把我们推出老路线。如果它有着恢复企业利润的效果，那么，私人企业这台机器兴许能再一次让经济系统靠自身的动力开动起来”。37一旦经济走向繁荣，税收收入就会接连不断地涌进来，此刻就应尽快偿还政府为刺激经济所借贷的资金。
1997年，克林顿提出《平衡预算法》（Balanced Budget Act），希望通过降低医疗费用，到2002年实现预算平衡。2000年夏天，他宣布预算账户连续3年出现盈余，1998财年盈余690亿美元，1999年1240亿美元，2000年预计至少为2300亿美元，这是自1947～1949年之后（当时还是哈里·杜鲁门任总统）第一次连续3年出现盈余。在这3年里，国债减少了3600亿美元，其中2000年一年就还了223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外债减少得最多的一年。39若按照这样的速度，5.7万亿美元的国债2012年就能还清了。40格林斯潘盛赞克林顿是“我们在一段时期以来最棒的共和党总统，41绝不是典型的增税增支出型自由派，却仍然是个民主党人。”[2]42
然而，克林顿明显偏保守派的德行，却引发了对手出人意料的反应。里根时代末期所掩盖经济思想的鸿沟，因为争论如何支配繁荣带来的果实，再次暴露了出来。罗伯特·卢卡斯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用以微观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了推理，国会的共和党人在其鼓动下，倾向于以减税的方式支出盈余，鼓励美国人更努力地工作。克林顿则倾向于以还清国债、喜欢花的盈余结算的国家债务及承销医保和社会保险费用的方式来支出盈余。较之减税，格林斯潘更支持还清国债。
克林顿在1996年的国情咨文中骄傲地为哈耶克唱颂歌：“我们知道大政府也没有一切的答案。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43克林顿效法哈耶克的思想，解除商业管制。1999年，在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的支持、在格林斯潘的有力认可下，他批准了《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ramm-Leach-Bliley Act），放弃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时代制定的银行、保险、金融业法规。60年来第一次，投资银行获准与储蓄银行合并。在鲁宾、格林斯潘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以及鲁宾继任者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建议下，克林顿还拒绝对日益增长的信贷衍生工具交易（即对债券和贷款的信贷风险加以投机）加以管制。
2001年1月，前得克萨斯州州长、石油大亨乔治W.布什44在竞选中险胜，当选总统。由于他前任的谨慎，布什继承了2000～2001纳税年度的1280亿美元预算盈余，次年预计可达280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未来10年，盈余将达5.6万亿美元，其中3.1万亿美元已经分配出去用于负担社会和医疗保险。预算办公室估计，由于接下来的每一年可出现5000亿美元的盈余，到2006年，就可以彻底还清3.4万亿美元的债务。布什对怎样支配这笔难得的遗产并没有做太多的考虑：他想靠着削减个人所得税实现更多、更多的盈余。因为共和党在两院都占大多数，他宣布了一项1.35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日期覆盖到2010年年底，当年即刻退税4000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退税600美元。
但新总统上任没几个星期，他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场即将逼近的经济衰退，这是互联网泡沫市场破灭迟来的结果，也是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物价降低的结果。格林斯潘开始降息，以便将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减到最低。马上还会出现更糟糕的事情。由于1～9月标准普尔指数狂跌20%，来自股票交易的资本利得税跳水，7月，联邦税收收入大幅下挫。华尔街跌跌撞撞地转为熊市，一度庞大的盈余烟消云散。紧接着，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进行了恐怖袭击。
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声称其目的是通过恐怖主义搞垮美国，就像他为苏联占领阿富汗而搞垮前者一样。布什以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刺激应对此次威胁。他召集格林斯潘、前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鲁宾、布什的经济顾问拉里·林赛（Larry Lindsey）、国会各领导人开了会，迅速批准了全新的大规模联邦开支。除了用于巩固美国边境（如强化机场安全性）的资金，他还出台了大量与保障美国安全丝毫无关的“分猪肉”项目，如缅因州的消防局建设。格林斯潘把利率降低至1%，以期迅速将资金泵入经济，相对而言，略有通胀的经济前景，远比好过受恐怖主义威胁而陷入萧条的经济。
然而，这些提升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措施似乎并未起到作用。截至2002年年底，增长非常缓慢，利润极低，股市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持续走高，预算赤字达到1580亿美元，自前一年盈余1270亿美元的状态变为亏空了2500亿美元。2002年9月，1990年的《预算加强法》（Budget Enforcement Act，确保所有新的联邦支出都有对应偿还的税收）获准失效。美国好像面临着新一轮的危险：类似日本那样贯穿整个90年代的长期通缩（利率降低至0，再加上大手笔的公共支出，仍然不能重振一度蓬勃发展的日本经济）。
布什借此理由继续减税、增加国防开支，还为有医疗保险的人增加了额外的处方药福利。45“若按预期大规模盈余的条件，这些目标也并非不切实际。”格林斯潘回忆说，“但乔治W.布什上任6～9个月之后，这些盈余就全部消失了。”462002年中期选举共和党获胜后，布什又将股票的股息税降低了50%，此举遭到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反对。2002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副总统迪克·切尼要求股息减税，对经济做进一步的现金刺激，奥尼尔说，赤字已经太大了，国家正“走向财政危机”。“里根证明赤字无关紧要，”切尼打断他道，“我们要赢中期选举。这是我们应得的权利。”47不久，奥尼尔辞职。
事实证明，发动伊拉克战争、在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推出反恐措施，都是很费钱的：2006财年总计2万多亿美元的联邦预算中，这部分支出占了1200亿美元。但较此前的战争，它们毕竟只在总值13万亿美元的经济中占很小的一部分。481994年《美利坚契约》中的哈耶克式理想，随着企业丑闻（如安然和世通的大规模欺诈行为），以及国会中共和党人“分猪肉”式支出项目的曝光，化作了泡影。俄亥俄州议员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是《美利坚契约》的执笔人之一，2003年，他写道：“原来，美国人民并不希望政府大规模缩水。”49保守派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预算分析师布赖恩·里德尔（Brian Riedl），得出结论说：“共和党现在对小政府根本不感兴趣。”50尼克松时代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赫伯特·斯坦早在1985年就评论说，“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在野保守派的梦想，而非执政保守派的实践。”51两年中，联邦政府的可任意支配开支增长了22%，从2002年的7340亿美元提高到2004年的8730亿美元。到2004年，联邦赤字迎头冲上4000亿美元。
2006年11月，共和党在两院失去多数席位。根据1995～2002年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迪克·阿米（Dick Armey）所说，这次失败，宣告1994年拉开序幕的哈耶克式小政府革命结束。回望《美利坚契约》，他写道：“最初那几年，我们的首要问题是，怎样改革政府，将金钱与权力交还给美国人民？最终，受狭隘眼界驱动的政治官僚，取代了政策创新家和‘94精神’。他们的问题变成了我们要如何把持政治权力？”52哈耶克的理想化愿景败在了老派政治斗争之下。
哈耶克思想的另一脉络，即让自由市场依靠自己的机制运作，它会纠正自己的错误，确保所有人得到繁荣—在2007年夏天，它遭受了近乎致命的一击。由于包含了高风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的捆绑债务价值大跌，银行在恐惧之下失灵，不能或是不愿意向其他银行借贷。银行家之间弥漫的紧张情绪，吓坏了银行客户，令英国的一家银行出现挤兑—这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第一次。靠在公开市场上大范围借贷的储蓄及贷款银行—北岩银行，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满足储户的取款。人群包围了银行的各分行，要求取回自己的积蓄。为了防止恐慌蔓延到其他金融机构，英国政府将北岩银行收归国有。这对世界各地的银行是一个警告，因为大部分的银行都背负着大量债务。储户和投资者当中的恐慌，在大西洋两岸的金融机构扩散开来。
这场灾难，宣告十多年来允许市场基本不受管制、自动创造经济繁荣和增长的实验失败了。“整个理论大厦都倒塌了，”格林斯潘对国会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追求自我利益的组织，尤其是银行和其他机构，有着最佳的能力保护自己的股东和他们在企业里的股权……我深受震惊。”53格林斯潘的言论，和80年前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评论遥相呼应。“我们把自己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混乱，我们在控制一台精密机器上犯了错误，我们并不理解它的运作。”凯恩斯写道，“结果是，我们创造财富的可能性暂告破灭了，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指望了。”54
为应对这场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凶猛金融危机”，55布什没用太多时间思考是否纵容市场跌入谷底。他立刻向凯恩斯伸出了求助的手，毕竟，凯恩斯曾说过，“我不明白，大范围的破产对我们实现繁荣的目标会有什么好处。”56“30多年来，凯恩斯的声誉日渐凋零，”凯恩斯的传记作者彼得·克拉克说，“可在差不多30天里，这位已故经济学家就被重新发掘出土、恢复名誉了。”572000年的时候曾有人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凯恩斯时代是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加尔布雷斯宣称：“只要再来上一场经济衰退—这很有可能发生，我们就会回过头去，利用一部分政府盈余来创造就业，重新发动经济了。”58他从未想过，这段话的预言色彩竟然是那么强。2008年2月，布什要求国会以所得税退税的形式，投入168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财政部从银行购买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这是坏账的一种委婉说法）。消费者的终极避难所—国家，全力出手干预经济，希望能悬崖勒马。在英国，政府通过股票交换救助银行；在美国，政府直接给银行钱。
布什的刺激计划，还伴随着本·伯南克（他接任了格林斯潘美联储主席一职）鼓励银行恢复放贷的一揽子行动。2007年9月到2008年4月，利率减半，巨大的短期贷款涌向银行，美联储则买下不良的抵押贷款债务。2008年3月，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领导者贝尔斯登，贱卖给了摩根大通。9月，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两轮倒闭都不受人欢迎，即便是那些自称相信市场应顺其自然的人也不喜欢。与此相反，最常见的批评是，政府当局居然“允许”雷曼兄弟停止交易。2008年10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获得国税授权的7000亿美元，拯救其他濒临破产的金融公司。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零。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央行都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凯恩斯复仇一般地又回来了。《时代》周刊以“凯恩斯复出”为题，欢迎老男孩的回归。59“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记者贾斯汀·福克斯（Justin Fox）写道，“害怕因为信贷崩溃导致需求崩溃，一头栽进经济崩溃。面对这种威胁，各国政府似乎情不自禁地转向了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初设计的补救方案，通过更多的政府支出，最好是（但不一定）兴建高速公路和学校等有益公共设施，刺激需求。”60在埋葬凯恩斯上出力最多的芝加哥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宣称：“我猜，枪林弹雨之下，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61随着复苏的凯恩斯主义浪潮席卷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咸水经济学家恢复了威信和控制，淡水经济学家则明显陷入沉默。“我想大家都同意，凯恩斯主义发挥不了作用，”保守派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里，克里斯·爱德华兹（Chris Edwards）发出了孤独的抱怨声，“但此刻，眼见着国会要出台新的刺激计划，凯恩斯主义者又从树林里倾巢而出，我很想知道，反对凯恩斯主义体系的那些理论家都到哪里去了。”62
2009年2月，总统贝拉克·奥巴马63敦促国会通过一项7870亿美元的刺激法案，减税、增加失业救济金和基础建设开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因为不这样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解释说，“多亏了《复苏法案》（Recovery Act），消除了出现第二次大萧条的可能性。”64但总统的更替，再次带来了意识形态分歧的争执。没有一个共和党人为刺激计划投赞成票。而且，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原有的凯恩斯-哈耶克之争也再度爆发了。一切就如同80年前政府从来没干预过经济似的。
从2009年起，围绕刺激的有效性、刺激的规模是否足够大的问题，出现了新一轮的辩论。对凯恩斯主义者而言，争论的核心在于1936年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错误本质所提出的理由，该定律断言，收入总归都是要自动花出去的。经济衰退中减免的税收大多是存入银行，而非消费出去，企业也着手囤积现金，大力储蓄，减少开支，这导致卡恩的乘数发挥不了什么效果。本来应该尽快往经济内泵入现金，但奥巴马的刺激方案大部分都被推后了，资金要数月甚至数年后才能进入经济。行政分支要求的是能尽快为失业者找到就业岗位的建设项目，立法机构里的议员们却往往提议在自己的州里开展长期项目，对经济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通用汽车好，就是对美国好”这个概念落实到了字面上。美国人因为担心失业，推迟了购买新车的决定，全美四大汽车巨头里有三家都沦落到了破产边缘，它们供应商的长长链条也几近断裂。财政部拨给它们现金援助，换回了股权。
2008年11月，华盛顿召开G20峰会，世界各国的领导者达成了一项共同政策，以求避开迫在眉睫的经济大衰退。他们承诺削减利率，允许公共开支超过税收。到2009年9月匹兹堡会议召开的时候，长期衰退的前景似乎已经淡化了。2010年夏初，各国领导人的心情彻底转晴。凯恩斯式的支出措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买家们却纷纷开始懊悔。由于债权人担心政府违约，国债的规模对货币造成了威胁。希腊债务缠身，经济摇摇欲坠，逼得欧盟在2010年5月匆匆拉来一笔贷款，防止希腊政府欠债不还。2010年11月，爱尔兰也获得援助，接着是2011年4月的葡萄牙。债权人对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甚至法国的经济表达了类似的主权债务疑虑。若是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破产放手不管，欧盟货币，即欧元的延续能力就会遭到威胁，而这又将破坏欧洲政治的一体化运动。2010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G20会议上，18个月前还支持凯恩斯主义解决方案的各国领导人，又坚持要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偿还国债了。他们的态度变得飞快，就像是刚给了头疼患者一片阿司匹林，紧接着就动手抽空他的胃。
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获得通过两年后，表明它获得成功的证据几近于无。失业率上升至2010年11月的9.8%，超过1500万人失去工作。丧失赎回权的房屋越来越多。刺激方案的反对者，包括国会中的全体共和党议员，称它行不通，说由于相信额外联邦支出和借贷会带来高税收和苛刻经营条件的人持有“理性期待”，复苏延迟了。他们希望尽快降低联邦赤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65在《纽约时报》上提醒那些想立刻重返降低税收和开支的人，认为他们是在向双底衰退（doubledip recession）发出邀请，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引发了1937年的“罗斯福衰退”一样。
不久，克鲁格曼等一直怀疑刺激不够大、不够快的凯恩斯主义者，要求往经济中第二次注入资金和信贷，而且规模要更大。“我担心，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三次衰退的初期，”他写道，“世界各地……真正的威胁是通缩，政府却为通胀而着迷；真正的问题是支出不足，它们却鼓吹要勒紧裤带。”66
2010年11月，民主党输掉了中期选举，“茶党”67开始左右选举。茶党要求政府停止借贷，迅速填平赤字。奥巴马行政分支发现，共和党领导者的意见严重地限制了经济管理，这部分人坚持要延续布什针对富人结合中产阶级的减税政策，不遗余力地攻击政府授权的全民医疗保险。接下来的两年里，减税和针锋相对的延长失业救济（新一轮的凯恩斯式刺激），让联邦赤字新增了85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联储为保持长期低利率而继续购买政府债券，导致美元贬值。在公司已经现金泛滥的时候继续增加全美的货币供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早就做过劝诫。他说，货币政策是不能视为刺激的；“绳子只能拉，不能推”。也就是说，不管你准备好了多少钱，始终不能强迫企业进行投资。
[1]巫术经济学的原文为“voodoo economics”，弗里德曼在这里玩了个文字游戏，将“voodoo”颠倒过来，就成了“oodoov”。——译者注
[2]克林顿是民主党总统，政治立场上倾向于自由派，但典型的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是支持提税增加政府开支的，共和党大多反对这么做。所以格林斯潘才说，克林顿是最好的“共和党”总统，因为他在经济上实现了共和党力争的目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