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帝国的终结　哈耶克亲身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1919～1924年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战争经历和年长他16岁的凯恩斯非常不同。1914年战争爆发时，哈耶克不过是个15岁的中学生，可惜他个头挺高，陌生人看到他，总问他为什么不入伍。冯·哈耶克一家都是爱国的奥地利人，19世纪末维也纳的完美产物，毫不怀疑皇帝要和德国人并肩作战的决定。不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要到1917年3月快满18岁时（他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才进了部队当上军官。

他的父亲奥古斯特是名医生，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大学讲师，因为没能成为全职学者，总怀着一种失败感。为了安慰自己，他在维也纳大学兼职教授植物学。和凯恩斯家族一样，哈耶克一家也多是知识分子。奥古斯特的父亲古斯塔夫是中学的自然老师，他的岳父弗朗茨·冯·尤拉舍克（Franz von Juraschek）是奥地利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奥古斯特受挫的雄心似乎遗传给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入伍服役时，打算一恢复和平就努力到大学当讲师。“我小时候一直怀着这样的念头—人生中没有任何职业比大学教授更崇高，虽说我并不清楚想要钻研哪个科目……我甚至想过当个心理医生。”他回忆说。1

和学业出众的凯恩斯不同，哈耶克是个差生，两次被学校除名，他坦言：“（那是）因为我跟老师惹出了些麻烦，我本来有能力，但懒惰，显得缺乏兴趣，老师生气了……我始终不做作业，指望着上课攒够足够的分数，好胡乱应付过去。”2让他感到宽慰的是，哈耶克发现，超群的智力让他在军官训练班上脱颖而出。“虽说没什么特别的天赋，甚至还有点笨手笨脚，但我在七八十名候补军官里总能排进前五六名。”3到他训练结束时，战争已进入最后一年，他到意大利前线当通讯官。他至少有4次差点送了命，有一回，弹片割开了他的头盖骨。另一次，他完全暴露地去攻击南斯拉夫的机枪阵地，事后，他干瘪瘪地形容说，（那是）“挺不愉快的经历”。4他从观测气球里往外跳伞，却忘了摘下耳机，差点儿给勒死。他搭乘的侦察机遭意大利战斗机的狠狠开火。

但大多数时候，战争意味着无止境的等待、拖垮人的无聊。哈耶克通过阅读寻求慰藉，他读完借来的经济书之后，找到了自己激情所寄的学科。“（我碰到的）前两本经济书……糟糕透顶，没把我的激情永远浇灭，倒叫我惊讶。”5他说。哈耶克感到好奇，当自由市场让位给国家需求，和平时期的经济怎样转化为战时经济。他读了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的著作，瓦尔特本来是经济学家，后来进入政界，负责奥地利战争期间的原材料供给。“我认为，他关于如何重组经济的设想，是我对经济学发生兴趣的源头，”哈耶克说，“这些想法，都绝对有些轻微的社会主义倾向。”61

“我从来不算正式的社会民主派，但要是在英格兰的话，我会被算成是费边社会主义[1]者。”7哈耶克回忆说。故此，他比终身的自由党人凯恩斯偏左。自由党是一个呼吁在社会民主主义（目标是以民主的方式在主要产业中引入公有制）和保守主义（以追求自由市场为目的）之间走中间路线的进步党派。“马克思社会主义从没吸引过我，”哈耶克说，“拉特瑙笔下温和的德国社会主义，是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诱因之一。”8轮休时，哈耶克到维也纳大学登了记，一等战争结束就去修读经济学。

1918年11月11日停战后，哈耶克回到了维也纳，但它不再是哈耶克记忆中那座丰富多彩、成熟而自信的城市了。战争让哈耶克变得身体欠佳。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他染上了疟疾。战败之后，奥匈帝国（拥有5000万人口）的皇帝卡尔一世隐匿起来，不再领导以前领土残存的疆域。战争结束后，分裂主义运动在混乱中抢占了优势，独立国家相继成立。奥匈帝国70%的领土都变成了新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匈牙利也脱离了奥地利，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和国。剧变甚至影响了冯·哈耶克家族的姓氏：按照奥地利新共和政府的法令，名门望族不得再使用“冯”这个姓氏前缀。

《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EN-Laye）之于奥地利，并不比《凡尔赛和约》之于德国更轻松。奥匈帝国解体后残存的“德国人的奥地利，”就像是一具没有身躯的头颅。战胜国禁止它把自己称作“德语地区”，未经国联许可，它不得与德国结盟。奥地利人民因为轴心国在战争冲突中破产而遭到掠夺，可战争结束后，这掠夺却变本加厉了。哈耶克回忆说：“维也纳，欧洲最伟大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之一……成了农民和工人共和国的首都。”9没了帝国的供应线，维也纳很快用光了匈牙利小麦和捷克煤炭的储备；面包和电力等基本商品价格奇贵；妇女和儿童上街乞讨。

就在这场地狱般的风暴里，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降临，让哈耶克和朋友们如饥似渴地捧读起来。一如既往，凯恩斯怀着减轻痛苦的愿望，形容奥地利人经受的贫困是战后安排明显最不平等的地方。他控诉协约国领导者对奥地利人的困境冷血地袖手旁观。“在他们眼里，欧洲的饥饿和瓦解问题，不可能唤起（协约国）四巨头的兴趣。”10他写道。四国成员彻底痴迷于复仇，对战败国陷入混乱和革命风潮似乎视而不见。“我们面临的危险，”凯恩斯写道，“是欧洲群众的生活标准，已经降到一些人真正会挨饿的地步（俄国已经到了这一步，奥地利大概也快了）……这些痛苦的人，恐怕会推翻政府的残余，淹没文明本身。”11奥地利人没有能力偿还强加给他们的沉重债务，“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凯恩斯写道。12在奥地利，“饥荒、严寒、疾病、战争、谋杀、无政府状态，就是实实在在的现状。”13

凯恩斯援引了德国政府的观点：赔偿金会让时光倒流半个世纪，让德国回到前工业化经济，只能维持当前人口比例中的一小部分。“签署这份条约的人，就是签署了数百万德国男女的死刑判决。”他写道，“对奥地利人的处置结果，和德国人至少相当。”凯恩斯援引维也纳《工人报》上发表的社论：“《圣日耳曼条约》的每一条款，都充斥着残忍无情的气息，觉察不到人类的同情心，践踏了人之为人的一切意义，是对人类本身、对一群饱受苦难和折磨的人的犯罪。”凯恩斯评论说：“我对奥地利条约的细节很熟悉，起草它时，我也看过部分条款，但我很难反驳（奥地利人）这股怨气里的正当之处。”14

凯恩斯指出，物价飞速上涨威胁着德国和奥地利的市民社会。就连哈耶克这样的战前维也纳小康之家，也免不了生活水平大打折扣。1913年一双卖12马克的鞋，10年后转手竟然卖到32万亿马克。一杯啤酒需要10亿马克。百万元的大票子用来点炉子。由于生活用品价格飙升，哈耶克这样家庭的现金积蓄变得一文不值，不动产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忠诚而爱国的奥地利人买下的战时政府债券，更是成了废纸一堆。

对19岁的哈耶克来说，战争的结束让他的事业道路发生了变化。尽管他在维也纳大学注册了经济学，但他还穿着军装时，也为避免战争“无限期”持续而安排了备用计划。15他打算从前线的危险里光荣逃生：参加奥地利外交使团。他申请转移到空军，漫长的培训过程给了他充分的时间研究外交学院的入学考试。“我不希望做个懦夫，所以我最终决定，志愿参加空军，证明我不是懦夫。”他说。“如果我在战斗机里活得了6个月，我想我就有资格退伍了。现在，一切都因为战争的结束泡汤了—匈牙利分裂了，外交学院消失了，光荣退出战争的动机垮了。”16

哈耶克回到了自己先前的打算，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当时，法律系教经济学。他开始熟悉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开始学经济学的时候，奥地利学派还不像它后来那么特立独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学派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它开始大力宣扬自由市场的美德，要对经济采用放任自流的方法。奥地利学派特别关注价格，尤其是产品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竞争货品时可选择的替代品。如果有人买了啤酒，而放弃了买红酒；如果有人拿钱进行投资，而放弃了存款所得的利息；如果有人变卖投资，而放弃了投资稍后可卖到的价格—后者就是他们选择前者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诸如此类。这就是蕴藏在资本理论背后的机会成本概念：在不同的“生产阶段”，生产者为稍后提供更有价值的货品而放弃了制造另一种货品。哈耶克最开始读的是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7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和《社会学方法探讨》（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Social Sciences）。门格尔最先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概念：商品的数量越多，人们就越觉得它价值不高。哈耶克师从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后者主张：价格是理解市场运作的关键，企业家是确保开拓新市场取得进展的关键环节。

对哈耶克来说，战后的维也纳是一个探讨经济的完美所在，他免不了要受身边汹涌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影响。他的父亲是医生，可以随行就市，上调出诊费，供得起儿子上大学，但没有闲钱资助他到别处游学了。1919～1920年，由于取暖燃料短缺，维也纳大学整个冬天都不开学，哈耶克到瑞士苏黎世过了8个星期，出钱的是他父亲的植物学家朋友们。哈耶克说，这些朋友“想对营养不良的德国和奥地利孩子表表心意，给老朋友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儿子帮帮忙，他虽然不需要养活，但也同样得了疟疾”。19

“1919年到1920年的苏黎世，让我在战后时期头一回品尝到‘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维也纳仍处在通货膨胀和半饥荒的阵痛当中。”20哈耶克说。因为仰慕在慕尼黑大学执教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21他曾打算到那儿去修第二学位。可1920年6月，56岁的韦伯因为流感过世，这个计划泡汤了—虽说这并不是哈耶克改变主意的主要原因。他解释说：“到了奥地利通货膨胀的后期，我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付不起让我去德国留学一年的费用了。”22但失望里也带来些好处。他没去巴伐利亚读一年书，而是尽力找了份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对他人生和事业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人，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讲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在奥地利政府有些过硬的关系，得以研究席卷全国的涨价。米塞斯鼻子长，性格自恋，难打交道，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后来成为市场经济之父，为相信经济体中货币数量是理解通货膨胀关键的后世学者带来了灵感。

哈耶克用了差不多的时间学习经济学、心理学和法律（他认为法律是自己的“副业”），1921年11月，他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拿到了学历，从大学毕业。老师维塞尔把哈耶克推荐给米塞斯，到监管奥地利和其他国家之间战争债务处置问题的政府机构去做法律助理。故此，哈耶克得以在一个类似凯恩斯的领域里工作。哈耶克与米塞斯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维塞尔在推荐信里对米塞斯说，哈耶克是个“有前途的经济学家”，而自负的米塞斯却对哈耶克说：“有前途的经济学家？我从没在我的讲堂上看到过你。”23但不管怎么说，米塞斯还是把工作给了哈耶克，1921年10月，哈耶克正式上岗。

每个月领薪水支票的时候，哈耶克都要领受一番奥地利失控的通货膨胀。他第一个月的薪水是5000旧克朗伦（奥地利的旧制金币），但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拿到了15000克朗伦，作为币值下跌的补偿。到1922年7月，哈耶克的薪水涨到了100万克朗伦，才跟得上超级通货膨胀的脚步。24短短8个月里，哈耶克享受了200次涨薪。1919年1月，1美元可兑换16.1奥地利克朗，1923年5月，1美元则可兑换70800克朗。25为了跟上需求，奥匈银行（Austro-Hungarian Bank）夜以继日地加印钞票。

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指出了通货膨胀失控造成的威胁，但他所用的语言日后遭到了哈耶克及其“健全货币”追随者的驳斥。凯恩斯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货币与黄金价格挂钩的固定关系，但由于政府超发货币来为战争提供资金，这种关系业已失效。凯恩斯提醒读者，货币破产相当于在邀请革命的到来。凯恩斯写道：“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没收相当大一部分的国民财富。”26他写道：“要颠覆现有的社会基础，再也没有比破坏货币更微妙又稳妥的手段了。”27按凯恩斯的推算，1918年11月，“俄国和奥匈帝国（印刷钞票）进入这个阶段后，货币对外贸易的目的其实已经没用了。”但凯恩斯告诫说：“然而，用法律的力量进行价格控制，维持货币的虚假价值，本身就孕育了经济最终崩溃的种子。”28对像哈耶克那样蜷缩在公寓里，因为买不起燃料而裹着冬天大衣的人来说，凯恩斯的警告是完全真实的。

凯恩斯又把思路转到物价通胀和币值猛跌的实际补救措施上。《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编辑C.P.斯科特（C.P.Scott）委托他编辑了系列副刊，建言解决欧洲重建的问题。很快，凯恩斯提出的这套新论点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副刊翻译成了德语等其他语言，哈耶克、米塞斯和其他学者热切地拜读了每一卷。

“我们全都热切地捧读他的名作……他在《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凯恩斯1923年出版的书，大部分内容都来自他在《卫报》上发表的文章）中预料到了我最初的小小发现，叫我更是好生钦佩。”29哈耶克回忆说。凯恩斯“预料”到的“小小发现”指的是将货币价格跟黄金挂钩，也就是“黄金本位”，国内价格就会出现波动，并无法控制。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以下选择：是要价格稳定的货币，还是要稳定国内价格。正如凯恩斯所说：“如果外部价格水平不稳定，我们就无法维持自己的价格水平和汇率。我们必须做出选择。”30这时候，凯恩斯和哈耶克是顺着同样的线索在思考（或许是同时冒出了灵感）—尽管米塞斯警告哈耶克，凯恩斯“在用一些非常糟糕的经济论据支持一桩善良的事业。”31

凯恩斯接受了《卫报》副刊极其优厚的报酬。C.P.斯科特常常在面对凯恩斯时感到挫败，他说凯恩斯是“才华横溢的原创思想家”，但同时“是我遇到的最顽固、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32凯恩斯说服了一大群名人供稿，其中有英国的战时首相H.H.阿斯奎斯（H.H.Asquith）；未来的英国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日后连任三届法国总理的莱昂·布鲁姆（Leon Blum）；英国费边社会民主运动及伦敦经济学院创始人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丝；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33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牛津历史学家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和G.D.H.科尔（G.D.H.Cole）；德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首席谈判代表卡尔·梅尔基奥（Carl Melchior）；甚至还有罗马尼亚的王后。凯恩斯又为这事儿增添了一丝布鲁姆斯伯里的花边：他委托邓肯·格兰特和凡妮莎·贝尔绘制图书的封面。

在1922年4月出版的第一期副刊里，凯恩斯独自写了三篇文章，其中两篇都收入了《货币改革论》。文章的主题激起了战败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自1914年以后无不大幅贬值。凯恩斯认为，要是这些国家将货币恢复战前的币值，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建议，这些货币以当前价格和英镑挂钩，英镑每年价值上浮不得超过6%。34这和英国财政部及英格兰银行的意见相反，后两者都希望英镑恢复战前币值。

货币回到战前汇率的代价是巨大的通货紧缩（价格持续下跌），此外还伴随着高利率，进口多少商品就要出口多少商品。正如凯恩斯所说，“辛苦工作，如同奴隶。”尽管米塞斯心存疑虑，但哈耶克赞同凯恩斯绝大部分的分析。凯恩斯主张，只有价格稳定，才能让欧洲家庭避免更多不公正的伤害—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和通货紧缩都做不到。事实上，他笔下所说的“很少花钱，也不‘投机’，为‘家人提供适当的储蓄’……这样的人却遭受到最沉重的打击，”35这正是哈耶克一家的遭遇：爱国心把他们带到了近乎赤贫的状态。

凯恩斯在增刊中推荐的补救措施第一步，是由政府管理经济。这一思路，让他与米塞斯、哈耶克及其他自由市场信徒区别开来。欧洲政府被迫要在通胀和通缩之间做出选择。在凯恩斯看来，这证明了放任政策不再合适。他主张，政府要采取行动，避免价格波动。

米塞斯以及后来哈耶克相信，市场走向“均衡”的“自然力量”能够让波动的经济恢复秩序。对凯恩斯而言，“袖手旁观”以及受“因故意取消中央控制而带来的机会”敲打，这样的做法不可接受，因为它会严重伤害不可动摇的价格水平。凯恩斯认为：“我们必须摆脱对‘有意识地决定监管价值水平’的深刻不信任。”36

凯恩斯无情地批评了美国为维持美元币值而将之与黄金挂钩的做法，他说：“兰德的矿工们辛辛苦苦地把黄金挖出地面，华盛顿却又把它埋进了白宫。”37与此同时，他评论了自由市场与管制经济的相对优点。根据他的推算，金本位（即货币价格与金价挂钩）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机制，因为它的交易价格是由中央银行规定的。“现代世界使用纸币和银行信贷，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没人能离得开‘管制’货币。”他辩称，“（货币）可兑换成黄金，并不能改变以下事实—黄金本身的价格取决于中央银行政策。”38未来的哈耶克亦采纳了这一思路。

凯恩斯还着手检验了经济会随时间达到休止点、人人都上岗就业这一概念背后的逻辑，这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传授给他的“真理”，也是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信条。凯恩斯诊断了货币和价格随时间推移的关系之后，得出结论说，“就长期而言”，系统内的货币数量和稳定价格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恒定的关系。然而，“这一长期，对当前事务而言起到了误导作用”，39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价格与货币数量关系的是货币的花销速度（“流通速度”），它能调整价格与货币数量的比例。均衡状态固然取决于“长期”，但他话锋一转，给出了自己最出名的一句评论，“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40

尽管凯恩斯旨在观察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但他发现，对所有意图评估均衡理论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人来说，“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虽然要到几年后凯恩斯才逐渐放弃对均衡理论的信念，但此刻的他，找到了一种解释的途径：为什么理应出现的均衡状态无法治愈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均衡理论认为，从长期来看总会达到人人都就业的状态，凯恩斯却发现，长期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时限，总是设定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地方。这就像棍子上拴着胡萝卜哄驴往前走一样，长期永远遥不可及。所以，当后来者提出，长期而言，用公共支出解决失业率会造成通货膨胀，用凯恩斯的这句话来还击方便又好用：“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

说到汇率在决定通胀中所扮演的角色，凯恩斯的观点对哈耶克及其他奥地利学派信徒尤为切题。大多数欧洲政府允许货币自由浮动，视整个大陆是否能恢复到1914年的经济状况而决定，奥地利政府却打算立刻提高克朗伦的币值。政府以削减公共开支为条件（包括削减70000个政府岗位，取消食物补贴），从国际联盟贷到了一笔款项。1925年，克朗伦以高币值和金价挂了钩。凯恩斯的《卫报》文章点明了包括汇率管理在内的原则，哈耶克和同事们则从近距离见证了提高克朗伦币值等举措带来的惨痛后果。

哈耶克很快感到不安，决定亲自到美国去看一看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运作。多亏了政府薪金一直按通货膨胀加以调整，他的收入跟得上涨价的步伐，还能省下来一点点。1922年春，米塞斯把哈耶克介绍给了纽约大学教授耶利米·惠普尔·杰肯斯（Jeremiah Whipple Jenks），后者正随同包括凯恩斯在内的一群金融专家访问维也纳，他们受德国政府的聘请，为如何稳定马克币值提供建议。41杰肯斯打算写一本有关中欧国家经济饱受战争蹂躏的书，便邀哈耶克到曼哈顿做该项目的研究员。

因为手头的钱太紧了，哈耶克买的是横跨大西洋的单程票—往返票他买不起。为了节省电报的费用，他也没告诉杰肯斯自己到的日子。1923年，哈耶克口袋里揣着仅仅25美元，在曼哈顿西城的客轮码头下了船，赶到杰肯斯在纽约大学的办公室，接待人员却告诉他，教授暂时联系不到。哈耶克站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身无分文，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决定在杰肯斯回来之前先找份工作，就到第六大道上的一家餐厅去洗碗了。他刚把双手埋在泡沫里一个小时，就接到了杰肯斯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经济学家回来了。这是哈耶克最后一次从事体力劳动。事实上，他活了整整92个年头，从来没为私营部门工作过。

哈耶克立刻有滋有味地在美国展开了新生活。他在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J.D.迈吉（J.D.Magee）手下进修博士；参加了商业周期（即经济快速增长、兴旺繁荣的时期过后总跟着经济衰退、经济活动收缩的时期）权威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大受欢迎的讲座；42还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德国社会学家J.B.克拉克（J.B.Clark）举办的讲座。哈耶克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诡秘运作很感兴趣，凯恩斯曾详细说明了该机构囤积黄金、操纵货币的做法。接下来，哈耶克还为威拉德·索普（Willard Thorp）短期工作过，索普是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的经济顾问。这一时期，他收集了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工业绩效波动信息，并开始对商业周期的性质和可预见性展开思考。

1924年5月，用光了金钱和运气，哈耶克再度起航横跨大西洋。刚回到家，他便收到一封授予自己洛克菲勒奖学金的信，要是这封信来得早些，他还能再在美国多待一年。但奖学金来得太晚了。接下来的25年，哈耶克都没回过美国。

[1]费边社会主义指的是19世纪后期流行于英国的一种主张通过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