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绝望地卡在第6章　哈耶克撰写自己的“通论”，1936～1941年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什么不立刻质疑他眼里凯恩斯《通论》所存在的逻辑失误呢？如果他在《通论》出版时主动请缨反驳，他兴许已经把凯恩斯革命掐灭在萌芽状态了。哈耶克的余生都为这次错失机会感到懊悔。将近40年后，他承认：“我迄今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感觉，我推托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职责。”1

凯恩斯径直邀请哈耶克来批评。他给哈耶克送了预印本，好让他的克星可以赶在正式出版之前写出评论。凯恩斯是个公关大师，知道招揽争议的价值。和哈耶克进行激辩，能带动书的销量。

促使凯恩斯这么做的，不光是敏锐的商业意识。他长期以哈耶克及其古典学派的同事为目标，真心想跟他们辩论。他的野心不仅是在论战中胜出，还要取代他们。只有后者愿意跟他辩论，这一点才能实现。他的大炮早已装填好了炸药，随时准备一战。事实上，哈耶克拒绝进擂台，这让他很失望。光是用《通论》初次登场吸引来的热情浪潮吞没古典经济学家还不够。《通论》反复向哈耶克和他的同事们下战书，要他们捍卫自己的立场。可哈耶克始终没有露面。他认为凯恩斯正把经济学带向危险的方向，可他不愿参战。

莱昂内尔·罗宾斯或许要为哈耶克反常的沉默负上部分责任。罗宾斯一直意识到争论的潜力，热切地想利用《通论》的到来提升伦敦经济学院的声望和他自己在全国经济辩论中的位置。罗宾斯第一次读完《通论》，就认为凯恩斯对其剑桥同事亚瑟·庇古的尖锐攻击是最有新闻价值的线索。庇古在《经济学刊》上做出回应，恐怕会比哈耶克的稿件更受欢迎。他还可以避免和凯恩斯之间出现挑剔暴躁的僵局，像哈耶克评论《货币论》之后那样。

罗宾斯知道凯恩斯和庇古有些私人摩擦。有一次，他和凯恩斯在剑桥散步，按罗宾斯的话说，正看见“不怎么活泼的庇古，从每天散步的课业里迈着大步回来”。嘴巴刻薄的凯恩斯低声对罗宾斯说：“这是一个运动得太剧烈结果毁了自己健康的人哪。”2庇古严厉谴责凯恩斯，说他回复哈耶克对《货币论》的评论时用语有失妥当，“简直是在跟人决斗！”3所以，1936年5月的《经济学刊》邀请的是庇古而非哈耶克首先跟凯恩斯过招。

庇古充分利用这一邀请来捍卫自己，对凯恩斯对他的正统观点的驳斥论调，写了一篇措辞谨慎、充满痛苦的抱怨文章。他削尖了飞镖，来配合凯恩斯伶牙俐齿的攻击。庇古嘲笑凯恩斯狂妄的假定，“爱因斯坦对物理学所做的贡献……凯恩斯先生认为自己对经济学所做的贡献与之相当。”他指出，爱因斯坦“在宣布他的发现时，并未用带着利刺的句子暗示，牛顿及其追随者是一群不称职的笨蛋。”庇古以为人师表的态度继续批评道，“尤其遗憾的是，（凯恩斯甚至把）贬低延伸到自己的老师马歇尔身上。”

把自己的作品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混为一谈，伤害了庇古的虚荣心，倒不光是因为凯恩斯的批评泛泛而论不具体，很难对付。“如果有人带着狙击枪冲进了大村庄，没人会耐心地追查他每一颗子弹的路线。”庇古抱怨说。在评价《通论》的实质时，庇古假作绝望。“凯恩斯的论点如此模糊，读者无法确定他确切想要表达什么。他论述的力量……更不必说他生动的措辞，让他成了《每日邮报》重要的投稿人……可这一回，怎么竟连和他同一专业的同事几乎都无法理解这位作者了呢？”和哈耶克一样，庇古指责凯恩斯在“术语使用上前后不一致”。4庇古接着一丝不苟地破解了许多原创概念，如凯恩斯首创的“流动性偏好”等。这篇文章写得很精彩，庇古显然很享受打垮凯恩斯的乐趣。

但庇古的苛刻书评根本不足以叫停《通论》引发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罗宾斯很快明白过来，凯恩斯成功地在年轻的经济学人中引发了热情的巨浪，值得《经济学刊》用大量篇幅展开长期辩论。但庇古交出答卷，却几乎没在经济学家中造成半点动静，罗宾斯莫名其妙地结束了辩论，甚至没让哈耶克执笔再开上一轮火。

但如果哈耶克主动请缨去对抗凯恩斯的最新论述，罗宾斯的《经济学刊》并不是唯一可用的学术论坛。他为什么不到其他地方去发表意见呢？收到凯恩斯一早寄来的《通论》之后，哈耶克曾回信说，他挺有兴趣地浏览了一下这本书，并发现了许多自己不同意的论点。他说，他特别为两个问题感到“困惑”，一是凯恩斯对储蓄及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述，二是流动性偏好的概念。哈耶克告诉凯恩斯，一等他抽出时间来仔细看完全书，他会在凯恩斯的《经济杂志》上撰文回应的。“如果我现在的怀疑仍然挥之不去，我兴许会恳请你同意我在《经济杂志》上针对特定观点进行评论。”5但这些“评论”始终没有出现。

未来的岁月中，人们反复恳请哈耶克解释他为什么不在《通论》出版以后正面迎击凯恩斯。他从没给出过一个令人信服的答复。他的说法很难让人相信，“我没有回到攻击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我担心我还没完成分析，他就又改变念头了”，6就像凯恩斯在《货币论》出版后做过的那样。为什么不列举这本书的诸多缺陷呢，哪怕它被广泛誉为凯恩斯的杰作？30年后，哈耶克用如下评论反驳《通论》说，“对他以为是政策货币需求的东西，当时很明显要再写一本书才行”。7可惜这话也不怎么说得通。

按哈耶克的说法，凯恩斯推论的本质使得他回避了挑战，但此顾虑同样很难解释。他承认有一种感觉，“当时只能朦胧地感到”，8凯恩斯新作品很难迎击，因为它是从宏观经济学（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层面解释经济的运作。哈耶克坚信，只有理解无数个体的选择构成了整个经济，才能解释经济体的运作。他说，自己的立场假设理解经济的关键在于从下而上，可凯恩斯的方法却是自上而下的，这让他很难充分表达反对意见。诚然，要是凯恩斯说着苹果，哈耶克却谈论橘子，反驳《通论》的假设确实很难，但这也并非远超哈耶克的能力。总之，用这个借口解释何以到了球门之前却不狠狠射门，还是够蹩脚的。

多年以后，哈耶克尝试回答那些非议他的人。这些人认为，他未能直接跟凯恩斯对质，不仅仅是疏忽，甚至可以算失职之罪。因为，要是有了正确的干预，哈耶克恐怕能放缓甚至完全阻止这种古典经济学家眼里彻底破坏了经济政策的理论。“对于我投入了大量时间仔细分析他作品之后却未能重返战场的原因，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为这件事责怪自己很多年了。”91983年，他在纪念凯恩斯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撰文说。“不仅仅在于……年轻人听到著名作家对自己说，他的反驳意见没什么好重要的，因为连凯恩斯自己也不再相信自己的论点了……年轻人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失望。也并不在于我意识到，要有效反驳凯恩斯的结论，必须应付整套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倒不如这样说好了，凯恩斯罔顾我认为关键的问题使我意识到，恰当的批评要对付的不是他在讨论的事情，而是他不曾涉及的东西。故此，彻底对付凯恩斯论点的先决条件，是有一套精心阐述的资本理论，哪怕它的构建尚未成熟。”10

故此，经过了将近50年的困惑之后，哈耶克主动给出了一个自己保持沉默的合理解释。在这个迟来的解释中，他不曾提到《通论》刚诞生时，他正要出版一本自己的大部头，旨在让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翻开新篇章，并能全面地反驳凯恩斯主义。到1936年，他的这篇论文进展颇为顺利。3年前，他曾向伦敦经济学院的洛克菲勒研究基金委员申请一笔资金聘请助理。11“未来18个月（甚或两年），我希望能完成一卷资本理论作品，我担心它篇幅极大。”他写道，“在本书的进一步准备过程中—我大概完成了1/4，我迫切需要一位真正优秀的数学家长期协助，他不仅能精确地绘出我已经设计好的相当复杂的图表，还能在分析论述上帮我的忙，虽然这部分内容我希望只放在附录中，但绝对不可或缺。”12学校找到一个能说英语、德语和法语的合适人选，指派他于1934～1935年帮助哈耶克。

这个项目的工作开始得很艰难。1935年，哈耶克已经把书搁置了一阵儿，但1936年，收到凯恩斯寄来的《通论》仅仅两星期之后，他告诉同为奥地利人及奥地利学派信徒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13写书挤掉了他所有的工作，都腾不出手来应付凯恩斯的最新作品。“我努力专心写我的书，必须把其他一切搁置起来，”他写道，“现在说它初具规模还太夸张，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在复活节假期之前完成第一稿。”至于《通论》，他写道：“我暂时还没法发表意见，因为我自己的书绝望地卡在了第6章。”14

3月，哈耶克告诉哈伯勒，除了根据自己所做讲座整理出来的几章内容，他的书远未完成。这时候，哈伯勒已经读了《通论》，寄给哈耶克一篇想要送去《经济学刊》上发表的文章，指出了理查德·卡恩乘数理论中的缺陷。哈耶克退回了文章，说了些杂志方面莫名其妙的“困难”。在说明短信中，哈耶克写道，“5月号上要刊登庇古对凯恩斯的批评文章，它最先寄过来，而且会非常尖锐（我自己还没看过）。想必你明白，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想给人留下印象，认为我们在有计划地进行一场反凯恩斯行动。出于这个原因，我自己决定向《经济杂志》……提交一份笔记……凯恩斯不好拒绝……我相信你也应该投他那儿试试看。如果他拒绝，我们再来谈其他的可能性。”15

罗宾斯和哈耶克固然不愿显得要着急发动反《通论》活动的样子，但从哈耶克的信里能明显看出，哈耶克、罗宾斯、约翰·希克斯和其他人确实在暗中密谋，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凯恩斯。“把凯恩斯孤立起来，让他和其他剑桥及伦敦经济学家当面论战，现在就是机会。”哈耶克私下对哈伯勒吐露内情，“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不想把《经济学刊》放到攻击第一线而陷入困境。庇古的文章当能引起足够的轰动。”16

5月，哈耶克给哈伯勒寄去自己对《通论》的判决。他说，他对这本书“当然非常恼火”，不光是因为“靠着他的设计，凯恩斯败坏了许多重要思想，现在它在许多人中流行开来，不干掉所有其他废话就想说服他们变得更困难了。”17但这句短评，成了哈耶克同期对《通论》的所有批判性评估。他不把自己“恼火”的地方详细说清，直面凯恩斯的“废话”，而是集中精力完成《资本的纯理论》第一部分，这部书分上下两卷，有意直接和《通论》打擂台。

虽然哈耶克有自信，认为很快能完成个人的杰作，并暗示“绝望地卡在第6章”只是暂时性挫折，但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在《资本的纯理论》里泥足深陷，无法实现任何进展了。他对这部作品寄托的雄心是扩展自己的“生产阶段”概念。但在其后4年，他挣扎着解释资本和货币在经济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却始终无法让自己满意。他越是努力，任务的规模越显庞大。他的思维跑得太远了，他捕捉不住，更无法将之在书面上表达出来。

又过了一阵儿，他在《资本的纯理论》上磨起了洋工。1937年，他第二次把工作放到一边。1938年，他完全乱套了，他竟然发现自己丢失了部分手稿，只得向同行的维也纳经济学家朋友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19索要遗失部分的抄件（因为马克卢普看过他进行中的工作，还给出了修改建议）。哈耶克为经济更宽泛的层面分了心，他脱离了资本理论的密集领地，进入了洞悉个体经济行为背后冲动的独到见解。尽管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剑桥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同行，都热切地等待哈耶克挑战《通论》，但哈耶克的思想却漂向了他方。

1936年11月10日，哈耶克在伦敦经济俱乐部致就职演说“经济学与知识”，清楚地表明了他思考新方向的第一个结果。本次讲座对经济均衡的概念做了惊人的再评估，而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他与凯恩斯争论的焦点。更重要的是，哈耶克第一次在讨论价格重要性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不光进一步拉大了他和凯恩斯的分歧，也奠定了他原创思想家的地位，不再仅仅是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

经济达到均衡状态的概念在经济理论中司空见惯，凯恩斯与哈耶克论战中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所持的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储蓄和投资完全一致，经济就会进入完全就业的静止状态。凯恩斯对是否存在均衡状态提出了怀疑，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和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这个概念明显不一致。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的经济基本上都进入了静止状态，只不过是大规模失业的静止状态，而非充分就业的静止状态。古典经济学家反驳说，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时并未达到均衡状态，但它难以令人信服。

哈耶克重新考察了均衡的概念，逐渐改变了从前的信念，转而认为经济很难甚至根本不会达到静止。为了让自己的论点更容易让人理解，他在“经济学与知识”讲座中举了一群人共同修房子的例子。“造砖厂、水管制造厂和其他供应商都将根据所建房子的具体数量生产产品，因为所需的生产资料就只有这么多。”他对听众说，“类似地，我们可以设想，潜在的买家因为打算在某个日期之前买下一定数量的房子而进行储蓄……我们可以说，在此之间存在均衡状态。”20

但是，哈耶克很快指出事情不一定会这样，“因为，不属于他们行动计划的其他条件，或许会有别于人事前的期待。部分材料可能会因为事故遭到破坏，恶劣的天气状况导致房子无法修建，或是出现一项发明，改变了不同材料所需的比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部）数据变化，它扰乱了本已存在的均衡点。但如果不同的计划一开始就互不相容，那么不管发生什么，都必定会打乱人的计划，非调整不可，故此，一定时期内所有行动的复合整体，并不等同于从个体计划角度理解的个体行动的总和。”21

哈耶克认为，如果现实世界中的均衡注定难以捉摸，那么，理论经济学家对经济体或市场趋于达到均衡点的先验假设，就总是会功亏一篑。只有知道每一个参与者的意图，才可能预测均衡点，但这一点不管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均不可能做到。他爽快地承认，这一点看似平淡无奇，但否定存在可预见的均衡状态，否定前述先验性假设（市场中哪怕最简单的决定，都由许多准确和不准确的人类选择构成），哈耶克突破了一片新天地。在这个过程中，他跟米塞斯及其维也纳同事们，以及奥地利学派中的其他大神拉开了距离，对后者而言，均衡状态是核心假设。

尽管哈耶克这个时候还没有在逻辑上做出日后让他成名的最终飞跃，但在“经济学与知识”讲座中，他达到了做出重大突破的临界值。大规模经济行为的先验假设依赖于一整套理想的条件：每一个人都掌握了为在完美市场中做出决策所需的一切有关目前及将来环境的知识。但是，哈耶克提醒听众，完美的市场并不存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决策是个体根据对现状的部分知识，再加上对将来走向的最佳猜测做出来的。这些条件到底会怎么样，每一个人得出的判断都是不同的（通常还是相反的）。有些人的决定做得对，有些人则做错了。但他们的决定结合到一起，构成了一幅市场正处于运作中的活动图景。

根据这条推理思路，他得出了两点重要结论，虽然他并未在讲座中明确指出，但两者都为他思考的新方向铺平了道路：价格反映了对市场认识的集体智慧；诸如政府等外部力量干预价格形成，就像是想用按住测速仪指针的方式来规范汽车行驶速度一样；没有一个人，哪怕是“全知全能的独裁者”，能够了解经济体中所有个体的想法、欲望和期待。如果一个极权统治者，甚至心怀善意的非政治“规划者”，基于自己能够准确了解他人思想的假设来干预经济，必然会挫败、阻碍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哪怕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代表个人的利益行事。这是哈耶克灵光乍现的紧要关头。后来，他形容这个关键概念说：“这个极具启发意义的想法让我从全新的角度看到了经济理论的整个特点。”22

哈耶克引入了“知识分工”的新概念，他认为这和劳动分工的经济概念同样重要。劳动分工指的是产业发展的如下阶段：工人专门从事单独一种任务，共同制造整件产品，而不是一个人把整件产品做出来。他认为，经济由无数个体构成，这些个体要做出无数单个的经济决策，完全理解或衡量这些决策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意图将通过不断波动的价格反映出来。一样东西的价格，是至少两个人能够达成一致的点。因为价格基本上是有机的，就像人的意志结合起来构成整体的决定，尝试改变或干预价格最终是徒劳的，因为人类行为永远会让固定价格的设想落空。出于同样的道理，（政府通过有意或无意行为煽动起来的）价格通货膨胀，就成了掌控经济者蔑视愿意照价买单者意愿、剥夺其公民意志的一种手段。

可由于凯恩斯《通论》引发的喧嚣太盛，哈耶克的讲座几乎没人注意到。哈耶克传记作者艾伦·爱本斯坦（Alan Ebenstein）证明，“凯恩斯出版《通论》之后，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哈耶克这个技术性的经济学家……到20世纪30年代最后的几年，再也没人对他感兴趣了。”23遭到忽视固然是可怕的命运，但它还不算这段时间发生在哈耶克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参加他的伦敦经济学院讲座的人，态度上出现了变化。从前他们敬畏哈耶克的声誉，视他的言论为权威，可等他们熟悉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形成了一种轻视，凯恩斯的迅速崛起又加剧了这种轻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哈耶克是化石，是老古板，他们排队来参加哈耶克的讲座只为了取笑他。1937年，讲台下嘲笑队伍里的一员，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亲身见证了哈耶克权威地位的火速委靡。“学生们无情地比拼着参与（并纠正哈耶克）。”24“竞争的气氛极其火爆，以至于哈耶克教授这位持有落伍观点的温柔绅士……几乎没法开口说话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来到他的座位上，鞠了一躬，带着优雅的口音说，‘现在，先生们，如同我在上次见面时所说，今晚我们要讨论利率。’尼古拉斯·卡尔多瞅到了空子说，‘哈耶克教授，请恕我真的不能同意。’”25

卡尔多出生于匈牙利，为哈耶克誊写过《价格与生产》，也曾为哈耶克在与凯恩斯通信期间做过英语顾问，但却是所有助手中对哈耶克最有失尊重的一人。卡尔多回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耶克“对我好生懊恼。起初，他对我来说很可怕，但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很傻，我揶揄他，让他显得很荒唐，我在研讨班上当面顶撞他。记得有一次，我和哈耶克吵了一架。我说，‘哈耶克教授，这是中级经济学。’哈耶克脸色发红，事后，哈耶克走进茶室说，‘你们知道卡尔多说了什么吗？你们知道这孩子说了什么吗？他说，哈耶克教授，这是中级经济学，你应该知道。’我说，我抗议。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应该知道’。每个人都笑了起来”。26

后来，卡尔多和威廉·贝弗里奇合著了1944年出版的凯恩斯主义的行动呼吁《自由社会的全面就业》（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为哈耶克弟子转投凯恩斯门下开了先河。事实上，卡尔多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辞了职，到剑桥谋了个职位，鼓吹纯粹的凯恩斯主义。哈耶克另外两名最优秀的弟子约翰·希克斯和阿巴·勒纳，从前在他们火热的联合研讨班上结成了反击“马戏团”的团队，也不甘人后地公开放弃了对哈耶克的忠诚，改入了凯恩斯之门。勒纳在剑桥度过了1934～1935年，从源头吸收了凯恩斯主义，回到伦敦经济学院传播凯恩斯的福音。再过了不久，就连庇古也在重读《通论》之后收回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掺和到鼓掌唱赞歌的长长队伍（还全都是著名经济学家）里去了。

这么多亲密同事和好友火速“叛逃”的累积效应，让哈耶克几乎没有了集中精力完成《资本的纯理论》的信心。1940年6月，这本书最终完成，次年得以出版，发出一声闷响后就着了地。它德语式的句子，过分的乏味单调，都让人看不懂它，以为它无关紧要。萨缪尔森回忆说：“哈耶克的《资本的纯理论》并未胎死腹中。但它却是一块投入经济科学池塘而未能掀起一丝涟漪的鹅卵石。”27比较起来，满是曲曲折折图表的《价格与生产》，倒像是一本适合晒太阳时看的通俗读物了。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28所说：“我是哈耶克的超级崇拜者，但我崇拜的不是他的经济学。我认为《价格与生产》是一本到处都是缺陷的书。我认为他的那本资本理论根本没法读。”29

哈耶克在《资本的纯理论》一开头就承认，自己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处理这个主题的。他写道，他“极不情愿”地处理这份任务，并对厌倦了抽象转而致力于解决现实世界经济如何运作的人，比如凯恩斯等，表达了同情。他所选择主题的庞大规模令他感到沮丧和郁闷。“如果我早知道这份任务如此艰巨，我恐怕会更不乐意承担它。”30他写道。这本书有着歉意和绝望的整体基调。“本书和它所有的缺点，都是很长时间工作的结果，我不知这样的结果能否值得我付出进一步的努力。”31后来他承认，“我慢慢醒悟过来，32这该死的东西复杂到几乎不可能理解。”33

尽管文字有欠明晰，残存的哈耶克党人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这本书上，盼着自己的英雄反击不断发展的凯恩斯邪教，但他们失望了。不过，这是哈耶克最接近详细列举自己与《通论》分歧的一次，可惜又做得太乏力了。“一般而言，我认为打断主要论点，明确提到他人某一观点的做法不可取。”34他写道。不过，他还是提到凯恩斯分析的一些方面，但他大多继续纠缠于经济学术语的神秘性，忽视了反驳凯恩斯通过公共工程提高就业的主张。他写道，他对凯恩斯建议的主要异议在于，经济衰退期间，把未使用的资源重新高效地利用起来创造岗位，“对一套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来说，这肯定不是一种正常的立场。”35

哈耶克认为《通论》的主要论点是诡辩，它否认了经济学家始终关心稀缺性的问题。“凯恩斯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人们长久以来渴望的富足经济。”他写道。凯恩斯否认自由市场的运作，重新把稀缺性定义为一种“人为状态”，“是因为人不愿意低于某个固定价格来贩卖其产品及服务造成的”。凯恩斯忽略了市场价格，认为它们只会在“充分就业实现后，不同的商品相继开始变得稀缺并开始涨价时”才发挥作用。36

哈耶克驳斥了凯恩斯的价格概念，认为它代表了对价格如何真正确定的深刻误解。哈耶克相信，价格是理解生产过程的关键，是理解整个经济运作的基础，价格的基础来自商品的稀缺性，而非如凯恩斯所说，来自储蓄与投资失衡及生产“实际成本”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他不加解释地排斥了凯恩斯的整套复杂论述。

哈耶克在一处生动的脚注里谴责了《通论》，但他批评的不是它过分新颖，而是说它是过时思维的产物。哈耶克嘲讽地描述说，作为“现代经济学上的重大进步之一”，凯恩斯放弃了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可令人吃惊的是，凯恩斯居然还承认“瓶颈”的存在，并以此解释为什么繁荣快要结束时商品会变得稀缺。哈耶克认为“瓶颈”用词不当；这个术语指的是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故此，“瓶颈在我看来是一个基本上属于经济学思想早期的一个概念，把它引入经济理论，很难算得上进步。”37

哈耶克评论说：“遗憾地偏离本书的中心线索，实在是由于凯恩斯先生的《通论》面世后对这一主题造成了莫大的困扰所致。”38之后，他就又回到了自己干枯乏味犹如撒哈拉沙漠一般的资本及利率研究上了。他约略地提到了“流动性”（凯恩斯《通论》中的核心概念），可惜他说，本书不是随心所欲深入探讨这一主题的地方，“在这个问题的表面抓抓挠挠，没什么好处可言。”39又一次，凯恩斯分明落在了哈耶克的眼里，可惜后者还是狠不下心来扣动扳机。

在《资本的纯理论》的结语部分，哈耶克说，凯恩斯把视线集中在经济问题及补救措施的短期效应上，“不仅是严重而危险的智性失误，也背叛了经济学家的主要职责，深刻威胁了我们的文明。过去……人们认为经济学家的职责和权利，就是研究、强调生手看不见的长期效应，实践者才需注重更直接的效应。我忧心忡忡地看到，从前，我们着手系统化地论述长期而言决定价格和生产的各种力量，现在，它们却要我们放弃这一切，取而代之以商人美其名曰为‘科学’的短视哲学。”40

他故意误用了凯恩斯的一句名言，以一句带有不祥意味的话结束了全书。“不是甚至有人这样说过么—因为‘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所以，政策应该完全受短期因素指引吗？”“我担心，‘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一语的信徒们真的会遇到洪水滔天的那一刻。他们会自食其果的。”41

哈耶克一直都清楚地知道，这些对凯恩斯的精彩重击，完全不足以放慢年轻经济学家投入凯恩斯怀抱的步伐，阻止就更别想了。然而，《资本的纯理论》对凯恩斯主义发出警告的字里行间，也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追随哈耶克投身反凯恩斯阵营的人指示了一条前进的出路（同时也对其做了告诫）。

“没有什么根据会让人相信，使用现代复杂信贷结构的经济系统无须对货币机制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也能永远顺畅地运作下去，”哈耶克写道，“基于货币的本质，它构成了价格机制自我均衡机关的松散关节，也正因为这一天，它势必要阻碍这机关的运作。任何成功货币政策的目的，必然是尽可能减少价格机制自我纠错力量的松懈部分，让它变得更敏捷，阻挡下一轮更猛烈的反应出现。”42但哈耶克又警告如弗里德曼那样以为定量货币理论是万能良药的人，这种管理经济的手段有着严格的限制。“我们当然有资格断言……和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的不同，通过控制货币来任意决定事件走向，其控制程度是很有限的，货币政策的适用范围则更为有限。有些作家似乎认为，靠着玩弄货币手段，我们想对经济系统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可惜，我们做不到。”43

哈耶克本想再写一本《货币的纯理论》，作为对《资本的纯理论》的补充，可惜，这个构思的下半部他始终未能完成。有些讽刺的是，未能完成他宏伟设想的上下两部，其实正好相当于在信贷加剧的低潮期，资本货物生产阶段陷入崩溃。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通论》中，凯恩斯得出结论，商品的需求等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故此必须敦促提高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哈耶克不同意凯恩斯的分析，认为没有实证可支持这一说法。解读这一数字或许还有其他方式。正如哈耶克所说，“总需求与总就业之间的相关性……也许只是近似值，但由于它是我们唯一拥有的量化数据，人们把它看成了唯一的因果关系。”44《资本的纯理论》的最后一句话指出，凯恩斯爱上了一个错误的假设。“在我看来，能否充分理解‘商品需求不是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一原则，以及它有什么样的局限性，是对经济学家的最佳考验。”45

哈耶克用着重号道出了自己对经济学理论的最后一言，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朝凯恩斯射出了最后一轮炮火。紧接着，哈耶克转身投入了他最初以“经济学与知识”之名提出的政治哲学主题，开辟了更具说服力地反对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的第二条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