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荡寇志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第一次相遇，1928～1930年

哈耶克在美国研究经济思想的短暂经历确认了一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老家不是辩论未来经济的好地方。为此，哈耶克日后将前往英国。为达成这一目的，1927年，他写信给凯恩斯，着手寻找一个好办法来当面自我介绍。1928年，机会来了，1凯恩斯受邀参加伦敦剑桥经济服务（London and Cambridge Economic Service）召开的会议，2这一机构由凯恩斯与伦敦经济学院（LSE）及剑桥大学合资创办。会议快要结束时，两人第一次见了面。

在旁观者眼里，当时的场面颇为滑稽。两人的身高都超过1.83米，凯恩斯略高，再考虑到他的微驼，在恫吓对手时明显占优势。两人都留着胡子，哈耶克戴着一副英国人眼里中欧知识分子招牌特征的丝框眼镜。凯恩斯穿着散漫的三件套白条纹西服，不修边幅却又优雅自在，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哈耶克则穿着浆过硬领的白衬衣，粗花呢外套的扣子扣得紧紧的，流露出爱好整洁又谨小慎微的味道。

两人对比鲜明的性格，还体现在其他一些线索里。凯恩斯用一种甜美的腔调掩饰自己言辞的犀利，先是诱惑对手，而后又催眠对手；哈耶克的英语说得挺糟，带着浓重的奥地利口音，连从小被一连串德国家庭女教师带大的凯恩斯都很难听得懂。哈耶克极其看重礼仪的特点立等可现。“我现在仍然记得，我房间的门打开，进来一位高大有力的矜持人物，平静而坚决地介绍自己是‘哈耶克’。”伦敦经济学院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3回忆了对哈耶克的第一印象。

凯恩斯和哈耶克见面时还素不相识，但没过几秒钟，两人就摒弃了礼仪客套，激烈地辩论起来。对哈耶克而言，这次会面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庞大野心。而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场惯常的论战，跟另一个受了自由市场理论误导的信徒磨嘴皮子。不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会面的重要性，不亚于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英国著名社会史学家）和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英国探险家、传教士）的初次遭遇。两巨头的大战将持续到下个世纪，这才是第一回合（只不过有点像是在练太极推手）。

哈耶克生动地回忆了第一次会面，初尝了无情模式下的凯恩斯，也为日后的激战打下了合适的基调。“我们马上就展开了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理论冲突—主题是利率变化的有效性。”他说，“尽管在这种辩论中，凯恩斯最初会以一种恐吓年轻人的态度，无情地碾压异议，可要是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他，哪怕他完全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也会表现出最友好的兴趣来。”4打从这段磕磕碰碰的友谊（它一直持续到凯恩斯过世后20年）一开始，哈耶克就感觉凯恩斯对自己要说的话挺有兴趣，尽管凯恩斯并不赞同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我一提出严肃的反对论点，他就认真对待我，而且自此以后都尊重我。”哈耶克回忆道，“我知道，他提起我，一般总会这么说，‘毫无疑问，他是个疯子，但他的想法也相当有意思。’”5

哈耶克在伦敦找到了朋友罗宾斯。那时候，罗宾斯还算不上是英国的经济学家，他能阅读德语，研究过欧洲经济学家的作品，包括米塞斯、瑞典人克努特·维克塞尔、奥地利人欧根·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6罗宾斯活力充沛又雄心壮志，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主任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7的提拔，1929年，31岁的他得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教职，成为“全英国最年轻的教授”。8在这个职位上，罗宾斯认定，伦敦经济学院应该展现完整的欧洲思想，成为英国经济学的智慧储备所，跟马歇尔和凯恩斯所在的剑桥大学一较高下。与此同时，哈耶克的期待也很高。他打算在伦敦干上几年，施展自己向上爬到顶的宏伟计划。

哈耶克“半开玩笑”地把自己爬到奥地利社会最高峰的野心告诉了妻子。9他要先在伦敦教上一段时间的经济学，再回维也纳执教。随着声望日隆，他希望能当上国家银行（即奥地利央行）的总裁。到他老糊涂以后，他会以奥地利大使的身份回到伦敦。他回忆说，不晓谦逊，没有自知之明，是他性格的关键，但“它并非缺乏理性的热望，它大概能让我的生活游走在纯学术与政府公职的交界线上，等我步入晚年，这样的生活应该能让我最感满足”。10凭借在伦敦打出名号，哈耶克向这一精心设计的人生计划迈出了第一步。

罗宾斯以前是社会主义劳工组织成员，因为看了哈耶克的《储蓄“悖论”》（The“Paradox”of Saving）11一文而受其吸引。这篇文章旨在反驳美国经济学家瓦蒂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和威廉·特鲁弗·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提出的储蓄与需求（即个人的储蓄额与消费欲望）存在直接联系的论点。12和凯恩斯一样，两位美国人曾提出，经济衰退期间用公共项目推动需求（哈耶克称之为“就业功能”），就业和总需求（经济体中消费者想购买的商品总量）之间有直接的联系。福斯特和卡钦斯1926年发表论文《节俭的困境》（The Dilemma of Thrift），13认为经济衰退是因为储蓄太多，商品和服务欠缺需求所致。他们断言，倘若个人选择储蓄而非消费，储蓄又投资到资本货物当中，生产的额外产品没人买，衰退就出现了。因此，他们认为，商业周期峰顶的太多储蓄导致了周期谷底的产品过剩。

他们主张成立一个“联邦预算委员会”，投资公共项目，如有必要，哪怕借钱也要唤起需求，从而为消费者提供资金购买不景气时生产的冗余商品。哈耶克抱怨这两人竟然说服了时任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G.Harding）的保守派工商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14鼓励联邦机构花纳税人的钱创造就业岗位。15

哈耶克的《储蓄“悖论”》是想“纠正”福斯特和卡钦斯。他指出，前述两人的主张建立在误解之上：他们误解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现实经济中，储蓄无法投资到新的生产中，除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投资制造出来的新产品不愁找不到销路。说消费者的储蓄用来投资制造不必要的商品，而不是去购买商品，这种情况并不成立。

哈耶克认为，生产并非只有一种最终产品和价格的单一过程。很有可能，新投资激发了生产的规模经济，降低了商品价格，让人买得起了，结果就没有过剩了。哈耶克记得庞巴维克说过，资本生产的阶段繁多且长短不一，后者称之为“迂回”生产（“roundabout”production）。除了有制造商品的工厂，还有其余各类工厂：制造组装生产商品的零件，制造能生产商品或商品零部件的机器。在迂回过程的每一阶段，投资者都得到了回报，故此，与福斯特及卡钦斯的论点相反，投资者有足够的资金来偿付生产最后阶段所得出的商品。

哈耶克承认，“如果以非凡的谨慎和超人的能力加以管理”，让政府为系统注入资金唤起需求的计划“或许……能用来预防危机”。16但更大的可能是，“长期而言”，如此操纵经济，“将给整个经济系统带来严重的干扰和混乱。”17他的结论是，“此种靠着救济工程等舒缓失业的尝试是权宜之计，从这种分析来看，也极其可疑。”18

哈耶克和凯恩斯最初见面和争辩的时候，《储蓄“悖论”》仅有德语版，刊发在维也纳经济学杂志上，印数很少，凯恩斯很可能从没读过。就算凯恩斯看到过英文翻译版，恐怕也难以从哈耶克的抗辩中得到太多信息。文章推理严密，用语枯燥，又有各种德语长句，从句套着从句，很不容易读懂。它还包含大量的公式和图表来说明商品的各生产阶段累积进入了最终成本。哈耶克认为庞巴维克的课程谁都该懂，还责骂那些不熟悉奥地利学派大师著作的人，虽说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庞巴维克只有一本书，即《资本实证论》（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的第1版，40年前在伦敦出版过英文版。

罗宾斯不仅读过德语版的庞巴维克，还很喜欢哈耶克在《储蓄“悖论”》一文里展现的技巧。他认为哈耶克令人信服地揭穿了“就业功能”（这一概念是凯恩斯思想的立足根基），于是，他邀请哈耶克1931年2月到伦敦经济学院开4堂讲座。哈耶克察觉了自己受邀的原因。“（罗宾斯）盯上了我的主题，这是我们此刻需要用来跟凯恩斯对战的东西。”19他回忆罗宾斯的原话说。1931年5月，《储蓄“悖论”》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在罗宾斯负责编辑的伦敦经济学院期刊《经济学刊》（Economica）上。20罗宾斯把哈耶克引入了不列颠，激起了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大辩论。

这里冒出来一个问题：罗宾斯为什么不邀请米塞斯来反驳凯恩斯呢？米塞斯比哈耶克更出名，并已经出版了大量与凯恩斯主张针锋相对的著作。起作用的似乎是两个因素。为了有效地打击凯恩斯，罗宾斯需要一个易于为他人理解的人。米塞斯的英语零零碎碎，奥地利口音又重得让人听不懂。“他说法语和英语真是不轻松，”替米塞斯写传记的约尔格·圭多·希克索斯曼（Jorg Guido Hixlsmann）解释道，“每当用外语讲演，他的机智就怎么也看不出来了。”21比较起来，哈耶克在纽约待过一段时间，基本的英语口语没有太大问题，尽管仍有些支离破碎。

哈耶克相对年轻也是一点促进因素。罗宾斯很年轻，大概觉得跟年龄类似的人共事更舒服吧。米塞斯不仅年龄较大，而且根深蒂固地积习难改。他沉默寡言、脾气暴躁的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就连他的妻子马尔吉特也没法遮掩丈夫频发的暗黑情绪。“米塞斯有一件事很可怕—他的脾气怪极了，”她回忆说，“有时，他会勃然大怒……这些恐怖袭击其实是抑郁症的征兆。”22米塞斯的生活动手能力也很差。据马尔吉特说：“他连煮鸡蛋都不会。”23故此，就罗宾斯的判断，哈耶克脾气温和，又够理性，似乎是理想人选。在罗宾斯眼里，哈耶克在《储蓄“悖论”》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论点，能够立刻用来反驳自剑桥蔓延开来的凯恩斯主义。

从1928年哈耶克在伦敦和凯恩斯第一次见面，到1931年2月他到伦敦商学院举办4场讲座，在此期间出现了一起灾难性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两人之间论战所押下的赌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美国经济随后崩溃的恐怖规模，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一连串的实践问题。崩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汲取哪些教训来预防它再度发生？该做些什么来舒缓灾难带来的失业大潮？

当时事态并不明朗，众人并不清楚崩盘的后果会蔓延到世界经济的其他地方，它会带来多么可怕的政治灾难。然而，在其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凯恩斯发现，自己的激进观点很好推广了，这不光是因为他重视通过自己的新闻和政治活动来宣传促进就业的政策，更因为他的理论似乎能为通过公共项目创造就业的尝试提供智性上的理由。哈耶克拒绝接受凯恩斯的理论，也拒绝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常见处方，随着股市崩盘带来大萧条，大西洋两岸的失业开始蔓延，似乎日益远离了大众情绪。

较之哈耶克，凯恩斯大概更清楚崩盘对个人的影响，因为他是商品和货币市场上的单日炒家。大多数时候，他早晨醒来，但中午之前都躺在床上，用电话给经纪人发出指令。他的金融能力保证了他那些布鲁姆斯伯里朋友们微薄的信托基金能赚到足够的钱，供他们追求艺术事业，不用担心谋生的事。凯恩斯手里虽没有美国股票，可市场崩溃的速度很快逮住了他。崩盘让他靠着市场投机积累的财富一扫而空。（但他很快又靠着玩弄市场，赚到了第二笔财富，和第一笔财富同样大。）但要是凯恩斯没能预见到即将发生的灾难，他的理论似乎会更适合新的形势。

1924年他出版《货币改革论》之后没多久，就着手写起了《货币论》。这是一次持续时间甚长的大胆冒险。他写《和平的经济后果》只用了几个星期，《货币论》却用了6年又两个月，一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的政治争议叫他分了心，比如说，他以自由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29年的大选；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卷入了国王学院的日常事务；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其他无数的活动都要他花心思。从1925年起，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他过了半辈子的“同志”生活，这时却娶了谢尔盖·狄亚基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里男孩气的舞蹈女演员莉迪亚·洛普科娃，莉迪亚比他年轻9岁。

凯恩斯和莉迪亚的结合让布鲁姆斯伯里圈子很不愉快，尤其是伍尔夫，伍尔夫认为莉迪亚举止轻佻、水性杨花，不适合他们智力出众的“同志”朋友。虽说莉迪亚没胡子，凯恩斯却彻底坠入爱河。他继续奔波在剑桥、伦敦和他在苏塞克斯蒂尔顿的农舍24三地，因为莉迪亚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大多数时候，他给她写长长的情信，为两人之间热情、冒险、不羁的爱情生活留下了无数不折不扣的露骨亲密文字。25夫妇俩很想要孩子，可过了一阵之后，他们发现莉迪亚不能生育。为了不让妻子尴尬，凯恩斯把责任担负了起来，用黑色幽默掩饰自己的失望。即便贵为“蒂尔顿的凯恩斯勋爵”，他却更爱叫自己“不育的凯恩斯”。

虽然琐事众多，凯恩斯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最新思想落在纸上。但花了近7年时间来写《货币论》，这却影响了最终作品的前后连贯和统一性。因为想法不断改变，他反复修改手稿，甚至不止一次为了新灵感而放弃整个章节。这本书原定于1930年出版，可迟至1929年8月，凯恩斯写信给出版商丹尼尔·麦克米伦：“说来惭愧，逐页修改了440多页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某些章节必须大幅重写，整本书也必须重做安排。”26

所以，这本书里的各种不同想法交织成无法令人完全理解的复杂整体。“这本书不能展现他细想的全貌，而只是一个断面。”27凯恩斯的朋友兼传记作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说。书出版前夕，凯恩斯写信给父母，“从艺术上说，它是个失败品，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想法改变了太多，破坏了它的整体性。”28凯恩斯在序言里承认，与其说这本书是成品，倒不如只是资料的累积。尽管他持保留态度，1930年12月，《货币论》还是以煌煌两大册的形式出版了。

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也是凯恩斯认为能为经济增添新颖维度的一点是：要清楚地区分储蓄和投资（或资本支出）。那时候，经济学家都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储蓄和投资是等值的。但凯恩斯提出，储蓄的是一群人，投资的则完全是另一群人，所以往往出现不平衡。一旦投资额大于储蓄额，就会因价格通胀产生繁荣。反过来说，如果储蓄多于投资，就会出现萧条状态，并伴随有失业和通货紧缩。他的理由是，经济体中的总收入来自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的规模之和。如果没有储蓄，总收入全部花在了消费品上，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急剧上涨，带来繁荣。相反，如果所有的收入都储蓄起来，消费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行业会破产。

凯恩斯论点的必然推论对管理商业周期的尝试有着重要暗示，因为他认为，如果自己的主张正确，价格上涨就可以通过增加储蓄来控制，萧条也能靠增加投资来治愈了。凯恩斯认为，商业周期里繁荣和萧条交替出现的原因是银行的举动，而银行的手里同样握着药方。“这种（失衡）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银行的机制。”30凯恩斯写道，因为银行创造信贷时，并不考虑社会的储蓄愿望或能力。银行并不根据自己保险柜里的储蓄水平来制定借贷决策；“它们决定借贷多少的主要标准，完全是它们的现金储备与资产负债的比例。”31如果中央银行能谨慎控制自己的授信额度，储蓄和投资水平是可以保持一致的，结果会实现物价稳定。和维克塞尔一样，凯恩斯区分了“自然利率”（即储蓄和投资相同，价格保持稳定）和“市场利率”（由银行自行设定）。32贯穿《货币论》全书，凯恩斯都假设，不管央行设定什么样的利率，都会达到均衡状态，此时储蓄和投资相等，物价稳定，就业充分。他的看法是，“归根结底，货币理论无非是在长篇大论地精心阐述真相罢了。”33

凯恩斯还回到了固定汇率，以及它们在商业周期繁荣和萧条期间扮演什么样角色的棘手问题上。他认为，只要坚守金本位，央行就不能管理信贷，无法让储蓄和投资达成平衡，因为它们会利用利率政策来将货币维持在固定汇率上。他曾激烈地反对英国政府把英镑汇率挂在战前水平上（1英镑兑4.86美元）。不过，等这一轮战斗打败了，他又调整了自己的想法，适应新的条件，并得出结论，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动荡业已过去，所有货币使用一套相同的衡量尺度（如黄金）也是有好处的。

在《货币论》中，他更进了一个阶段，提出要构建新的机制，一种“超国家的中央银行”把货币联系起来，1944年，这个概念以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协议的形式结出了果实。凯恩斯认为，把货币和金价挂钩，事实上并不比把货币跟美元挂钩好。他在书中主张，如果把货币跟60种关键国际贸易商品的一揽子价格协调起来，允许双方挂钩值每年在2%的范围内浮动，这样会更公平。就算这样，他仍预测，倘若某些国家的人口出现“严重失业”，坚守新的挂钩价也会很难。34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说：“光是中央机关随时准备放贷还不够……政府本身必须推进一套国内（公共工程）投资方案。”35

《货币论》里提出的这些想法，到1929年6月，凯恩斯在大选中将之引为自由党的政策。可以清晰地看出，未来成为“凯恩斯革命”的那些概念，在他的政治话语里初具雏形了。自由党人把信心压在了老谋深算的威尔士人劳埃德·乔治身上，此公在巴黎和会上的愤世嫉俗曾震惊过凯恩斯。但凯恩斯不情愿地认定，劳埃德·乔治是自由党人把握最大的候选人，他赞同制定能用来吸引选民的经济政策，承诺把国家带回正常的轨道。可大选举行的1929年，英国的失业人口已达134万人。除了1924年的短暂复苏，至少有1/10的英国人连续8年找不到工作了。

1928年3月，凯恩斯在全国自由联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上推出了自己的新思路。“让我们站起来动手吧，利用闲置的资源增加我们的财富。我们有失业的职工，有停工的工厂，说我们负担不起新的发展可真是荒谬。负担新的发展，靠的就是这些职工和工厂。”36他说。7月，他向劳埃德·乔治写了一篇言辞恳切的请愿书，恳请制定他所提出的创造就业机会政策。“我们有那么多失业的职工，那么多空置的厂房，我们的国内储蓄多于支出，非说我们买不起这些东西太愚蠢了。不需要别的，就靠这些失业职工和空置厂房，这些事就办成了。”37

次年3月，凯恩斯嘲笑财政部怎么也治愈不了失业的说法。“他们相信，只要诱导人们尽量多地储蓄，接着采取措施预防支出，利率就会下降，”他写道，“事实上，如果把一切形式的资本活动都打扮成非法的样子，利率会沉到零，而失业率则会飙升上天。”38诚如他在《货币论》中所说，自从1925年不恰当地固定了美元/英镑汇率，英国就成了一个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特例”。凯恩斯认为，只有公共工程，可以让疲软的经济起死回生。在小册子《劳埃德·乔治做得到吗》（Can Lloyd George Do It？）中，凯恩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的主张：“有需要做的工作，也有空闲的工人，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到一起去呢？”39

面对凯恩斯的就业计划，保守党嘲笑说，这是白白浪费钱。他反驳说，恰恰相反，不采取行动才是浪费国家的资源。失业救济金已经让纳税人每年花掉5000英镑了，还不包括贫困救济。过去8年，政府总共付给失业人口5亿英镑，要他们闲着什么也不做，这是惊人的资源浪费。这笔庞大的资金可以用来修造100万处新居，翻新全英国1/3的道路，或是免费为全国1/3的家庭提供一辆新车，成立一笔足够大的信托基金，让每一个英国人免费入场看电影，直到世界末日。40“但这些其实还不算真正的浪费。”他写道，“失业人士本身承受着远为惨重的损失，它体现为失业救济金和完整上岗工资之间的差额，体现为力量和士气的损失。雇主损失了利润，财政大臣损失了税收。10年来，整个国家的经济进步缓慢，更是无法估计的损失。”41

他提出的计划每年将耗资1亿英镑。保守党声称，这每年只能带来2000个新工作岗位。但凯恩斯辩称，他们不光忽视了失业金支出的减少，还忽视了他所谓的“乘数效应”：政府创造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都能增加一个为工人供给商品的新岗位。“更多的贸易活动能产生更多的贸易活动，因为繁荣的力量和贸易萧条的力量是一样的，运作起来都带有累积效应。”42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凯恩斯认定自由党会获胜。可惜事实不如他所想。尽管保守党赢得了最多的选票，占总数的38%，拿下了议会里的260个席位；但由于选举制度变幻莫测，工党赢下了新下议院里最多的席位（287个），选票比例所占略低（37%）。自由党赢得了23%的选票，议席更只拿下了59个。尽管没能赢下绝对多数议席，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还是靠着自由党给出的一张支持票，组成了少数党政府。新政府迫切需要凯恩斯，华尔街崩盘的当月，就任命他进入麦克米伦金融和工业委员会（Macmillan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Industry），研究银行和整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在麦克米伦委员会的工作成绩极其出色，他以非凡的口才，用外行也能理解的语言介绍自己的复杂理论，再三再四地提出劝诫。委员会的主席麦克米伦勋爵是位无甚激情的法官，对凯恩斯整天喋喋不休的说道很是迷恋，以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来：“听你说话，我们几乎觉察不到时间的流逝呢。”43有些人觉得《货币论》中的概念难以把握，凯恩斯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释，比如他曾用假想的香蕉共和国，来解释储蓄和投资之差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44除了《货币论》里确立的原则，凯恩斯又基于一系列的经济因素描述了自己的观点，日后，这些因素将对推进凯恩斯革命发挥莫大的作用，并在与哈耶克的决斗中，界定了他与奥地利学派理念的差异。

他对听证会的主要贡献，是解释了银行利率以及管理经济的英格兰固定利率的作用。第一天，他介绍为什么实行高利率会导致投资收缩、价格下跌，而降低利率则为繁荣提供了环境。长期而言，倘若存在良好的贸易平衡，价格和成本会随时间推移而上涨，这样的安排行得通，但要是出现在必须下调成本的时候，再这么做就是灾难了。正如哈罗德所解释的，凯恩斯强调“（委员会）极有必要理解，我们所恪守的这一机制只会带来向下调整，用严重的失业来削减工资”。45

凯恩斯宣称储蓄和投资业已失衡，他承认，货币压力以高利率的形式体现，会提高企业借贷成本，为利润和成本（如工资）施加向下的压力。结果就导致失业。然而，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一个问题在于，由于工会的集体议价能力很强，工资“很有粘性”，无法轻易削减。事实上，由于每周工作时间缩减，工会又要求保持原定工资水平，单位工资实际上还增加了。凯恩斯警告委员会：“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从没有哪个社群不经巨大打击，就接受货币收入水平整体下降的。”46尽管他向委员会否认了失业救济金会助长工资的“粘性”，这就像有人说修医院助长疾病泛滥一样，但他在一次电台广播中承认，失业福利确实增加了工人拒绝减薪的阻力。“救济金的存在，无意中减少了个体接受不想要、不喜欢的工作或工资的压力。”47他提议，为将工资降到国家负担得起的水平，不妨制定一套政府监管的收入政策来补救，即他所谓的“约定降低货币收入水平”。他强调，减薪会一视同仁地应用于社会各阶层，而不仅限于工业领域的工资收入者，减薪的“社会契约”能降低物价。尽管“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理性的补救措施”，48他也承认，这样的政策恐怕无法实现。为增加就业，他呼吁加强公路和电话系统的公共开支。他认为，财政部反对增加政府开支实在太短视了。“我们陷入恶性循环。我们什么也不做，因为我们没有钱。但恰恰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才没有钱。”49

向委员会作证的财政部发言人理查德·霍普金斯爵士（Sir Richard Hopkins）—罗宾斯形容此人“身材矮小，整体形象很像一只聪明绝顶的猴子”，50同样拒绝凯恩斯用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的观点。他认为，投资无利可图，会削弱英国公司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让英国资本流失海外；引导资金进入某些行业，会使劳工市场错位，把工人从生产效率高、赢利能力强的企业转移到相对而言没有价值的公共项目上；资本的数量有限，如果政府为公共项目筹资，就会减少私人行业所需的资金。凯恩斯的回答是，回归充分就业能让失业救济支出及企业亏损减少，足以弥补霍普金斯提到的这些因素了。

凯恩斯冒犯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奥地利学派观点支持者的地方，不光是他不断要求政府干预。在一场痛苦的内部辩论中，他还抛出了同样冒犯的看法：他攻击自由贸易，宣传实行进口关税。在向麦克米伦委员会作证时，他否认了“进口关税就像毒品，一旦用上就再也戒不掉”的观点，相反，他写了报告给首相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只有进口关税和出口信贷才是唯一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政策。不过，凯恩斯态度坚决地说，只有当英国和全世界都处在水深火热的状态时，才能采取实行贸易关税这样可怕的措施。“自由贸易者一贯坚持信仰，认为收入关税是我们残酷的口粮，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1931年3月，他写道：“但紧急情况已经到来。”51

凯恩斯在“收入关税”上改变心意，是他和自由贸易支持者罗宾斯产生深刻分歧的主要原因，凯恩斯曾亲自任命罗宾斯出任经济咨询理事会经济前景委员会的委员。凯恩斯让罗宾斯出任此职的原因很难捉摸，因为两人不和是必然的结果。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罗宾斯“知性的信念，让他拒绝凯恩斯投来的橄榄枝。或许，凯恩斯推荐罗宾斯时，并未意识到罗宾斯对自由市场理念的信心有多么强，又或者是凯恩斯高估了自己的说服能力”。52

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人都在麦克米伦委员会发生了最为激烈的冲突。两人都脾气急躁，最让委员会其他成员错愕的是，两人都打算辞职了。在和罗宾斯相遇之前，凯恩斯需要忍受的无非是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官员们的墨守成规和缺乏想象力罢了。罗宾斯一来，他就遇上了报应：罗宾斯是个年轻的斗士，才华横溢，不喜欢剑桥冒出来的激进想法，支持奥地利学派的概念。面对凯恩斯提出的所有补救措施，罗宾斯的回答都一样：不管它对英国工业、雇主、企业和工人的伤害有多大，都得让市场自己去调整。如果真像凯恩斯说的那样，英国经济失衡了，那就应当让它随着时间自我纠正。凯恩斯的所有处方只会拖延时间，恶化事态，延续苦难。一如哈罗德所说，罗宾斯“认为（凯恩斯的关税）提议偏离了英国赖以发展壮大的古老传统，会对国际合作这棵尚未成熟的嫩苗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觉得自己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阻止它”。53

与此同时，凯恩斯则以调侃的方式迎击了罗宾斯的自由市场式解决途径：“如果我们长时间坚守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我们恐怕会自食其果。只要英国出口商（也就是美国人的同行，他们从前的师傅）还剩下些美国人乐意蚕食的残渣，我们又能够削减必需的进口货物，再把我们的储蓄盈余和这部分残渣加入等式，均衡状态终将恢复。”他接着说，“要是你没法咬牙忍受，打算通过关税、进口禁令、补贴、政府投资、抑制外国贷款等方式放弃自由放任主义，你能快些走上正道……此外，你还可能避免一场社会灾难。”54从罗宾斯的角度来看，同样让人吃惊的地方还有，凯恩斯竟然认为降低工资的最好办法是允许物价上涨，削弱货币实际价值。

罗宾斯想让自己的朋友哈耶克到委员会做专家证人，因为他相信，哈耶克不会屈服于凯恩斯的重拳轰击。但是，凯恩斯拒绝了这个想法。凯恩斯否决了罗宾斯的明星证人，罗宾斯以惊人的优雅态度接受下来，但他的烦躁和凯恩斯的傲慢很快交锋了。因为无法沟通凯恩斯和其他人携手拟定的最终报告，罗宾斯要求获准撰写一份少数派异议报告。罗宾斯回忆说：“凯恩斯能喷出各种叫人难堪的火气，而一如既往地，这一回他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他对我十分粗暴。”55凯恩斯援引内阁秘书的观点，拒绝了罗宾斯表达自己与委员会大多数人不同意见的权利。凯恩斯用先例作为挡箭牌：一个人公布少数派报告是不合章程的。其他成员则轮流说，如此大费周章太糟糕了，不该这么做，太出格了，有失绅士风度，等等。罗宾斯造就了一个毫无必要的先例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不破坏采纳有效经济政策的机会，他们愿意把分歧控制在最低限度。”56

但罗宾斯立场坚定，凯恩斯无奈放下了架子。他勉强同意罗宾斯撰写名为“L.罗宾斯教授的报告”（Report by Professor L.Robbins）的意见书，作为主要报告的附录。但凯恩斯和罗宾斯两人之间的一切怒火和积怨，邀请哈耶克到伦敦来参战的最初目的，都白白浪费了。1930年10月，首相麦克唐纳收到报告就把它束之高阁，忧虑让他动弹不得，墨守成规就算是他最大的勇气了。

凯恩斯很快就忘了和罗宾斯之间的严重分歧。“没过几个星期，凯恩斯和我就又见面了……他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俩之间无非是理念分歧罢了。”罗宾斯回忆说，“我从不怀疑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与他整体的品质和性格比起来，他那些让我大吃苦头的个人行为，真的微不足道。”57

然而，罗宾斯还是决定把辩论继续下去。现在，他打算把哈耶克当成西部枪手般从维也纳请出来，瞄准棘手的凯恩斯。可惜，罗宾斯不曾料到，哈耶克的到来，会直接变成威廉·贝弗里奇的一手牌，贝弗里奇对凯恩斯的评价很低。与丈夫西德尼共同创办伦敦经济学院的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曾和贝弗里奇共进午餐，发现后者“真心讨厌凯恩斯，认为凯恩斯是经济学庸医”。58和罗宾斯一样，贝弗里奇认为哈耶克的讲座能让凯恩斯原形毕露。

这下，哈耶克以伦敦经济学院教员身份向凯恩斯发起挑战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只要他在四场讲座中把奥地利学派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恰如其分地阐述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