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哈耶克熄火　《通论》引来了回应，1932～1936年

20世纪30年代初，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同样怀着不祥的预感，看着德国发生的事件。纳粹的崛起，是1938年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的长长引线。在纳粹国家全面恐怖的笼罩下，希特勒力推的筑路公共工程和战争物资的生产，是对凯恩斯主张的残酷恶搞。但是，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经济的走向促使哈耶克跳出经济学，思考自由市场对保障自由社会的重要意义。正如他少时经历的疯狂通货膨胀奠定了他对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信仰，他对纳粹暴政下的人民，也包括他至亲的家人苦难的同情，让他从更广泛的哲学上认识到，拒绝自由市场会带来集权主义。但20世纪30年代尚在缓慢展开，哈耶克的思路仍然放在说服孤立的英国人相信欧洲大陆经济学思想有什么优点上。

他与凯恩斯的交流陷入了僵局，凯恩斯礼貌地暗示，自己厌倦了。“我对是否应当回到《经济学刊》的争论表示怀疑。”1932年3月，凯恩斯写信给哈耶克，“我尝试重塑、改善我的中心立场，我想，打发时间的话，这恐怕是一种比争论更好的方式。”1凯恩斯转移的新方向，从他在剑桥的公开讲座到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人人都看得很清楚。然而，哈耶克关心的主要问题却是把自己的作品及时地带给英国经济学家，他曾对凯恩斯透露，除了罗宾斯之外，英国经济学家很少阅读用非英语发表的理论。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承认说，“用德语的话，我只能清晰地理解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因为这种语言的难度，我很难看到新的想法。”2于是，哈耶克委托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H.M.克鲁姆（H.M.Croome）将自己1929年撰写的文章《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翻译成英语，1933年由哈考特-布雷斯（Harcourt, Brace）出版社出版。让他获得教授职位的伦敦经济学院讲座内容，经罗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修订并于1931年出版，名为《价格与生产》，1935年该书再版，他煞费苦心地修订了自己的观点。他着手收集了一系列的文章，1939年出版，名为《利润、利息和投资》（Prof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凯恩斯有意解决现有资本理论的不足，为表回应，哈耶克开始为罗德里奇出版社撰写自己就这一主题的思考，名为《资本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他希望这本书能抗衡凯恩斯的《通论》。

与此同时，哈耶克把自己和妻子海伦，以及两人结婚3年后生于1929年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玛丽亚·费利西塔斯、生于1934年的儿子劳伦斯·约瑟夫·海因里希安顿在了汉普斯特德花园郊区一处舒适的红砖房子里。这里的住房和公共交通设施来自爱德华时期，是当时规划的理想“花园城”，后来成了伦敦北部左翼知识分子的堡垒。他的亲密朋友罗宾斯成了他的邻居。哈耶克仿效卡尔·马克思的榜样，经常出没于大英图书馆的圆形阅览室。他参加了波迈的改革俱乐部。该俱乐部是为纪念1832年的《改革法案》（把投票权扩展到工业革命期间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上）而成立，是伦敦少见的保守党不多的大型绅士俱乐部，有着仿罗马法尔内塞宫的闪亮会所（出自设计威斯敏斯特宫的建筑师查尔斯·巴里之手），墙上高挂着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激进人物肖像画。画像中不光有不顾保守派反对、执意通过《改革法案》的格雷勋爵，也有弑君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看到他们，哈耶克就像找到了组织。3

教导研究生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部分职责。汤姆斯于1934～1935年参加了哈耶克的研讨班，他鲜明地记录下了哈耶克向英国学生们展现的不协调形象。他“在我看来至少有50岁，我很久之后才发现他不过30过半。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老派的穿衣方式，厚厚的斜纹软呢外套，外加一件马夹和高领夹克。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趴动先生’，[1]因为他经常说这个词，也真的这么发音”。3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后为伦敦经济学院讲师的约翰·希克斯也参加了讲座。“一开始，我们似乎有着共同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共同的信念。我们坚信自由市场，或曰‘价格机制’，是一种竞争的制度，若不受政府、资本或劳动力垄断组合的任何‘干扰’，能轻松找到‘均衡’。哈耶克加入我们的时候，为这一学说引入了一项重要条件，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保持‘中性’，该机制才能顺利展开运作。”4

教学让哈耶克感觉愉悦，可是他的蹩脚英语却妨碍了他传递信息的能力。“听说哈耶克来了，我们全都很兴奋，”伦敦经济学院1932年的本科生西奥多·德拉明说，“第一堂讲座，我们到了以后，他开始用英语授课。过了几分钟，事情变得很明显，我们没一个人能听得懂他说的哪怕一个字。有人建议他说德语。他照做了，而我们当中不懂德语的人，只好离开了课堂。”5这是许多学生都碰到过的经历。“昨天读了一本新书，”学生拉尔夫·阿拉基写信给朋友，“这是这儿的老哈耶克，也叫冯·哈耶克写的。这一年，他用糟糕的英语（上帝啊，救救我们吧）做了20堂讲座，还建议我们读一本荷兰语的书！除此之外，还有30大本其他的书。但他确实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6伦敦经济学院本科生奥布里·琼斯7回忆说，哈耶克“永远挂着一抹仁慈的微笑，毫不掩饰他的本性。但他的英语口音很重，让他的想法显得很纠结。为了跟上他的思路，你只能坐在前排”。8这禁不住让人想到，要是哈耶克能像对手凯恩斯一样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真不知双方的辩论会鹿死谁手。

但要是哈耶克觉得说英语太困难了，他会更多地守在家里，不慌不忙地用书面英语整理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有罗宾斯、卡尔多和克鲁姆等人帮助的时候。1932年，他用英文再版了自己在维也纳大学所写的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论文，有机会对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大萧条加以阐述。9他认为这本书“不光阐明了货币方法的理由，也驳斥了一些广为接受却过度简化的货币解释。”凯恩斯写书是出于直面现实困境的渴望，哈耶克的作品却多为纯理论性质。不过，在《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英文版序中，哈耶克谈到了最近的灾难性事件。

哈耶克第一次以清晰的英语阐述了自己对经济低迷的解释，同时批评了凯恩斯的看法。后者相信，联邦储备银行提升利率，压低了价格，加剧了金融的混乱局面。哈耶克承认，凯恩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他认为，凯恩斯提出的重振美国经济的补救措施，判断有误。“诚然，现在看来，通缩过程（价格下跌）无疑会持续下去，造成的伤害也不可估量。”哈耶克写道，“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通缩就是当前困境的最初源头，更不意味着只要逆转通缩趋势……强迫更多的钱进入流通……就能克服这些困难。”不过，他偏爱的解决方案则以错误的前提为基础。“没有理由认为，危机是货币监管机构蓄意的通缩行动导致的，10或者，通缩本身是次要现象，是繁荣过后行业不适应所诱发的过程。不过，如果通缩不是成因，而是行业无利可图的后果，那么毫无疑问，指望靠着逆转通缩过程重获持久繁荣，就是一场徒劳。”11

他的结论是：因为过度修补，商业周期业已失衡，要让经济回到原状，就得恢复“生产阶段”。他认为，美国正是因为采纳了凯恩斯的补救措施，才让事态更加恶化。“多家央行，尤其是美国，非但不曾采取通缩政策，反而过早采取了影响深远的努力，即信贷扩张—这是从前对抗萧条所不曾有过的举动。结果，大萧条的时间持续更长，也比此前任何一次都更为严峻。”哈耶克写道。

哈耶克继续对自己的观点加以强调：政府干预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以强制信贷扩张的方式对抗萧条，无异于以招来邪恶的手段治愈邪恶。”最后，他认为没有简单的方法能让经济恢复健康，但他确定政府干预只会延长危机。“过去的6～8年，全世界的货币政策一直采纳的是稳健者的建议。他们的影响已造成足够的损害，此刻正是将之颠覆的大好时机。稳健项目的反对者（比如他自己）仍然处在……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提不出同等简单而明确的主张；或许，对那些渴望通过权威行动治愈一切邪恶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主张能让他们满足……但有一件事我们必须痛苦地意识到……对于我们尝试通过蓄意管理加以影响的力量，我们所知甚少。正是因为了解太少，如果我们知道更多还会不会这么做，就注定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2

1932年年底，凯恩斯和包括亚瑟·庇古在内的一些人，在《泰晤士报》上展开了一轮通信，主张需要花钱，而非储蓄。他们写给编辑的信（读起来很像是凯恩斯执笔的）认为，在商业信心匮乏、支出急剧减少的时候，个人储蓄不会自动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凯恩斯和同事们认为，“（储蓄）不会让劳动力转到更为重要的其他用途，反而会让他们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他们得出结论，“当前状态下的公共利益并不指向私营经济，少花本来该花的钱不爱国。”经济学家们建议（这些话明白无误地出自凯恩斯笔下）：“如果城里的居民本来想修建游泳池或者图书馆、博物馆，但却克制自己不这么做，是无法促进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的。他们会成为‘错误造成的牺牲品’，他们的殉难不光害了他们自己，也害了其他人。他们放错了地方的好心肠，会把失业的浪潮掀得更高。”13

两天后，《泰晤士报》发表了哈耶克、罗宾斯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他教员的一份回复。尽管他们一致赞同，“不管表现为现金还是闲置结余的形式，囤积资金就是通货紧缩，而且，没人认为通货紧缩本身可取。”但说钱是花掉还是用于投资都无关紧要，他们不能苟同。“我们认为，如果公众从报上的说法得出推论，购买现有证券，放在建筑协会上的存款，等等，在当前是有违公共利益的，或者卖掉证券、收回存款反而有助于复苏的到来，那无异于一场灾难。”他们写道。“我们的观点是，当前世界的许多麻烦，来自公共当局的轻率借贷和不当支出。（这种做法）抵押了未来的预算，它们往往会抬高利率……萧条异常清楚地表明，公共债务的大规模存在所带来的摩擦和障碍，远远大于私人债务带来的摩擦和障碍。”他们向政府提供的意见是，“不要回到从前放任支出的老习惯上，而是要废除限制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包括对新事物的限制），眼下，这些限制阻碍了复苏的苗头。”14

1933年，哈耶克暂别了经济理论，因为他发现，“人真诚地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应……我碰到的持这种意见的典型人物是贝弗里奇勋爵。他真心相信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和资本家一起反对社会主义。所以我就这个主题写了一份备忘录15给贝弗里奇。”16

为了推广他的思路，哈耶克采取行动，希望把解释价格对保障自由社会所具重要意义的德语及其他语言的作品，全都引入英语世界。他相信，价格反映了个体所做的无数经济判断。他解释说：“我确信，如果价格机制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受价格变化指引的人理解自身决定有着远超当前目标的重要意义，这一机制必将被赞誉为人类思想取得的最伟大胜利之一。”171935年，他把关键文本整理到一起，集成一册：《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来自米塞斯1920年于奥地利首次出版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哈耶克的总结文章则批评了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因为后者相信自己能够把个体自由达成的价格，跟按照集体规划需求而固定的价格结合起来。

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步步展开，哈耶克发现，奥地利和德国传来的消息愈发严重了。他到维也纳的出行经历以及德国残存自由媒体对纳粹暴行的报道，都坚定了他的信念：必须击败纳粹主义。希特勒和反共商界领袖们（这些人不希望柏林1919年发生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再度上演）达成了私下约定，所有商业决策听从纳粹号令的社团主义国家就此确立。

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消息越来越恐怖，哈耶克开始回避他的奥地利祖籍。他刚到伦敦时，当众说英语，在家讲德语。10年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他决定任何时候都说英语，还悄悄放弃了回奥地利居住的一切念头。他回忆说：“我成了意识上的英国人，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态度。就像踏进了一只跟体温相同的温水澡盆一样。”18

与此同时，凯恩斯对《通论》将深刻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传统政治分歧越来越有信心。诸如马克思等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像萧伯纳等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倡导的混合经济社会主义可以把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制度拯救出来。凯恩斯相信，从知识上解释清楚干预经济何以能治愈大规模失业的顽症，他可以有效改善条件，无限期地推迟预言中的资本主义灭亡。因此，1935年元旦，凯恩斯怀着典型的恶作剧心态写信给萧伯纳，宣称多亏了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费边主义的未来不再铁板钉钉了。

“我相信自己正在写的这本经济理论书，在很大程度上，对世界如何思考经济问题具有革命意义—我猜，不会是马上，但在未来10年里必定会体现出来。”他给萧伯纳写道，“我并不指望你，或者其他任何人，在现阶段相信这一点。但对我而言，我不仅仅希望自己所说的成真，而且我暗地里十分有把握。”191935年剩下的日子，凯恩斯修订完善了《通论》，又对出版商寄回的一批批校样做了修改。

1936年2月4日，《通论》正式出版。凯恩斯的事前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读者们尤其是渴望炫耀自己熟知这400页新观点的年轻经济学家，将这本书一抢而空。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这本书的销售量，扩大其影响力，凯恩斯定了个超级低价：区区5先令。《通论》读起来并不轻松。为了反驳哈耶克对《货币论》的批评，凯恩斯尝试将他惯常使用的独创经济学术语和传统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术语统一起来。他调和了朋友和合作者提出的不同意见，还试着预料古典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样的异议。他努力想要简单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然而，他的大部分推理仍然超出了普通读者的能力范围。他解释说：“要想劝说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他们的若干关键基本假设，除非我拿出一个高度抽象化的说法，不然，我实现不了目的。”20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21这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技经济学家日后成为凯恩斯最杰出的福音使者，他总结《通论》成就时说：“这本书写得不好，组织糟糕……它傲慢、脾气暴躁、好辩，在致谢部分又表现得不够慷慨大度。它充满了子虚乌有和混乱的东西……闪耀的洞察力和直觉散布在单调乏味的代数里。尴尬的定义会突然之间过渡成令人难忘的华彩乐章。等终于掌握了它，我们发现它的分析显而易见又完全新鲜。总之，这是一本天才之作。”22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23自封为凯恩斯的大祭司，也同意前者的看法。他写道：“和凯恩斯其他所有作品不同，这本书十分模糊。如果它不是这样，经济学家不必围绕他的意思和目的展开争论，它也不会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经济学家最擅长回应模糊和相关谜题了。”24

凯恩斯在开篇就切入了战斗模式，宣称《通论》的目标是传统经济学。他的准星对准了所有前辈，不光有他剑桥的亲密同事亚瑟·庇古，甚至还有他宽厚的导师、剑桥大学经济系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但最重要的是，凯恩斯喜滋滋地对他奥地利学派的竞争对手们—米塞斯、罗宾斯和哈耶克展开了一轮无情的攻击。事实上，在最初读完成稿之后，罗伊·哈罗德为凯恩斯对哈耶克及其同道的严厉攻击大感震惊，多次劝说凯恩斯不要太针对个人。

哈罗德回忆说：“他强调自己和传统经济理论的差异，强调自己找到了传统经济理论的弱点。着重指出自己的贡献，把经典学说里有多少不足之处留待他人判断，岂不更加明智吗？在有些人看来，他是带着调皮的态度在批评那些崇高的名字，也许吧。事实上，这是他蓄意为之。他的新颖贡献始终遭到人们的忽视，为此，他感到挫折和懊恼—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于是他故意做出了这样的反应。他觉得，不招惹些是非出来，他将一事无成。”25

凯恩斯饶有兴趣地给奥地利学派挑错找毛病，他不仅指出哈耶克、罗宾斯等人因坚持古典学派立场而不能理解的短视和缺乏远见，还在正文及脚注里痛斥其执拗—那样子，不像是斗恶龙的勇者，而像是打苍蝇的主妇。他认为，哈耶克等正统经济学家与现实脱节了。他写道：“很可能，经典理论代表了我们希望经济所呈现的样子。但是，假设它实际会那样做，就是在回避我们的困难。”26

“经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不会出现在我们实际生活的经济社会中，”他写道，“教授它们带来的结果就是误导，最终，如果我们将之应用于经验事实，则会导致灾难。”27凯恩斯认为，古典经济学家总是说，失业者的困境是他们自己的错。“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会对拒绝接受减薪的工人表示同情，他承认，用减薪来应对暂时性的条件，恐怕不够明智。但为了维持科学的完整统一，他不得不宣布，工人拒绝减薪就是麻烦的源头。”28凯恩斯阐释了他为什么相信，尽管增加薪资的需求有可能是导致失业的一个因素，但它绝不是失业的根本症结，而后者正是古典经济学家一贯坚持的主张。

凯恩斯否定了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萨伊定律（Says Law），该定律认为供给创造了需求。29这个概念“仍然是整个古典理论的基础，没有它，古典理论就崩溃了……当代思想仍然深深受这一概念的影响，认为人不这样花钱，就会那样花钱。”30这使凯恩斯进而指出古典学派的另一点错误想法，“个人的储蓄行为必然会带来类似的投资行为。”31

否定萨伊定律是《通论》新思维的核心，它带来了“流动性偏好”的概念，凯恩斯对储蓄为什么不会自动转化为投资做了解释。凯恩斯认为，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对资金成本或利率的构成评估不足。虽然他过去曾持有类似的观点，但如他所说，这是一套“荒唐理论”。32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利率取决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如果储蓄的人太多，利率会下跌，鼓励人们投资企业，最大化产出；如果储蓄的人太少，利率会提高，吸引更多的储蓄者。

凯恩斯探讨了储蓄者的动机，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他相信，储蓄者往往不把钱存入银行或投资于股票，而是更喜欢把钱以“流动的”形式（即现金）存起来，以便能够充分利用环境的快速变化。流动性偏好的概念，颠覆了传统储蓄和投资关系的认识，因为如果储蓄者相信自己持币观望会得到更划算的交易，他会以现金、珠宝或黄金的形式来保留储蓄。在凯恩斯看来，这里的含义很明确。由于流动性偏好，利率需要维持较高水平，因为银行必须向储户提供溢价来换取其资金。

凯恩斯认为，流动性偏好否定了储蓄比支出更具美德的“常识性”观念，而这一观念，恰好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对有效需求而言，个人储蓄行为和个人消费行为一样好，这想法何其荒唐，却甚为普遍，”他写道，“它是那种最难从人们头脑中打消的谬误。它的源头来自：以为财富的主人渴望拥有资本资产是因为喜欢它，却不料他想要的是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33

凯恩斯还引入了其他新颖概念，乘数就属此列。花掉的每英镑远远超过了单独的一英镑，因为在穿越系统的过程中，这笔钱会一遍一遍地反复花出去。非经济学家中也有许多人认为通过借贷资助公共工程是挥霍、不负责任和浪费，为说服这部分人，他放弃了常规方法，而是编造了一套颇为荒谬的项目，说明哪怕明显的“浪费”计划也可以治愈慢性失业，并且为自己买单。

他写道：“如果财政部用钞票塞满旧瓶子，把它们埋在废弃的煤矿，表面覆盖以城里的垃圾，接着，让私营企业家基于自由竞争原则去把钞票挖出来，这样就不会再有更多的事业，而且，凭借反弹的帮助，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恐怕同样会大于它本身的价值。诚然，修建房屋等会更明智；但如果政治和实际操作上有困难，上述做法也聊胜于无。”34为强调掌握经济常识有别于经济的现实运作，他重复了自己不祥的结论，“正如政治家认为战争是大规模贷款支出合理的唯一形式，在银行家眼里，要把在地上挖洞表现为稳健的金融形式，唯一的借口就是开采金矿了。”35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哈耶克在后来的著作中提出国家干预经济威胁自由的观点，出于同样的精神，凯恩斯提出，当政府发挥更大作用实现充分就业时，个人自由确实会面临重大问题。他写道：“中央控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需，这当然涉及传统政府管理职能的极大扩张。此外，对有必要抑制或引导经济力量自由发挥的诸多条件，当代古典理论本身也呼吁加以重视。”36他稍后承认，“较之自由竞争和大规模放任措施条件下给定产出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从整体而言，《通论》所主张的生产理论更容易适应集权国家的条件。”37但凯恩斯对人的本性持乐观态度，不相信集权理论是自己理论的必然结果，也不相信他的改革会带来严酷的暴政，即哈耶克口中的“农奴制”。

凯恩斯认为，人人都得到就业的繁荣社会，是维持独立思考和行为最可靠的途径，而独立的思考和行为保证了真正的民主。“个人主动性和责任感仍保留相当广泛的行使空间。在这一空间内，个人主义的传统优势仍然会保持良好。”38此外，他认为，“如果可以清除个人主义的缺点，避免滥用，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因为较之其他任何体系，它极大地拓宽了个人选择的余地。”39凯恩斯无意拥抱国家严刑苛法损害个人自由的可怕灰色未来。他开出的药方就如同掌握船舵的巧手，为的是船员们繁荣又满足。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说：“他给了人们希望，失业问题不靠集中营也可以治愈。”40

凯恩斯暗示古典理论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向古典学派递出了橄榄枝，同时，他进一步预料到了哈耶克对放弃自由市场所带来影响的悲观评价。他写道：“我们对经济学公认经典理论的批评，不在于找出它分析中的逻辑缺陷，而在于指出它的隐性假设很难或从未令人满意，它不能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如果政府投资兴建公共工程能成功的话，确立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总产出量近乎可行，那么古典理论会再次从这一点上崛起。为调整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因，中央控制是必需的。”41凯恩斯认为，实现充分就业后，古典学派的许多确定信念自然会再度盛行开来。

《通论》隐含着对哈耶克及其同道的邀请，希望他们就此做出回应。事实上，凯恩斯还多次特意嘲弄了哈耶克。“哈耶克教授推断，储蓄和投资的概念也存在相应的模糊性。如果他说的是净储蓄和净投资，那么他是对的！”42他驳斥了哈耶克“强迫储蓄”的解释，他说，这太“有趣了”43如果一个英国人用了“有趣”这个词，那它可绝不是恭维。但大多数时候，为避免再度出现哈耶克批评《货币论》时那种挑剔的定义之争，凯恩斯在《通论》中用了一整章的文字来对经济概念下定义，如“储蓄”、“强迫储蓄”和“投资”，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想对他的中心论点—提高总需求是充分就业的关键提出异议，就不会因为语义产生困扰。

出于同样的道理，凯恩斯直接道明了哈耶克提出的闲置厂房替换问题。哈耶克批评《货币论》之后和凯恩斯进行了多轮通信，这个问题是这批信件的核心讨论点。对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进行的“生产阶段”和“迂回”生产方法讲座，凯恩斯还特意质疑了这些元素的有效性。凯恩斯在撰写如下段落时，视线明显是对准哈耶克的：“诚然，一些冗长或迂回的生产过程是完全有效的。但一些短暂的过程同样有效。冗长生产过程由于太过冗长，并不完全有效。部分甚至大多数冗长过程其实效率极其低下，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破坏和浪费。对给定劳动力，蕴含在迂回过程中并可有利使用的劳动量是有限的。”44

凯恩斯撰写《通论》的主要目的是改变经济学家对经济运作的认识，并通过他们说服决策者采取措施增加总需求。其次，他的一个重要目的则是希望哈耶克及其他人能对这本巨著中的观点提出反驳。唯有证明古典经济学错了，凯恩斯的思想才能站稳脚跟，所以凯恩斯很有自信能回应一切预料中的异议，他渴望听到古典经济学家的反驳。既然哈耶克给自己揽下了艰巨的任务，迎战凯恩斯笔下源源不断的论点，那么到了这一刻，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他理应有所表示。

为什么用提高总需求来增加就业是不恰当的呢？乘数会在什么时候不按凯恩斯和卡恩所料的那样发挥作用呢？为什么流动性偏好的概念并不违背设定利率的经典解释呢？如果《通论》从头到尾都充满了错误的阐释、误导的假设、虚假的逻辑、跳跃的不适当想象，那么，哈耶克显然应该在它们扎根之前就拆解凯恩斯的招数。

但答案始终没有出现，哈耶克保持了沉默。在拿出全副力气与凯恩斯决一死战的关头，哈耶克失语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始终不见他的大力还击。哈耶克的人生目的、罗宾斯从维也纳召唤他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最大原因、贝弗里奇任命他为学院教员的关键理由似乎全都落了空。凯恩斯的巨著非但没碰上炸弹，连呜咽都没听到。全英国甚至全欧洲大陆都热切期待哈耶克有所回应，可他却始终不置一词。

[1]Mr.Fluctooation，“Fluctooation”应为“fluctation”，是“波动”的意思，这里指哈耶克英文口音很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