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凯恩斯时代　美国30多年的无敌繁荣，1946～1980年

1946年凯恩斯过世后，立刻被当成英雄般供奉起来。他的骨灰撒在靠近家乡的萨塞克斯道文。1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主持了仪式，参加追悼会的人包括莉迪亚、凯恩斯年迈的双亲、内阁大部分成员、美国大使约翰·怀南特（John Winant），还有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许多人—邓肯·格兰特、瓦妮莎·贝尔、克莱夫·贝尔和伦纳德·伍尔夫。美国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大教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仪式。

凯恩斯过世，并没有减缓以他名字为号的这场经济革命向前推进的步伐。他最初研究商业周期的动机是减少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失业，《通论》为政府提供了避免失业的一种途径。然而，没有了凯恩斯之后，革命的领导大旗就落到了凯恩斯主义者们手中。他的智慧再也无法调和他们。凯恩斯的主张和凯恩斯主义者打着他名号的所作所为渐行渐远。哈耶克等人认为，凯恩斯发动了整整一代鲁莽的经济学家。正如伦敦经济学院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艾伦·皮科克（Alan Peacock）所说，2凯恩斯相当于“凯恩斯革命里的克伦斯基（Kerensky）”3—一位温和的领导人，被更加激进的革命者推到了一边。

在英国，艾德礼推动了凯恩斯主义的改革。“二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主持战争，副首相艾德礼则基本上可以不受妨碍地管理国内政策。按丘吉尔的传记作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说法，战时联合政府1942年的“预算讲演是彻底凯恩斯主义的……利用国家收入和支出估计来制定预算，在国家政策应用经济学的历史中，是一件大事”。4关键举措是让纳税人出资建设福利国家，以充分就业为国家目标。这两项举措都出自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手笔，贝弗里奇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前东家，认为“国家要履行的最终责任……是建立需求，让所有劳动力都就业。”5

自己从前的恩人又倡导起了凯恩斯主义，哈耶克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对贝弗里奇的评价从来不高。“我还从不认识哪位公认经济学家却对经济学了解如此之少呢。”哈耶克回忆说。6贝弗里奇的问题出在他缺乏持之以恒的原则。“他是那种大律师型的人，简单地说，他随时都拿得出冠冕堂皇的说辞，但5分钟以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了。”7哈耶克说。

哈耶克感到更为痛心的是，贝弗里奇的抄写员，执笔了《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预示了国有化社会保障和《国民卫生服务》）和以充分就业为国家政策两份文书的人，是他当年的得意门生尼古拉斯·卡尔多。哈耶克带着点恼怒地承认：“卡尔多，通过《贝弗里奇报告》，在宣传凯恩斯主义思想方面做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的贡献。”8

以充分就业为政府首要责任的概念，并不仅限于英国。出席了凯恩斯伦敦悼念仪式的澳大利亚工党总理约翰·科廷（John Curtin），于1945年推出了《澳大利亚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 in Australia）政府工作报告，授权政府为每一个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找到工作。同年，《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撰写了一份请愿书，认为各国政府应当力争实现“更高标准的生活，充分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91948年，联合国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宣布“人人都有权获得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与适宜的劳动条件，获得失业保障”。10

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成了凯恩斯主义的实验室。因为有苏联的先例（远远落在西欧的后面），美国认为，必须牢牢记住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所提出的教训：应当首先限制极权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美国纳税人非但不曾以贫困来惩罚战败国，反而通过“马歇尔计划”来帮它们实现繁荣。美国人不假思索地把德国、日本、意大利带回了自由市场。1946年，凯恩斯主义最积极的传道士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担任了国务院顾问，为被占国的经济政策提供建议。

在美国，凯恩斯主义也迈上了征途。1943年，新政时代的国家资源规划委员推出一项《权利新法案》（New Bill of Rights），“依靠一切适当措施促进和保持国家生产和消费的高水平”。111944年，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公布了“第二权利法案”（Second Bill of Rights），“保护国民免于年迈、疾病、意外和失业的经济忧患”。121945年1月，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13推出了《充分就业法》（Full Employment Bill），由“美国的凯恩斯”阿尔文·汉森帮忙起草，并以新政经济学家利昂H.凯泽林（Leon H.Keyserling）在1944年所写“美国的经济目标”（The American Economic Goal）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为基础。15

该法案简直就是凯恩斯经济学入门课。它宣布，“自行其是的私有企业，不可能提供充分就业，也不可能消除周期性的大规模失业和经济不景气”16“所有具备劳动能力、拥有劳动愿望的美国人都有权获得一份有益、有报酬的正规全职工作。”它认为，联邦政府应当“提供所需的联邦投资和支出……以确保持续的充分就业。”17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18矮个子，低调、自信，还会演奏钢琴，1945年4月12日接任了罗斯福的总统职位。国会不信任他会一板一眼地服从指示，于是吩咐行政分支提交年度预算，预测实现充分就业需要多少产出，并估计不靠联邦刺激，全国经济的产出是多少。接下来，杜鲁门总统无奈提交了“补偿性融资”的立法，通过赤字刺激经济，并在劳动力短缺时，减少支出切断多余需求。监管美国经济的任务，落在了新创办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上，以配合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Congress）。和联合国一样，这项法案把充分就业视为基本人权。19

凯恩斯主义者们欢欣鼓舞。“1000万人失业的10年岁月给人留下的痛苦记忆，尚未完全消除，”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西摩E.哈里斯（Seymour E.Harris）写道：“每年75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战争开支业已减少，其影响会涉及我们所有人。”他预测，接下来的10年，会有多达620万就业岗位流失。“哪怕有沉重的税收负担，无指导的经济有可能让消费再多50%，投资达到30年代的5倍吗？”20他问。

不是没人批评凯恩斯主义者。哈耶克在哈佛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就指出了条例草案中的一点重大缺陷。“危险在于……主动支出方面的政策会被夸大，”他写道，“如果失业的人集中在某些‘萧条’地区和行业，而其他地方则是充分就业，总支出的增加则会带动充分就业地区的价格上涨，而对不景气的产业却不会有太大影响。如此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与不景气及失业并存的矛盾现象。”21整整30年之后，哈伯勒的正确预见才得到证实。

要狙击一项受民众欢迎的立法，反对者们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他们采用了跟哈耶克反对凯恩斯补救措施时极为相似的论点。商业周期和衰退都是自然现象，反映了正当的商业活动，不应该立法反对。充分就业是一种幻想，因为随着工人在雇主之间的流动，失业（即未就业状态）是有必要的。干预就业市场会导致堕落的混乱。反对者进一步指出，没有准确的经济尺度可以正确地预测未来的就业水平，适当地刺激经济。他们还反对将工作视为人的权利：这会叫美国人产生错觉，想要从政府那里获得它无法提供的东西。

到1946年2月，杜鲁门总统签署该法案时，国会的保守党已对之做了极大的软化。《充分就业法》的名字改成了《就业法》。就业的“权利”（right）和“权益”（entitlement）成了“联邦政府有责任……推动实现就业最大化”“总统需向国会提交一份总的计划……确保持续充分就业”则改为“维持充分就业”这一较模糊的说法。年度创造就业机会预算缩水成了强制性小得多的“总统经济报告”。22

尽管不乏妥协和失败，凯恩斯主义者仍然坚信，新的法律将实现他们的目标。它叫行政分支挑起了经济的责任。有史以来第一次，政府承担了管理经济的权利，将行政权力扩大到现有宪法职责之外的领域，对货币和贸易加以控制。此后的30年，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竞相把新的权力推向极致，通过税收和类似措施操纵经济，以期实现最大化的繁荣，获得连任选举。宏观经济，这门凯恩斯在无意中创立的沉闷科学，成了美国政府的官方工具。正是在这一时期，“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词第一次得到了使用：微观经济学研究经济的个别元素；宏观经济学将研究经济整体。4

杜鲁门对经济学没有太大兴趣，也拿不出多少时间来打发经济学家。他曾开玩笑地说，要是能跟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见面就好了，这样，对方就没法跟他说，“一只手要这样，另一只手要那样。”[1]他忘掉了发展之路上的岔路口，以凯恩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理论曾经为之争斗不休。他不理解《就业法》的重要性，也不理解新设立机构的重要性。到了该由他任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的时候，他对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这一合适人选视而不见，却支持了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埃德温·诺斯（Edwin Nourse）。23“杜鲁门是默里《充分就业法》和顾问委员会的正式支持者，法案通过后，他还写了一封言真意切的信，可他并不知道这法案到底是什么意思。”诺斯回忆说，“它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24尽管如此，总统还是高兴地接受了让所有美国人都有了工作的荣誉。1947年的国情咨文中，他吹嘘美国“在实质上等同于充分就业”。25

诺斯的任期并不长。1949年，他的继任者是利昂·凯泽林—《就业法》和新政关键措施的构建者，热切地相信规划能维持高增长和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的潮流席卷了杜鲁门，尽管他主张预算平衡，还深度削减了一系列国防预算，偿付国内的项目。“利昂，你是我认识的最了不起的说客，”他对凯泽林说，“但谁也不能叫我相信，政府能把还没弄到手的钱给花出去。我就是个乡巴佬而已。”26朝鲜战争改变了这场辩论。再度激增的军费开支令通货膨胀飙升，凯泽林反对美联储削减国防开支、提高利率以堵死物价飞涨的补救措施，反而主张操纵经济以带动经济发展。朝鲜战争为凯恩斯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们通过国防部恢复了高公共开支—并将此趋势维持了近10年。

1948年，汉森的哈佛弟子、麻省理工教授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出版，推动了凯恩斯主义思想，并成为凯恩斯主义者的圣经。在最初的版本中，萨缪尔森忽略了正统经济学，他只选择了两种情况进行描述：“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米塞斯、哈耶克或者奥地利学派，统统不值一提。未来60年里，《经济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售出了4000多万本，让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里成了新的正统学派。凯恩斯读的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凯恩斯主义者们则既读也教萨缪尔森。“只要我能撰写该国的经济学教科书，”萨缪尔森说，“我才不在乎谁撰写它的法律呢。”27

杜鲁门之后继任总统的是共和党人，率领盟军击败希特勒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28他是一个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的许多处方都持怀疑态度。和哈耶克一样，他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远甚于失业。但此时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从前经济自己管理自己的老路上了。按休斯敦政治学教授约翰W.斯隆（John W.Sloan）的说法，前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在决定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事务上，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对这一政策领域甚为关注，通常也十分自信”。29艾森豪威尔仰赖的是奥地利出生的商业周期专家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30他任命伯恩斯担任自己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后者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往保守立场做了大幅度的修正。“仅仅一代人以前，经济学家和其他公民的普遍看法是，商业萧条的风暴要让它纵情地吹，政府不能干涉，”伯恩斯说，“如今，美国人却基本上赞同，联邦政府不能对私人经济领域发生的一切保持超然立场，政府必须不断努力，促进经济不断发展，政府有明确的责任，全力以赴阻止萧条。”31他说到做到：在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第一轮艾森豪威尔经济衰退期间，伯恩斯不顾保守派大范围的反对，动手减了70亿美元的税，主动让联邦预算出现赤字。加尔布雷斯的传记作家理查德·帕克认为，“艾森豪威尔恐怕是第一任凯恩斯主义的共和党总统吧”。32

艾森豪威尔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生活》杂志形容他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教科书里如何善待、刺激自由市场系统的模范”。33凯恩斯主义打着“商业凯恩斯主义”的标签内置到政府当中，通过利用“自动财政稳定器”，即失业和福利支出等手段在经济不稳时提高政府开支（由于经济萎缩时收入减少，企业纳税收入降低，政府的开支提高和缩小收入维持了经济的规模），将艾森豪威尔任期内的三次短暂经济衰退的危害限制在了最低限度。虽然艾森豪威尔对鬼祟的凯恩斯主义并不怎么满意，但他愿意在经济衰退时期透支政府开支。在艾森豪威尔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任和平时期的总统像他那样大手大脚地花过纳税人的钱，尽管如此，他还是克服了保守派的重重反对，以政府开支对国家安全必不可少为由通过了预算。1956年，庞大的跨州公路网络破土动工（这是凯恩斯主义基础建设项目的完美案例），经费来自“国防高速公路”项目（National Defense Highway），艾森豪威尔劝说保守派接受它的理由是：一旦出现军事紧急事件，它就是运输物资的手段。“冷战”的升级也刺激了国防开支的突飞猛进，34更何况，1957年10月，苏联人还向太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未来50年进行的太空竞赛，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预算提高到每年187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另外还有200多亿美元35花在五角大楼的卫星和火箭上。“我们生活在一种奇怪的军事凯恩斯主义之下，火星突然跑出来填补了市场经济留下的空白，”36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50年写道。到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期结束时，他在国防上花的钱比罗斯福用来打赢“二战”的钱还多。

对于这一切，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流露出一丝哈耶克式的想法，提醒要当心社团主义，也即私人企业与政府相勾结。艾森豪威尔悔恨的地方是，他这一届政府的庞大军备开支武器导致了所谓的“军工复合体”（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37他警告说：“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权贵组合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38

不过，对于20世纪50年代，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美国上下遍布的无尽繁荣。对打赢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伟大一化”，这不啻是最完美的奖励。消费主义大旗飘扬，新建设的理想家园里充斥着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每一家的车道上都停着汽车。即便如今回首审视，人们仍然满心喜爱，觉得那是一个和平与丰裕的时代。在英国，凯恩斯主义者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打着“你从不曾过得这么好”的口号，赢得了1959年的选举。

用凯恩斯主义的举措操纵经济，能给现任执政者带来巨大的选举优势—艾森豪威尔是第一位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的总统。只不过，到1960年总统选举时，事情出现了一点波折。为了抗击1958～1959财政年度的130亿美元赤字（造成它的原因是，一次小型衰退令得政府大手笔地提高福利支出，并削减税收），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的中期选举中敦促选民，不要把“我认为是败家子的人”39送去华盛顿—这句话，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保守派，都听在了耳朵里，也看出了其中的讽刺味道。

选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警告置之不理，上下两院都出现了民主党占多数派的局面。在任最后一年，艾森豪威尔不愿把一笔庞大的预算赤字留作自己的政治遗产，试图削减公共开支。“我想把（开支）使劲往下扣，直至最后一分钱。”他说。民主党大概是想着削减开支兴许能在总统竞选助选活动期间（共和党一边是艾森豪威尔那下巴宽大的沉郁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40民主党一方则是年轻的约翰F.肯尼迪41）搞砸经济，竟然进一步削减开支，令政府预算出现了2.69亿美元的意外盈余。与此同时，美联储大幅加息，提高贷款成本。

1960年4月，新一轮经济衰退开始了，选民们责怪起了共和党。他们明明有足够的资金把人民送回工作岗位，降低利息，减少税收，保持经济兴旺，可他们却选择了不作为。很少有人记得，1952～1960年的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1.4%。肯尼迪打出了竞选口号，“让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进”，他赢了—只不过，这是一次险胜。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人数，仅仅相差千分之一。如果艾森豪威尔稍微松松口，尼克松说不定就赢了。在未来的岁月，尼克松屡次长篇大论地抱怨艾森豪威尔阻碍了他第一轮赢下白宫的机会。这对所有未来的总统都是一次沉痛的教训：要成功赢下投票箱，就是要把经济管理好，让商业周期跟为期四年的选举周期保持一致。要是有人敢在财政预算案赤字上“做正确的事”，一定没好下场。

到了约翰F.肯尼迪当总统时，这位波士顿肯尼迪家族的青年才俊首次公开承认，他不光会在商业周期触底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对策，还要把它作为推动全国生产力的一般性政策工具。虽说在哈佛时受过加尔布雷斯的指导，可肯尼迪对经济学知之甚少。肯尼迪曾坦言，他记不住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区别（财政政策，即行政分支确定的税收和支出；货币政策，是美联储确定的货币供给和利息调控），他能记住美联储负责货币政策，仅仅是因为美联储主席的姓氏开头有个“M”，和“Money”（金钱）一样。42肯尼迪身边是一群凯恩斯主义者，为首的就是加尔布雷斯，后者为肯尼迪执笔了竞选演说中与经济有关的内容。肯尼迪上任后把加尔布雷斯安置在了行政办公楼，并简短地对他说：“别告诉我做什么，要告诉我该叫别人怎么做。”43

肯尼迪任命华尔街银行家、共和党人C.道格拉斯·狄龙（C.Douglas Dillon）为财政部部长，任命谨慎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44为美联储主席，并将该职位的职责定义为“舞会一开起来，就把酒杯拿走”—也就是说，要通过提高利息，抑制与高公共开支相伴而来的通货膨胀。45虽说身边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肯尼迪起初想找萨缪尔森来执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之后又探过加尔布雷斯的口风（可加尔布雷斯选择去印度当大使），最后才选定了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46赫勒将本届行政分支的凯恩斯主义做法称为“新经济”。赫勒以及顾问委员会里的克米特·戈登（Kermit Gordon）47和詹姆斯·托宾，相信自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按他们的定义，就是失业率低于4%），而且不招来通货膨胀。

肯尼迪的经济目标是弥合“增长差距”，即把美国经济完全放手交给私人企业所实现的产能，跟行政分支对经济进行干预所实现的充分生产之间的差距。这无非是给《充分就业法》中“消失的增长”理论换了件新衣服。在对国会发表第一次讲演时，肯尼迪感叹道：“150多万失业人口（占总失业人口的1/3）本来都可以找到工作的。200多亿美元的个人收入，本来1960年就可以挣到的。企业利润本来还可以再高50亿美元。这一切，都可以用现成的人力、材料和机器实现—不会造成产能紧张，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这话听起来很像是凯恩斯在大萧条时期的说法。

肯尼迪继续说：“不平衡的经济不会带来平衡的预算。家庭和企业的收入低，联邦的税收收入也会低。商业萧条时，协助失业工人和其他纾缓经济困境的成本会有一定上升。”当经济全速航行，增加的税收能偿还国家债务。“高就业率下的债务偿还，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私人企业的储蓄释放出来，进入生产性投资领域。”48他宣称。任命赫勒的那个晚上，肯尼迪吐露了心声：“我把赫勒和凯恩斯直接给了他们，他们会喜欢的。”49难怪替肯尼迪作传的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形容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任凯恩斯主义总统”。50

尽管肯尼迪在言论上走凯恩斯主义路线，但因为自己在总统之战中只以微弱优势险胜了尼克松，他做起事来十分谨慎。他担心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哈里F.伯德（Harry F.Byrd）领导下的民主党保守势力。哈里·伯德对赤字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整整两年里，除了在国防和空间上投入巨资（像艾森豪威尔一样，他称这两者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1962年10月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这个论点变得更有分量了），他没有对经济做更多的刺激。军事和航天经费占了肯尼迪任期内所有增加支出的3/4，空间方面的资金上升得尤为明显，从1960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4年后的68亿美元。51尽管投入了这么多公共资金，失业率仍然持续上升。1961～1962年，失业率保持在5%以上。国会宣召凯泽林作证时，他说了一句激怒总统的证词：“他们派遣了一个侏儒程序，去完成巨人的工作。”52

等肯尼迪终于将创造充分就业付诸行动之时，他采取了最出人意料的方式。1962年12月，他向华尔街人士致辞，宣布了自己违背常理的计划。它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只是来了个“颠倒”。“我们如今的发展速度令得好人失业，优秀的产能闲置，这种局面无法令人满意……以增加需求和振兴经济，联邦政府最有益的角色不是匆忙开展一套令公共开支激增的项目，而是激励私人支出，增加私人支出的机会。”他说，“我们的现状很矛盾，税率过高，税收收入却过低，故此，长远来看，提高收入的最合理方式，就是现在降低税率。”53

尽管预算有赤字，他还是敦促国会削减了100亿美元的所得税。赫勒和萨缪尔森第一次提出削减税收时，肯尼迪大吃一惊。“我才刚刚搭起财政责任和平衡预算的平台，你们就告诉我，我上任该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减税？”54他问。诚如赫勒和萨缪尔森所知，这一举措正遵循了凯恩斯1933年在《通往繁荣之路》里的建议：减税能够让资金注入经济，如公共开支那样有效拉动经济。

一部分凯恩斯主义者，和近乎全部的保守派，怀疑这一方案是否明智。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增加联邦支出是振兴经济最可靠的方法，保守派的理由则是，预算存在赤字时减税，简直是不计后果的赌博。加尔布雷斯抱怨，减税是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反动”形式，它不能像有针对性地公共开支那样解决公共弊病。55此外，减税还会带来通货膨胀。然而，赫勒并非赌棍。他是根据最新的“新凯恩斯主义”概念（意在为管理经济提供一种预见性更强的手段）来操作的。凯恩斯的门徒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和哈佛大学的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56在其根据卡恩乘数理论建立起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预测了减税推动经济发展的形式。赫勒本人和同事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57思考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新西兰人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581958年的研究工作，后者在名为“菲利普斯曲线”的图表中，假定失业率降低和通货膨胀上升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关系。赫勒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制定政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既能创造充分就业又不会引起物价上涨的方法。

肯尼迪的减税提案在参议院遭到冷落，但1963年11月他遇刺身亡后，接任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誓要在每一个方面接下前任的政治遗产。约翰逊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对赫勒和其他人的建议很感兴趣。“例如，他尤其着迷于经济状况，他很擅长记忆关键指标，他会向经济顾问们询问各种经济指标。”59林登·约翰逊的特别助理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s Cater）说。60约翰逊过去在国会待了几十年，熟知各种讨价还价手法，又生就一副狡猾的性子，1964年他终于说服两党的保守派，通过了肯尼迪的减税“赌博”，降低了一般所得税率，将最高税率从91%降到65%。4年之内，左右两翼对减税的批评都落了空。联邦税收收入增长了400亿美元，61经济增长从1964年的5.8%增加至1965年的6.4%，再到1966年的6.6%。失业率从1964年的5.2%，下降为1965年的4.5%、1966年的2.9%。62通货膨胀率1964～1965年低于2%，1966年略微增长至3.01%。肯尼迪的赌博赚回了满堂彩。和青霉素一样，凯恩斯主义成了新的神药。

1965年12月，《时代》杂志把“年度人物”的荣誉颁给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正式成为经典，地位堪比比萨斜塔、蒙娜丽莎脸上的微笑。“在他去世近20年后的今天，他的理论给自由世界的经济带来了莫大的影响。”《时代》夸耀道，“华盛顿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人们，利用凯恩斯主义的原则，不光避免了战前岁月的暴力循环，还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和极其稳定的物价。”

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是怎样做到的呢？“他们坚持凯恩斯的核心主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会自动以最高效率运转，但政府的干预和影响可以将它提升到该水平。”实施控制的，是哈耶克痛恨的“规划者”。“经济学家……信心满满坐在政府和企业几乎每一位重要领导的身后，这个时代愈发需要他们的预测、规划和决定。”《时代》反反复复地说。甚至，连铁石心肠的商人，也拜倒在凯恩斯主义旗下。“他们已经开始……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必定会出手干预，抗击萧条、切断通货膨胀，也不再认为赤字开支不道德……最大的变化或许还在于，他们不再认为政府会完全偿清债务，正如对通用汽车和IBM而言，偿清自己的长期债务恐怕并不足取。”63对那些高傲自大者，这些有关凯恩斯理论的溢美之词，暗示着凯恩斯主义的优势已经达到顶峰。

凭借蓬勃发展的经济和迅速增长的税收收入，约翰逊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治遗产了。1964年5月，他在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宣称：“我们不仅有机会实现强大而富裕的社会，更有机会实现伟大的社会。”64他发誓要消除贫困和种族不平等，保护农村，让每一个孩子接受教育，“重建整个城市美国。”1964年，他在选举中对超级保守派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65取得压倒性胜利，以此作为后盾，20世纪30年代新政的狂热“粉丝”约翰逊送出了公共开支大礼包。阿肯色议员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66回忆说：“在某种意义上，约翰逊花起钱来跟肯尼迪不一样。他认为，靠公共支出刺激经济，总是比靠私人支出更好。”67约翰逊的项目在激进尺度上，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公民权利扩大到了非裔美国人范围，他通过联邦授权“向贫困开战”，他建立了医保制度，为所有年龄在65岁以上的长者提供医疗服务，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医疗补助。

20世纪60年代是财富无与伦比的10年。20世纪50年代是普遍富裕的年代，而60年代则让普通工人实现了小康。彩电、飞机旅行和第二辆私家车等奢侈品变得司空见惯。努力工作让位给了更充足的休闲时间。凯恩斯主义式的规划，非但不曾像哈耶克预言的那样令独裁蔓延，反而创造了全新的财富，提供了全新的自由。妇女、非裔美国人、青少年都开始拓展自己的自由领域。凯恩斯革命拉开了一场文化革命，向从前社会贫困朴素时所确立的传统习俗提出了质疑。

凯恩斯主义的奇迹继续为约翰逊发挥着作用。工作效率提高，真正拿回家的工资较之艾森豪威尔时代翻了一倍，失业率一路下降：1965年是4.5%，随后4年则平均只有3.9%。约翰逊把联邦用于反贫困计划上的预算比例从1961年的4.7%提高到1969年的7.9%。不过，约翰逊将平息越南南部叛乱的战争升级，并把它提高到比国内改革更紧要的地位上。最终，50万美国青年驻扎越南，国防开支从1965年的495亿美元激增至1969年的812亿美元。预算仍然保持盈余，但盈余的部分正飞速萎缩，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开始上升，到1968年达到4.2%。为抗击物价上涨，1968年额外增收了一部分的所得税，但它未能将经济保持在平衡状态。不过，拖垮约翰逊的不是经济，而是战争。他的离任宣告“伟大社会”走向了尾声。

1969年1月，理查德·尼克松来到了白宫，并暗示自己打算逆转凯恩斯主义的浪潮。“60年代这10年当中，联邦政府的支出，比税收所得多570亿美元。”他在1970年的国情咨文中说，“今天，数百万美国人被迫陷入债务的泥潭，因为昨天，联邦政府决定要陷入债务的泥潭。我们必须平衡联邦预算。”68他的结论是，靠赤字推动的充分就业，导致劳动力稀缺，抬高了工资和物价。为对抗通胀，尼克松向他持保守倾向的经济团队—其中包括经济顾问委员会负责人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69理事会成员、后接任麦克拉肯职位的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70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71—做出指示，大幅削减开支，平衡预算。

然而，此次削减开支恰逢一轮轻度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从1970年1月的3.9%涨到当年年底的6.1%。72因为尼克松相信，1960年他输掉总统选举，就是因为失业问题，73他立刻掉转路线，说自己想要“充分就业的预算，旨在促进经济充分发挥巅峰潜力的预算。我们要像实现了充分就业那样开支，借此帮助我们真正实现充分就业”。他提出了扩张性预算，以便“刺激经济，为数百万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741971年1月，尼克松本着纯粹的凯恩斯主义精神宣布：“现在我在经济方面是凯恩斯主义者了。”75斯坦回忆说：“他自称凯恩斯主义者，这并没有让他得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赞许，反而激起了共和党人愤怒的抱怨。”76

尼克松1970年的国情咨文中有一句坦言，暴露了他改变心意背后的算计。“我认识到了支出项目所蕴含的民声走向，尤其是在大选之年。”尼克松是战后机会主义色彩最鲜明的总统，他让自己的野心左右经济，考虑个人利益甚于国家利益，以自己能够再度当选为最高目标。用斯坦的话来说，他的凯恩斯主义策略，“遭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同时鄙视”。77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尼克松1968年竞选时出任他的经济顾问，形容说“尼克松是美国20世纪总统里最直接、现实的一位。”78

尼克松奔向凯恩斯主义的代理人是得克萨斯州前任民主党州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79一度是约翰逊总统的密友，1970年12月，尼克松任命康纳利担任财政部长。由于选民和行政分支的议员都大声鼓噪要为不景气的经济“做点什么”，1971年6月，由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牵头，尼克松在戴维营召开高层顾问会议，讨论未来路线。他发现他们乱了阵脚。斯坦要求“刺激性更强的财政政策—减税或者增加支出，甚至两手同时上”。80而舒尔茨则要求削减开支，财政紧缩。尼克松答应什么也不做，也就是一项称为“四不”的政策：“不增加支出，不减税，不控制物价和工资，不让美元贬值。”81

但短短几个月里，尼克松就来了一轮完美的向后翻腾。他在自己的“新经济政策”中，先取消美元对黄金的挂钩，之后批准美元贬值；施加减税、增加开支的财政刺激，让联邦赤字激增到400亿美元；向飞机制造公司洛克希德提供低价联邦贷款，预防其倒闭；1971年8月，又通过法律禁止物价和工资上调。稍后，他又放弃了自由贸易，征收10%的进口税。这是连凯恩斯主义者都望而却步的大变脸。凯恩斯政治遗产的一个关键环节，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他国家的货币盯紧美元，美元跟黄金挂钩）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但其余的措施则是不折不扣的凯恩斯主义。保守派专栏作家，1960年和1968年担任尼克松讲演撰稿人的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发出召唤：“全世界持自由放任市场观点的人们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无非是凯恩斯。”82尼克松气得拿电话砸他。

尼克松采用大量干预措施，召唤出了他认为是连任关键的繁荣景象。一位愤怒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抱怨说：“我只好把从前谴责赤字支出的讲演全都给烧掉。”总统回答说：“我们在同一条船上。”83“不知为什么，人们总有这样的概念，你只需要稍微控制物价和收入一会儿，等事情恢复常态，之后你就可以收手（让物价和收入自行依照市场定价），”舒尔茨回忆说，“但事实证明，插手容易罢手难。”84但尼克松掌控经济命运的愿望遭到了致命打击：1973～1974年，阿拉伯石油卡特尔组织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惩罚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向以色列提供军火，将油价提高了4倍。物价高涨，经济增长来了个急刹车，如菲利普斯曲线等传统工具似乎不再适用了。一种名为“滞胀”的全新经济现象出现—经济低增长甚至不增长，又伴随着通货膨胀。此前，人们一直以为这是压根不可能出现的局面。85凯恩斯时代落入了垂死的阵痛。“滞胀”时代到来了。

1972年，由于碰上的对手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尼克松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可最终，叫尼克松1974年黯然离开椭圆办公室的，不是他在经济上的大变脸，而是华盛顿水门酒店民主党总部的一桩入室盗窃案。但滞胀显然落进了他那不幸的继任者、前密歇根大学橄榄球明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86的手里。在福特任总统期间，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达到大萧条时代以来的最高点。尼克松下台前，任命了极端保守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87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88格林斯潘多年来反对尼克松的花言巧语，并对自己跟引入价格和收入管控的政策大掉头毫无瓜葛而感到庆幸。但他并没有太多法子能救得了福特。一群吵吵闹闹的经济顾问挤压着和蔼可亲的总统，一会儿要他用这种灵丹妙药，一会儿又要他用那种—格林斯潘只能在场边无能为力地看着。

福特达成了短暂的妥协，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同意限制开支，削减了900亿美元的税收；经济数据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通货膨胀率从1975年的9.2%，降到1976年举行总统选举那个月（11月）的4.88%。89失业率也下降了，从1975年5月最高峰的9%降到了1976年11月的7.8%。但好转来得太迟，救不了福特了。滞胀把第一名受害者拉下了马。

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上升。这种现象的出现，证明他们想错了，也破坏了人们对该理论其余部分的信心。凯恩斯为管理经济带来的确定性灰飞烟灭了。“滞胀宣告天真的凯恩斯主义结束了。”90米尔顿·弗里德曼评论说。曾经无所不知的经济学家们只好摸索着寻找解释了。“华盛顿出现了关于经济政策的一个明显共识，自由派的左翼和保守派的右翼在态度上一致向内收敛。”格林斯潘回忆说，“突然之间，人人都在想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削减财政赤字，减少监管，鼓励投资。”91

但原有的思维很难一笔勾销。永远带着微笑的佐治亚花生农场主、前潜水艇舰员吉米·卡特许下了让美国重返充分就业的承诺，入主白宫。1978年，他批准了《汉弗莱-霍金斯充分就业法》（Humphrey-Hawkins Full Employment Act），92重演了1945年的《充分就业法》，规定总统和美联储将总需求维持在足够的高度，保证充分就业。但法案又提出一个明显矛盾的诉求，指示总统和国会要平衡预算和贸易。如同克努特大帝（Canute）93自不量力地想指挥潮汐，事实证明，立法的议员们对经济无能为力。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国会的大多数票是不足以打败滞胀的。要带领美国走上一条痛苦的新路，卡特也并非合适人选，他发表了一篇“恼人”的演说，鼓足了勇气说出了这难以启齿的真相：美国遭遇了“一场危机，痛击着我们国家意志的核心、灵魂和精神”。94

滞胀同样折磨着世界其他领导人，比如倒霉的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但卡特并不为此感到欣慰，因为他的时间马上就要耗光了。1978年10月，他宣布了反通胀措施，包括厉行节俭、大力加强企业管控、行业减税、冻结联邦人事聘用、许诺将联邦赤字减半。95但每一项措施都需要时间才能发挥作用，而大选周期却比衰退间隔要短得多。

1979年1月，卡特受到致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中东地区引发动荡。足可媲美1973年欧佩克涨价的第二轮石油危机把总统给困住了，石油供给大幅缩水。他对燃料实行了价格管制，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他又给美联储任命了一位铁杆民主党人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96沃尔克的使命是提高利率，遏制需求（当时人们以为需求是通胀的根源）。由于卡特未能及时控制住价格，1980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英俊和蔼、眼睛亮光闪闪的罗纳德·里根趁机问选民：“你们过得比4年前更好吗？”人们的回答是一个响亮的“不”！

受到审判的不光是卡特，还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伟人过世34年、《通论》出版40多年之后，凯恩斯主义似乎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就像是神药用得太多也会失效一样，药剂师把他的补救措施当成万用良药，用得太频繁了。是时候对经济理论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了—为了这一天，哈耶克和他的盟友们筹划已久。

[1]这里的原文是“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意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里是为了呼应杜鲁门“一只手”经济学家的笑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