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哈耶克的反击　弗里德曼、戈德华特、撒切尔和里根，1963～1988年

对哈耶克来说，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时候。他警告朝圣山学会，凯恩斯的理论暴露出明显的缺陷，恐怕要等数十年。但他没有料到的是，逆转的前途竟然掌握在阿伦·迪雷克托的妹夫—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人手里。哈耶克和迪雷克托相处甚好，或许是因为他们长得很像，都戴着金属边框的眼镜，头发稀疏，留着格劳乔·马克斯[1]式的小胡子。

1943年，哈耶克在维也纳的经济学家朋友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给迪雷克托看了一份《通往奴役之路》的打印稿，后者将它传给了芝加哥的弗兰克·奈特。尽管奈特的审阅报告持怀疑态度，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还是同意出版此书。事后证明，出版社的这个决定很明智，因为时隔70年，这本书的销售势头仍很强劲。迪雷克托是个虔诚、阐述清晰、有说服力的哈耶克分子，他反对政府津贴，抨击进口关税，反对工会。他为《通往奴役之路》写了书评，形容哈耶克是“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成就最大的史学家”。1但哈耶克重塑经济自由主义漫长征途的成功，靠的是迪雷克托贡献的家庭纽带。迪雷克托的妹妹罗斯搬到芝加哥和他住在一起，在经济学班上，她爱上了邻座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后者当时还是个凯恩斯主义者。1938年，罗斯和弗里德曼结婚不久，迪雷克托和罗斯开玩笑：“告诉他，我是不会拿他强烈的新政倾向（专制地使用一个侮辱人的词汇）反对他的。”迪雷克托带着弗里德曼参加了第一届佩尔兰山会议。

弗里德曼生于布鲁克林，20世纪30年代时是个社会主义者，在罗格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学位后，加入了渴望参与罗斯福新政的年轻经济学家的行列，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找到一份工作。他回忆说：“就个人而言，新政救了我们的命。”2“二战”结束后，他回到芝加哥，开始接受弗兰克·奈特和乔治·施蒂格勒的市场观点。朝圣山学会的一位会员，剑桥经济学家斯坦利·丹尼森（Stanley Dennison）3鼓励弗里德曼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到剑桥深造，弗里德曼申请成功，在剑桥遭遇了凯恩斯主义者们。他和乘数理论的提出者理查德·卡恩、凯恩斯的护法琼·罗宾逊、哈耶克最有前途的弟子尼古拉斯·卡尔多交上了朋友。

和凯恩斯、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对商业周期产生了兴趣，开始思考“大萧条”的成因。他研究了美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波峰和波谷，发现每次下行开始前，总会出现货币供给的大爆炸。4再对照大萧条的数据，他推断，要是1929～1933年美联储通过降低货币利息来增加货币供给的话（实际政策则为货币大幅紧缩），低迷最多持续一两年。故此，按弗里德曼的推算，大萧条其实是“大紧缩”，它是一场本可避免的人为灾难。为了改进商业周期，弗里德曼提出，要严格控制货币增长，只允许它缓慢增加，后世称此种政策叫“货币主义”（Monetarism）。5

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凯恩斯误读了局势。“凯恩斯……认为，大紧缩……在货币当局实施积极的扩张性政策后仍然出现，”弗里德曼写道，“事实恰恰相反……大紧缩悲惨地见证了货币政策力量……并不如凯恩斯所相信的那样，证明了货币政策的无能。”6凯恩斯应对失业的处方是公共工程。哈耶克曾试图说明，一旦刺激撤回，这种指导劳动力进入产业的政策就会失败。弗里德曼从另一个角度接近凯恩斯：深陷衰退的经济需要的不是过于慷慨的货币供给，适当就行了。货币水平合适，会带来“自然的就业水平”，它可能是充分就业，也可能不是，而系统中的资金不管是太多还是太少，都有可能导致失业和通胀。

尽管弗里德曼早已做出揭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仍束缚在凯恩斯主义之下。凯恩斯主义“简单得出奇，”弗里德曼写道，“多么美妙的处方，对消费者来说，多花掉收入，收入会上涨；对政府来说，多花钱，靠着额外支出带来的倍增效应，总收入会上涨：削减税收，消费者多花钱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7尽管弗里德曼为凯恩斯给政客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感到遗憾，但他对凯恩斯的态度并不像哈耶克那么强硬。“我认为，凯恩斯理论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简单，把焦点集中在几个关键的量级上，有着极大的潜力。”他写道，“我否定它……是因为我相信它与证据不相吻合。”8

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对技术经济学的馈赠是十分正面的”，但他的政治遗产却是负面的。“他极大地助长了政府规模的扩张，使之日益与公民日常生活的每一阶段息息相关。”9他写道。弗里德曼和他的经济学分析，和哈耶克的关系很小，只不过，他和哈耶克一样，都不喜欢国家干预。弗里德曼倾向于减税，不光是因为他相信个人比政客们更清楚该如何花掉自己的钱，还因为既然要减税，政府支出就必须减少。

对国家干预可能造成的后果，弗里德曼赞同哈耶克的悲观立场。“不管经济学上怎么分析，”他写道，“善意的独裁迟早会导致极权社会。”但他相信凯恩斯写给哈耶克最后一封信里所说的话，即干预是否会导致暴政，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有强烈的公平感为立足基石。这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福利国家政策并未导致极权主义。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英国有一种“贵族结构”，并受“……彻底的知识精英，至少某些方面是如此”所牵制，在此种结构下，“权贵之责任[2]并非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此外，英国还有“基本上清廉的公务员”和“奉公守法的公民”。但对良性的福利国家能否在美国扎根，他不怎么乐观。“（美国）没有廉洁、胜任的公务员传统，”他写道，“分赃制度构成了公众的态度……因此，凯恩斯的政治遗产在美国的效力已经在衰减了。”10

弗里德曼高度赞扬了哈耶克的诸多成就，内中不乏溢美之辞。“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影响巨大而深远，”1975年，他在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的朝圣山学会会议上慷慨发言，“他的工作融合到了技术经济学理论的整体当中；他在经济史、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影响了法律系、科学方法系甚至心理系的一代代学子……（最重要的是，巩固了）自由社会的道德和智性根基。”弗里德曼热情地赞扬哈耶克鼓舞了“自由社会下无数的信奉者”，但他又煞费苦心地指出，“我不能说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因为我走上这一方向，是受芝加哥大学老师们的影响，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哈耶克，也没看过他的著作”。11

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并不来自哈耶克信奉的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事实上，弗里德曼对哈耶克的大部分经济学作品持批评态度。反过来说，他总是不吝对凯恩斯的赞美，认为凯恩斯的思想有原创性，又一手创造了宏观经济学。不过，不管他对哈耶克的经济学水平怎么看，他对哈耶克提出的缩小政府规模的建议，始终热切响应。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尊重个人主义的美德，警惕国家权力），和哈耶克对政府的天生不信任完美契合。两人都认为，通货膨胀比失业带来的苦难更大。

哈耶克担心自己的追随者们违背原则，早就告诫他们要远离政治。弗里德曼更为务实。“我们必须在体制内部采取行动，”他写道，“我们也许会为让政府拥有了这样的权力感到懊悔；我们也许会倾尽公民的本分，劝说同胞们消除若干此种权力；但只要这种权力存在，那么，大多数时候，政府高效率地履行权力比它效率低下要更好，虽说不见得能永远如此。”12

弗里德曼参加了1964年保守派自由主义者、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的总统选举活动，在当时的著名共和党人之间，戈德华特对联邦政府的权力持少见的抨击立场。从戈德华特在凤凰城的根据地，到华盛顿和东海岸的复杂世界，当中似乎隔着一条漫长的道路。他的西部边疆视野，令得他相信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应当过分密切地干预个人事务。

戈德华特在他的宣言《一个保守派的良心》（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中宣称：“我对精简政府没有兴趣，也不是要让它变得更加高效，因为我的意思是要减小它的规模。”13他受《通往奴役之路》“影响很大”，14痛恨凯恩斯，尤其痛恨凯恩斯对共和党政府的影响。哈耶克反对累进税制，因为它意味着国家不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公民。和哈耶克一样，戈德华特相信：“政府有权提出一个人人相同的纳税百分比，或是索取相同的税额，仅此而已。”15

1961年或1962年，参议员的顾问、保守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比尔·巴罗迪（Bill Baroody）把弗里德曼介绍给了戈德华特，三人常常讨论如何将哈耶克的概念付诸实践。弗里德曼为戈德华特撰写讲演稿，并发现人们迫切需要他来解释参议员的立场。“中央集权的政府对经济施以控制……既不能实现自由，也不能让普通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在戈德华特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弗里德曼为《纽约时报》撰稿道。尽管他声称戈德华特“完全支持”1946年的《就业法》，“以促进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但他又谨慎地说，他“恐怕会首先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16

弗里德曼的文章招来了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保罗·萨缪尔森的尖锐反驳，后者将弗里德曼的观点追溯回《通往奴役之路》，并认为“自由”的哲学里包含着一点致命的缺陷。“你有挥舞胳膊肘的自由，但要给我的肋骨留出生长的空间。”萨缪尔森认为，“西方世界混合经济中大多数选民并不认为自己给前进道路制定的规则，是外部某个怪物施加的强制力量。”他写道：“除非你是那种认为多数规则在美国运作糟糕的极少数人，你才会把政府视为人民之外的东西。”17

不管是谁赢了这场笔战，1964年11月的大选胜出却毫无疑问：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赢了戈德华特。这一惨败打破了此前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希望。然而，在弗里德曼看来，它带来了一些好处。戈德华特大声鼓吹他的经济政策，在公众眼中，俨然成了保守派的思想家、哈耶克天生的继承人。戈德华特始自凤凰城的竞选活动，造就了未来一只浴火重生的保守派凤凰：罗纳德·里根。18

里根曾代表通用电气公司向工厂工人宣导了许多年的自救和小政府哲学。大萧条时期，他的父亲杰克接受了伊利诺伊州迪克森一份和新政相关的工作：帮助失业的邻居找到工作。年轻的罗纳德亲眼看到父亲被矛盾的福利偿付制度所折磨：每当杰克给别人找到了工作，那人的失业救济金就停发了，结果，当事人的日子过得比没有工作时还要糟。

这类生活教训里最重要的一条，是里根在好莱坞认识到的：累进税制令人不愿意工作。里根当演员时曾有高达500万美元的年收入，1937年，他的所得税高得叫他心痛—79%，到1943年更是涨到了94%。“我记得我是怎么做的，”他解释说，“人们给我好些电影的剧本，一等我挣够了数目，我就拒绝再接拍新戏。一美元里我只能挣到六分钱，我才不去工作咧。”19

“二战”结束后，好莱坞的风尚从里根这类轮廓鲜明的好心肠男人，换成了威廉·霍尔登那样坚毅的英雄，里根发现自己没戏可演了，可因为从前挣了好些年大钱，他欠下了巨额的税款。面对经济上的破产，他得出结论：与其说税收是必要的恶，倒不如说它是赤裸裸的恶，它支撑了一套浪费大、依赖强的腐烂系统。

在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学院，里根学习了凯恩斯之前的正统经济学。虽然算不上知识分子，可里根特别喜欢读书，这个习惯是他在等着拍电影的空白时间段里养成的，还因为他害怕飞行，总是搭火车，行程耗时久。尽管开玩笑时略显轻浮，但里根读书的品位绝非如此。“我读过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观点。”他解释说。20

里根第一次见到戈德华特，是在妻子南希的父母家，当时老两口退休回到凤凰城。两人关系并不融洽，但里根发现，自己对戈德华特的政治立场很有共鸣。1964年，他答应出任戈德华特竞选活动在加州的副主席。在洛杉矶的“椰树林”俱乐部上对高税收和大政府做了猛烈抨击之后，有人邀他发表全国电视演说，支持戈德华特步履蹒跚的总统竞选。

里根这场名为“选择关头”（Time for Choosing）21的演说来得太迟了，无法逆转戈德华特的惨败，但它有力地振奋了保守派的信念。里根一夜之间成了保守派的宠儿，走上了政治之路，先是夺下加州州长的职位，最终入主白宫。

1967年，弗里德曼在洛杉矶见到了州长里根。里根是从弗里德曼1962年的作品《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知道他的，州长请他来，是希望能得到帮助，缩小加州政府规模。里根正在掀起一场修订加州宪法的活动，限制州政府每年的支出和税收总额，他找弗里德曼来帮他兜售这个想法。尽管该活动在1973年未能赢得必要多数票，可里根和弗里德曼却拉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活动，缅因州、密歇根州、密苏里州、蒙大拿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克拉何马州和俄勒冈州都竞相仿效。这不禁让两人信心大振。

里根极为出色的沟通能力，积极地推动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信息。“里根自己就懂哈耶克。他自己也懂米尔顿·弗里德曼，”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22说，“我猜你没法把哈耶克弄到《今日秀》（Today）来，但你能叫里根以更准确的例子、更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哈耶克的核心。”23

里根要耐心等待自己竞选总统的日子。1968年，他搞了一轮竞选，但理查德·尼克松的候选人轮次排在他前面。接过了戈德华特“美国保守主义运动领袖”的衣钵，似乎也惹来了戈德华特的妒忌，阻碍了里根。1968年6月，戈德华特写信给里根，敦促他叫追随者和尼克松一派保持团结，以便共和党人共抗外敌。这封信叫南希·里根深感受到背叛，后来，在里根任总统的整整8年里，戈德华特从没接到过白宫的任何一次邀请。

弗里德曼成为尼克松的非正式经济顾问。“（尼克松）有着强烈的野心，似乎随时准备为了一丁点儿的政治优势抛弃他自称的原则。”24弗里德曼回忆说。1968年在加州米慎湾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尼克松告诉弗里德曼和自己经济顾问小组里的其他人，他打算对美国的进口纺织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他可是一贯号称自己信奉自由贸易的）。“他相信，他保护纺织品的立场，能决定他在南方一两个关键州上的竞选成败。”弗里德曼回忆说，“他知道，从经济上来说，这是件错事。”25当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弗里德曼仍然是他的顾问。

1971年6月，尽管弗里德曼坚持要求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尼克松仍请他建议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增加货币供给。“我提出抗议，我说加快货币增长不可取，因为它不久就会带来通货膨胀，”弗里德曼说，“尼克松赞同，但他表示，在通货膨胀之前，它先会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在1972年选举前，经济保证能扩大。我回答说，如果要以随后的通货膨胀为代价，这样的选举不值得赢。尼克松说了一句，‘等它来了我们再担心吧。’”26

1971年8月，尼克松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如果说长久以来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弗里德曼有了值得庆贺的理由，那它也是个短命的理由：尼克松同时还在法律上固定了价格、冻结了收入。“我最后一次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看到尼克松，是和乔治·舒尔茨一起，”弗里德曼回忆说，“尼克松总统对我说，‘别为了这个愚蠢的工资和价格管制责怪乔治。’……我对他说，‘哦，不，总统先生，我不怪乔治，我怪你。’”27尼克松的政策纪录让弗里德曼蹙眉：他未能将联邦开支占国家收入的百分比削减下去；他设立了大量新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环境施以监管。尼克松的首席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说：“尼克松执政时期，政府对经济施加的新规矩，比新政以来的任何总统都要多。”28

一如我们所见，1974年对凯恩斯主义者而言，是可怕的年头。可哈耶克的名声却逐步上升。那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极大地促进了他的追求：恢复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他的获奖，不光对凯恩斯主义者是个大冲击，也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萨缪尔森回忆说：“1974年，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级教员室，大多数人似乎根本没听说过这位获奖者的名字。”29

诺贝尔委员会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哈耶克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上做出了开创性工作”，但它似乎说服力不够强。哈耶克必须和瑞典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冈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共享荣誉。30按弗里德曼的说法，31诺贝尔委员会指望叫默达尔和哈耶克一起得奖，可以避免被人指责同情左派。在颁奖典礼上，哈耶克当众宣称诺贝尔经济学奖荒唐可笑，既不值得颁发，也不值得领受；默达尔则谴责委员会竟颁奖给哈耶克。

不管怎么说，保守派和自由意志论者都普遍欢迎哈耶克获奖，认为这是他数十年来反主流工作得到回报的证据。这次获奖极大地提升了哈耶克个人的声望，一得了诺奖，他多年来的临床抑郁症眨眼间就消失了。“1974年得到诺贝尔奖，让他彻底重生了。”32哈耶克的朋友拉尔夫·哈里斯回忆说。按保守派历史学家乔治H.纳什的说法，哈耶克的诺贝尔奖具有三重效果：“它给了老教授一份全新的生活租约，它让美国的保守派们感到振作、‘时机到了’，它重振了公众对那本叫他出了名的小书（《通往奴役之路》）的兴趣。”33

穿着白色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当着国际媒体发表诺贝尔获奖讲演《知识的僭妄》（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34是哈耶克人生的制高点。他本着真正的哈耶克风格，无视诺奖避开争议的惯例，为多年来抗拒凯恩斯革命道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理由。他赞扬了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优点，并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到《通往奴役之路》里警告过的自由威胁上。

哈耶克以不乏满意的口吻宣称，“就经济学家这个行业而言，我们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了”。他简短地介绍了凯恩斯主义的危险性。“过去30年，指导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理论，”他解释说，“在根本上是虚假的”，是“庸医”。他形容滞胀是自己招惹上身的伤口，“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推荐甚至敦促政府采取的政策所带来的”。治愈滞胀，需要进行痛苦的调整，比如更高的失业率、大范围的破产，但“经济的平衡到底如何建立起来”，超出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的认识。凯恩斯主义的信念，即所有经济问题都有解决之道，只令得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

他请斯德哥尔摩的听众们把市场想象成一场球赛，借此证明没人知道它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如果有关球员的关键事实成立，比如“他们精神投入的状态，他们的感觉，他们的心、肺、肌肉等在比赛每一刻的状况，我们大概能预测结果。”他说，“但我们显然无法确定所有这些数据，故此，比赛的结果就超出了科学预测的范畴。”经济学家最多无非能像园丁一样行事，“提供适当的环境，培育发展”。35

哈耶克开始赢来各处的鼓掌。凯恩斯主义全面撤退，世界似乎走向了他的思维方式。他宣称：“我年轻的时候，只有很老的长者才相信自由市场制度。等我人到中年，除了我自己，就没人相信它了。现在，我很高兴自己活得足够久，看到年轻人再次相信它。”36

哈耶克获奖两年后，弗里德曼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向诺贝尔委员会发表获奖感言时，为哈耶克戴了一顶高帽子，称自己的奥地利导师“精彩之极”地看到了价格在左右个人选择中所发挥的作用。37

此时的英国，气候对哈耶克也突然变得分外明媚起来。西方世界最成功的选举政党—保守党，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评估自己存在的理由。保守党本来是一贯逃避任何概念思维的党派，但1974年2月和10月的两次选举惨败，逼得他们做了这一次罕见的自我反省。这两轮打击让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失掉了唐宁街，还逼得他和公开的哈耶克党人撒切尔夫人激烈地争夺保守党领导者的位置，希思再度败北。人们事前就预料到了这一结果，但与其说那是因为保守党喜欢哈耶克的哲学思想，倒不如说那是因为希思太不受欢迎，大家只想着另外换一个人就好。38

撒切尔的哲学来自幼时在店东父亲膝下学到的信念，但她同样努力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智性上的理由。她在牛津求学（学的是化学）时读到了《通往奴役之路》，391974年，她发现这本书有了新的现实意义。担任保守党领导者后没多久，她去见党内的左倾研究部门，把手伸进手袋，掏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砰的一声砸在桌上。“这就是我们信奉的东西！”她叫道。40

撒切尔夫人决定放弃战后的政治共识41，即为了争夺决定选举成败的中间阶层，保守党在福利国家和经济管理两个领域与工党达成了妥协。这样一来，铁路和公交、煤矿、所有的造船厂、所有的钢铁厂、电话网络、电力、煤气和自来水厂、英国航空公司、英国石油、港口和机场全都成了国有的。卫理公会教徒撒切尔夫人，向共识宣战：“旧约上的先知们从不说，‘兄弟们，我想要有共识。’他们说的是，‘这是我的信仰。我全情投入相信的东西。如果你也相信，就跟我来。’”42

撒切尔夫人知道，哈耶克每年都要到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拜访，研究所的所长是朝圣山学会成员拉尔夫·哈里斯。“撒切尔的办公室人员过来（1976年），问她可否顺道拜访，见见哈耶克，”哈里斯回忆说，“就这样，玛格丽特·撒切尔来了，坐在那儿，陷入了一阵不同寻常地沉默，热情地倾听着大师的话。”43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成了她在唐宁街10号办公室的常客。

1979年6月，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巧的是，哈耶克的80岁生日也在临近。他给撒切尔夫人发了一封电报：“谢谢你为我80岁生日献上的最好礼物。”撒切尔夫人回信说：“我很骄傲，过去几年我从您那里学到了那么多东西。我下定决心要取得成功。如果我们终于能达成目标，您对我们的胜利所做贡献极大。”44

撒切尔夫人着手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削减税收，把企业从政策法规下解放出来，偿还国家债务，变卖国有资产，这个过程后世称为“私有化”。这是纯粹的哈耶克，再加上了少许弗里德曼。“多年来，太高的税收、太多的监管、太高的公共开支，压榨着企业精神。”她回忆说，“那时的理念是国有、集中、控制、调节。现在，这一切必须要结束。”45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观点面临着强大的反对，连她自己政府里的成员都引用大街上日渐增高的失业率和犯罪率，作为她政策失误的证据。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得意弟子尼古拉斯·卡尔多，此时是剑桥经济学院的名誉教授，他嘲笑撒切尔逆潮流而动背后的哈耶克式观点，并初步编了一本呼唤凯恩斯精神的小册子，名为《撒切尔夫人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s.Thatcher）。46可惜无济于事。

撒切尔夫人下定决心要一意孤行。1980年，她刚就职一年多，就在保守党年会上说：“有些人，总劝说我们松手，不分青红皂白地多花钱，以为这就能帮助失业工人和小商人，他们可不是怀了好心，表示同情或关照。他们不是失业者或小企业的朋友。他们是要我们重做那些最初导致问题的事情。”她坚持绝不回到凯恩斯主义的老路上，“你想掉头，随你便。夫人我是不掉头的。”47

撒切尔夫人还以传道士的口吻对下议院说：“我极度崇拜哈耶克教授。他的一些书……一些可敬的成员会好好地读一读。”48为动员她的内阁对手和她联手，她邀请弗里德曼与其一起进餐。“这次会面引出了一场有趣而热烈的讨论，”弗里德曼回忆说，“特别是，撒切尔夫人离开时，要我指导她内阁里的某些‘窝囊废’。”49英国是第一个尝试以货币主义政策解决通胀局面的重要经济体，在执行弗里德曼主义实验的过程当中，免不了有一些尝试和失误。50撒切尔夫人通过一个保守派智囊团，51向瑞士货币主义者于尔格·尼汉斯（Jurg Niehans）寻求建议。52尼尔斯告诉她，她对货币供给控制得太紧，利率设定得太高，导致英镑汇率上涨，英国的出口变得太贵。弗里德曼把英国货币主义尝试的最初失败归咎于货币供给的“回旋”。“它跌，它涨，它又跌，它又涨。”他解释说。结果就是，“出现了一轮超乎必要限度的经济衰退。”弗里德曼说。53

撒切尔的选举和她的哈耶克式观点极大地鼓励了里根1980年的白宫竞选。里根竞选采取了一个哈耶克式的口号，“我们可以不受政府的干预”，54并许诺实施减税，缩小联邦政府规模，巩固国防。1980年11月4日，里根把吉米·卡特打得落花流水。弗里德曼受邀参加总统的新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Economic Policy Advisory Board），委员会负责人是乔治·舒尔茨。“新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为里根所做的，无非就是向他保证，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里根的顾问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回忆说，55“他们敦促他不增加任何税收，并越来越强烈地劝说他减少联邦开支，推动他取消管制。”56

弗里德曼特别看重的是，里根应当忠于稳健的货币政策，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叫他大感宽慰，沃尔克读本科时拜访过伦敦经济学院，倾心于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沃尔克认为滞胀“是一条吞噬我们内脏的恶龙”，57他相信弗里德曼是正确的：调节货币供应量是关键。“人们逐渐认为这属于凯恩斯主义的一部分，即略有通胀是件好事。”沃尔克回忆说，“之后，你得到了一点通胀，紧接着你又需要一点儿，因为它刺激了经济。人们习惯了它，它的效力渐渐丧失。和抗生素一样，你必须要新品种才行了。”58

沃尔克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在卡特任期内大幅提高利率，令得依赖借贷的企业减少了数以千计的就业岗位。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导致卡特丧失民心，1981年竞选连任失败。里根入主白宫后，弗里德曼和舒尔茨都赞同沃尔克的看法：要治愈通胀，就要继续深化经济衰退。但是，里根是一个喜欢被人喜欢的人。撒切尔给英国导致类似经济衰退的时候，打从民调一开始，她就成了最不受欢迎的首相。里根准备好抵御政治风暴了吗？“很明显，谁想要经济衰退啊？”舒尔茨回忆说，“但我记得里根总统引用了那句名言，‘若非此刻，更待何时？若非我等，更待何人？’”59

通过紧缩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只是后来统称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一揽子政策中的一个环节，这些政策都部分受哈耶克或弗里德曼思想的启发。里根对高收入税的亲身体验，使他相信减税能激励美国人更努力地工作，这也是新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所极力倡导的政策。601974年12月，拉弗和福特总统的参谋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他的副手迪克·切尼（Dick Cheney）共进晚餐后，他提出，所得税率有一个能获得最大收益的最佳区间。他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条钟形曲线，指出甜区的可能位置。

里根身边的经济学家立刻将“拉弗曲线”当成劝诱他人相信减税能增加收入的工具。里根认为，大幅削减收入税，将增加个人消费，反过来又能通过“涓滴效应”拉动整个经济的需求。里根经济政策的第三点关键因素（同样由拉弗倡导），是“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即这样一个概念：繁荣的经济最好是通过减少行业管制和企业税收，鼓励生产商供给更多更廉价的商品来实现，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那样增加公共开支，刺激“需求主导”的发展。

拉弗很优雅地指出，尽管拉弗曲线以他的名字命名，但它并非自己的创作，早有其他人抢在了前面，尤其是凯恩斯。“税收太高，有损其本意，这样的说法也并不奇怪，”1933年，凯恩斯写道，“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采摘果实，减税比增税平衡预算的可能性更大。”凯恩斯把不断增税的人比作“只懂得做表面算术题”的制造商，他不断提价，哪怕由于价格太高，根本没人买他的东西。61

“涓滴效应”也来自凯恩斯主义的推导，按照理查德·卡恩的乘数逻辑，那些购买商品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有了更多的支出。然而，里根的减税明显让哈耶克感到紧张。“就其尝试的规模而言，我有点担心，”1982年，哈耶克说，“我完全支持缩减政府开支，但把支出减下来之前先减税，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62

凯恩斯主义者们对里根的经济实验持普遍的怀疑态度。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以他一贯慢吞吞的说话态度，嘲笑供给学派的主张，“穷人不工作是因为他们收入太高，富人不工作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你靠着少给穷人、多给富人来扩大和振兴经济”。他驳斥“涓滴效应”是“马和麻雀理论—如果你给马足够的燕麦吃，总有些燕麦会洒在路上供麻雀吃。”但他承认，收紧货币供应量“能以其严峻的风格对抗通胀”。63里根1984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对手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把“涓滴”归纳成了一个社会阶层问题，嘲笑“里根经济政策背后的想法是这样，水涨起来了，所有的游艇也高了。”64

沃尔克的货币紧缩带来了一轮严重的经济衰退，1981～1982年足足持续了16个月，通货膨胀急剧下降，从1981年的11.8%降到了1983年的3.7%。但物价仍然很高。失业率上升到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1980年，里根接手时的失业率为7.1%；到1983年和1984年，则涨到了9.7%和9.6%。备受嘲笑的菲利普斯曲线[3]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通胀时似乎失去了意义，现在好像又正常运作起来了。7

按拉弗的计算，里根的减税政策就跟肯尼迪的减税政策同样有效。肯尼迪将最高税率从90%降到70%的4年后，联邦所得税实际增长率从此前4年的2.4%提高到了8.6%。同一时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4.6%上升至5.1%，失业率从1962年1月的5.8%下跌至1966年12月的3.8%。

里根的减税来得更狠。他把所得税一刀砍掉了25%，最高收入者的税率从1981年的70%削减到1988年的28%。企业所得税从28%降到20%。根据拉弗的说法，结果相当惊人。尽管1978～1982年，经济仅有0.9%的实质增长，但1983～1986年却飙升到4.8%。这种增长反过来变成了就业岗位，到1989年1月里根离任时，失业率仅为5.3%。65

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尽管拉弗曲线的最佳收入区间的确存在，削减所得税仍然让联邦收入大幅下降。1982年，里根为快速增长的预算赤字感到大为震惊，取消了对高收入者的各种税收减免，增加的税收创下了“二战”后纪录，高达37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8%。66

不管怎么说，货币主义者仍然宣称获胜。通货膨胀已经从系统中清除掉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力量得到释放。“里根的这些行动，降低税率，再加上他强调取消管制，释放出了自由市场的根本建设性力量，从1983年至今，它似乎一直在增长。”67弗里德曼乐不可支。但弗里德曼没有提及一个重要的元素：里根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着纳税人的钱。里根削减了针对贫困人口的福利计划，但这和他在国防上激增的开支比起来实在无足轻重。若以定值美元来看，国防预算从1980年的2670亿美元猛增至1988年的3930亿美元。68公共债务从198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增长到1988年年底的占一半强，从9000亿美元涨到了28000亿美元。69

预算失衡靠公共借贷来维持。里根入主白宫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他退休回到圣巴巴拉的牧马场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欠了外国债主们4000亿美元。70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评论说：“除了语言生动之外，里根经济政策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它预算赤字的规模了。”71里根，沐浴在蓬勃发展的经济带来的温暖之下，摆脱了赤字创纪录的麻烦。他打趣地说：“我不担心赤字。它足够大了，能照顾自己啦。”72

在许多凯恩斯主义者看来，里根经济政策就像是变戏法，是政治噱头，表面上打着削减政府规模的哈耶克旗号，实质上是通过激增的国防开支拉动总需求和经济增长。按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所说：“1982～1990年持续的经济繁荣，是靠里根政府以增加支出、降低税收这一明显的凯恩斯主义方式设计出来的，这是财政预算赤字扩张性增长的经典案例。”73

加尔布雷斯表示同意。“（里根）在国家正经历着一场相当不愉快的经济衰退时就任总统，并（执行了）许多强硬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他说，“其结果之一，就是在罗纳德·里根执政的80年代改善了经济。有趣的一点是，这一切是由并不真正理解凯恩斯、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人完成的。这就是不由自主的匿名凯恩斯主义吧。”74

[1]Groucho Marx，美国著名电影演员。——译者注

[2]noblesse oblige，也译为“地位高则责任重”或“身在其位即谋其职”，这里取字面直译。——译者注

[3]Phillips curve，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替代取舍关系的曲线，由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于1958年最先提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