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战线划好了　哈耶克否认经济存在“天然的”秩序，1923～1929年

1924年，哈耶克回到维也纳，继续从事监管奥地利债务的政府工作。米塞斯把哈耶克拉到自己的羽翼之下，开始担任他的导师，甚至帮他在奥地利行业商会找工作。哈耶克开始追求海伦·伯塔玛丽亚·冯·弗里奇（Helen Berta Maria von Fritsch）时，米塞斯还替他出力，邀请两人到自己家共进晚餐。

也是米塞斯，对哈耶克赞美社会主义优点的想法表示了怀疑。1920年，米塞斯写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1922年又写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这两本书扰乱了哈耶克的社会民主主义信仰，让他逐渐意识到：集体主义是一尊伪神。正如哈耶克所说：“社会主义允诺满足我们的愿望，建设一个更理性、更公正的世界。可米塞斯拿出了《社会主义》这本书。我们的希望破灭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寻求改善的方向找错了。”1

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产业（“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故此，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的关键目的（分配稀缺资源）就变得冗余了。他声称：“让我们脱离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使用的每一步，也就是在让我们脱离理性的经济。”2米塞斯的观点后来成为凯恩斯与哈耶克辩论的核心。

米塞斯尝试为哈耶克寻找政府资助的研究岗位时，哈耶克正着手撰写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东西，他提出，美国的廉价信贷导致了资本商品业的繁荣，但他相信，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哈耶克是根据商业周期（他称之为“行业波动”）的性质来做的推断，这成为他对经济理论所做的重大贡献，也成为他与凯恩斯发生遭遇战的战场。要想当上全职的大学讲师，哈耶克必须发表原作的部分内容。为此，他开始整合事实与论据，为货币理论构建重要的贡献。这一点，也将让他与凯恩斯发生冲突。

在美国，哈耶克得出结论，商业周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商业周期中，经济定期在高活性的繁荣时期与企业破产、高失业率的时期之间切换。熟悉了在美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欧洲经济学家尚未接受的实证研究工具（如对工人行为的时间和动作研究，记录工厂和机器的产量等）之后，他希望确立一种机制来深入研究商业周期。哈耶克把想法告诉了米塞斯，米塞斯表示怀疑，甚至有点儿不屑一顾。米塞斯根本不相信经济学也可以当成自然科学一样被研究，他认为，记录商业周期的因素会造成误导，毫无意义。

与此同时，在英国，凯恩斯的脑袋也飞快地转动着。他正准备把在《卫报》上写的文章编撰成一本书。这本书于1923年12月正式出版，此前的几个月，他开始着手写一本新书，探讨货币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就是《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他直率的经济辩论文章大受欢迎，不论是老牌的《泰晤士报》还是民粹主义的《每日邮报》都找他索稿。1923年3月，他担任《国家文艺杂志》（The Nation and Athenaeum）的主编之后，又为该刊的专栏撰写时事文章。

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迎来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凯恩斯把注意力转到了这一领域。他同情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同时也感到愤慨：人们竟然真的认为经济有必要容纳如此庞大的失业群体—到1923年7月，英国共有110万人失业，占总劳动力的11.4%。他开始怀疑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教给他的关键假设：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会进入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随着失业数字持续上升，凯恩斯大力宣扬起自己的观点：政府应当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降低利率。此外，凯恩斯还相信，政府应当责无旁贷地直接聘用工人从事修路等公共工程项目。

英镑的汇率成为经济辩论的核心。早在1920年年底，凯恩斯就提出，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恢复英国经济健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英镑和美元的汇率保持在1:3.60的市场水平（从战前的1:4.86一路滑下来的），因为政府为了给战争筹资，向美国银行借了大笔贷款。他相信，要是1英镑能固定兑换3.60美元，失业率就能维持在6%～7%。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的官员们一心想着恢复英镑的战前汇率，对他的主张视而不见。

1921～1922年，英国经济遭受了高利率、高工资、价格下跌、英镑升值（让出口变得太过昂贵，导致贸易不平衡）和高失业率的同时蹂躏。尽管英国的经济状况大大不妙，1923年7月，英格兰银行为了把英镑的汇率抬得更高些，把银行贷款的利率从3%提到了4%。3凯恩斯怒斥银行行长，称这项举措“从指标来看，最具误导作用……英格兰银行受一套狭隘且过时的教条影响，犯下了弥天大错”。4

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在剑桥的自由暑期学院（Liberal Summer School）发出警告，资本主义本身正处于危险之中，非得政府或者英格兰银行插手管理经济不可。同年12月，他在威斯敏斯特的全国自由俱乐部（National Liberal Club）发表致辞，火力全开地批评了政府依赖自由市场观点解决经济问题的做法。

“显而易见，一个全靠自己的个人主义社会无法妥善运作，甚至无法在尚可忍受的层面上运作，”他宣称，“时局越艰难，放任的制度运转就越糟糕。”同月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以典型的凯恩斯式大胆讥讽做派，“谦卑地献给英格兰银行行长和理事会。”凯恩斯认为，挽救处在危险经济状况下的不列颠，英格兰银行完全力所能及。无须重新订立新法，只要降低利息，发行债券，它就能管理好英国经济和商业周期。他再一次对无所作为发出了严厉警告。“我预言，除非（银行行长）及时投奔智慧的怀抱，不然，他们所依附的制度会病入膏肓，并被他们恨之入骨又抵挡不了的事情彻底压垮。相比起来，他们现在只要提供温和而有限度的措施就能逃过一劫。”5

事实证明，哈耶克在美国的1924年，是凯恩斯反对自由市场运作论点飞快发展的关键一年。1月，拉姆齐·麦克唐纳把下议院的多数派保守党赶下了台，当上了英国第一任工党首相，但它是一个少数派的政府。1924年4月，《国家》杂志刊出一封信，号召政府启动一项以纳税人资助的公共项目，把国家带回正常的运行轨道。该提案是前自由党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耍的把戏，他想让自己所在的政党显得比工党更保护劳动阶层。在工会的支持下，工党大有永久取代自由党在下议院席位、成为保守党对手的势头。次月，凯恩斯加入论战，拿出一篇名为“失业需要大力补救吗”（Does Unemployment Need a Drastic Remedy？）的文章。在他看来，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我们必须求助于繁荣需要积累这一原则。6我们停滞不前太久了。我们需要冲动、震撼和提速。”凯恩斯主张。他认为，“治愈失业的终极举措”是，拿出1亿英镑来，用在公共住房、兴建道路、改善电网方面。他说，刺激经济能恢复企业的信心。“让我们大胆地尝试这一思路吧，”他写道，“哪怕有些项目最终会失败，这很有可能。”7

凯恩斯对纳税人的钱毫不在乎的态度，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连工党大臣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也不例外。斯诺登对如何管理经济的认识，比大多数保守党人更保守。“身为财政大臣，把公共开支提案呈交下议院不是我的工作，”他对议员们说，“据我所知，财政大臣的任务是抵挡同事们提出的各种公共开支要求，实在抵挡不了，也要把它们限制在最低程度。”8但凯恩斯立场坚定地认为，公共开支必不可少，浪费一点是“小恶”。“依靠住宅投资，哪怕它推行得不那么明智，哪怕它一掷千金，”他写道，“国家至少会有所改善。即便是构思最糟糕、用度最奢侈的住房计划，最终也能给我们留下一些房子。”9

凯恩斯写给《国家》杂志的第二篇文章，回到了他起初的激进主题。“在考虑如何刺激国内投资的时候，”他写道，“请允许我呈上自己的异端邪说—哪怕它真的是异端邪说。我主张依靠国家，我抛弃自由放任……私营企业不受限制，又得不到扶持，这是注定要让公众受苦的。私营企业早已不再处于不受限制的状态；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它都受到限制，受到威胁……既然私营企业并非全然不受限制，那么我们就不能让它们完全得不到扶持。”10

对主题做了预热之后，凯恩斯准备好迈出他谨慎克制的思想革命的下一步了：他认为，自由放任是虚假的、不合逻辑的，而且早就时过境迁了。在牛津大学的悉尼球纪念讲座（Sidney Ball Memorial Lecture）上，他提出了这一论点，题为“自由放任的终结”。两年之后，他又带着它到了柏林大学，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它对德国人（以及像哈耶克那样说德语的奥地利人）的好处。凯恩斯展现出了彻底的布鲁姆斯伯里风范：聪明，雄辩，讽刺，激进，颠覆旧秩序。他从思想上引领了一场对自由放任的攻击，远远地跳出了经济理论的局限，进而提出了如何确保个人享受最大幸福的观点。那时候，理解这一观点的人比今天还要少得多。

凯恩斯的演讲内容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一直谈到当下，一举囊括了所有认为自由放任值得尊重、理当如此、公正合理、实属必然的人。他称赞“经济学家”解决了“保守的个人主义者”[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11大卫·休谟（David Hume），12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3和“民主的平等主义者”[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4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15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6的矛盾主张。他辩称，“靠着自然规律的运作，受自由教化的个人追求自利，总是倾向于促进整体利益的。”17或者，简单地说，公共利益就是所有个人私利的总和。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的反社会人物比泽尔表达过同样的看法：“我猜你知道，整个社会制度就是一个个人自利的问题。你必须始终对着人的自利去呼吁。”18在凯恩斯看来，依靠自利的结果是政治的终结，因为“政治哲学家可以退休，把位置让给商人，因为后者靠着追求利润，就能达成哲学家的至善境界”。

凯恩斯还把达尔文19放入这些思想家的行列，因为有些人已经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延伸来解释经济行为了。凯恩斯写道，尽管经济学家们认为，自由竞争塑造了伦敦，“达尔文主义者却进一步提出—自由竞争塑造了人。”有人说，自由市场为各种矛盾的主张提供了一条公平的解决途径，凯恩斯则解释说：“说人的经济活动具备‘自然而然的自由’，这不对。并没有什么条约将永久的权利授予了那些拥有或得到了此一自由的人。世界并非总是自上操控，让个人与社会利益保持恒久的一致。两者利益在实践中的不谋而合，也并非总是靠着对下的管理。经济学原理推导不出这样的结论：开明的自我利益总是依照公共利益行事。说个人利益整体上开明有见识更加不对；更多时候，个人单独行事想实现自己的目的，却傲慢或渺小得根本连这也办不到。经验并不曾表明，个体构成社会单位就一定会比单独行动时欠缺清晰眼光。”20

为免遭人批评自己是深藏不露的社会主义者，凯恩斯还抽空驳斥了保护主义和马克思式社会主义，这是反对自由市场的两大政治传统。21后来，他又批评国家社会主义，“倘若有一套方案，建立在对100多年前某人学说的误解之上，又旨在解决50年前的问题，（国家社会主义）不比这套方案的残渣余孽好多少。”22凯恩斯煞费苦心地解释，他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某些社会主义者不一样，他从不主张让国家取代私营企业。“对政府来说，”他写道，“重要的不在于去做那些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或更差姑且不论，而是要去做那些眼下完全没人做的事情。”23

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坚称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是没“出柜”的社会主义者，有一点很值得强调：连哈耶克都曾短暂支持过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却从来不曾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者，从没跟社会主义（哪怕是社会主义的英国改良版—费边主义）眉来眼去过。凯恩斯是坚定的自由党人，为了生存，跟工党的社会主义者奋力作战。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甚至在两派的原教旨主义之间，存在着一条“中间道路”。诚然，有一派会说他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想要复兴一套失败的体制；另一派则会说他是狡猾的社会主义者。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唤起了保守派与自由派那么多观点的碰撞，有一个原因乏人提及：人们经常放肆滥用政治术语，把争论的浑水搅得愈发看不见底。对有些人来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界线存在于统治形式；对另一些人来说，分界线则在于愚人善事一类的社会行为，甚至在于代议制民主。凯恩斯在悉尼球纪念讲座上指出，“在我看来，明智管理之下的资本主义，比眼下任何其他的社会制度都能更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但他同时也承认，“它本身（资本主义）有很多极端讨厌的地方。”他写信给英格兰银行董事查尔斯·阿迪斯爵士（Sir Charles Addis）说：“我力求改善社会机制，不是要推翻它。”24

从这个角度来说，凯恩斯的讲演杀掉了自由放任主义的恶龙，可他又还没能找到一套能取而代之的理论结构。在精彩纷呈的指斥过后，他的结论倒像是把想法大声说出来罢了。他的另类想法既不革命，也不惊人。他提出了初步建议，诸如大学和英格兰银行等非国有机构能提供更有效、更公平的结果，应该做得更多。在读过悉尼球讲演文稿的奥地利学派成员们看来，凯恩斯玷污了他们的指导原则，即自由市场是良性的，所有试图驯服它的人，不是居心险恶，就是在做无用功，甚至两者皆然。

虽说对一部分政府人士来说，凯恩斯就是一只嗡嗡作响的飞蝇，但各国部长们还是争着向他讨教。有一段时间，政府为英镑是否应按战前的4.86美元水平跟金价挂钩一事征求意见（即“金本位”），凯恩斯属于极少数主张英镑完全不应该跟金价挂钩。之后，等他发现这个观点找不到支持者时，又转而建议应该按4.44美元的现行浮动价挂钩。简而言之，在这场争论中，凯恩斯左躲右闪，力求找到折中之道，最大限度地降低英镑固定价值给应急带来的损害。他预测，英镑恢复战前价值，会造成巨大的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大大降低煤工等关键行业工人的薪资和生活水平，其产品按新价格将不再具有国际竞争力。

1924年10月的大选中，保守党了结了麦克唐纳短命的工党政府。1925年2月，保守党的新财政大臣、前自由党人温斯顿·丘吉尔，向财政部的金融总长奥托·尼迈耶（Otto Niemeyer）写了一封刺人的便签。特立独行的丘吉尔一贯不受传统观点束缚，又在《国家》杂志上读过凯恩斯反对英镑回归战前币值的观点，他相信，英镑若是挂钩在4.86美元，会进一步增加失业率—这时失业人口已过百万。凯恩斯说，由于矿工联合会等工会力量强大，英国不大可能下调10%～12%的工资来配合英镑升值，面对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工资会“持平”，或缓慢下调，减薪不容易。

“以我之见，凯恩斯先生口中‘稀缺中的失业悖论’，财政部从未意识到它的深远意义，”丘吉尔对尼迈耶写道，“英国具备全世界最优秀的信贷，同时又有125万人失业的奇观，（英格兰银行的行长）竟然心满意足。”25次月，丘吉尔邀请凯恩斯和金融世界的其他顶尖人物到自己位于唐宁街11号的官邸参加晚宴。凯恩斯和战时自由党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认为，减少矿工10%的工资，必然会造成更长时间的罢工，重点行业的收缩（活动放缓）也将接踵而至。三天后，在走正统路线的同事们持续施压之下，丘吉尔放弃了对财政部观点的本能反对，同意英镑按战前水平与金价挂钩，即“金本位”。

丘吉尔的决定促使凯恩斯为《国家》写了一系列文章，其后又收录在一本畅销书里，名叫《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Churchill），正好呼应此前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凯恩斯认为，将英镑的价值定在比浮动（或市场）利率高10%的水平上，等于是“一项强行让每个人每英镑工资缩水两先令（10%）的政策”。26由于没有机制保证此项举措能针对全体工人施行，议价能力弱或者所属行会怯懦的工人将受伤最甚。雇主和政府会“陷入一场轮流和每个群体单独作战的斗争，无法保证结果公平，强势群体无所得，弱势群体却有所失”。27

凯恩斯认为，提高汇率是一种强行实施通货紧缩（物价下降）的残忍手段。“通货紧缩不会‘自动’降低工资，”他写道，“它只会通过失业的方式让工资下降。完全抑制高物价，是在扼杀繁荣的苗子。出于信仰而用其加剧萧条，实乃灾难。”28凯恩斯坚定地支持矿工，他写道，矿工“被迫要在饥饿和屈服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屈服的果实则累积成其他阶级的利益……站在社会正义的立场上，没有任何理由应该削减矿工的工资。他们是经济巨头手下的受害者”。29他警告说，丘吉尔的决定会点燃工人之间的革命热情。

凯恩斯预测，为避免英镑保持战前币值这一决策带来的灾难性社会后果，政府只能求助于借贷来脱身。没过多久，他的话成真了。6月，矿主向矿工工会发出最后通牒，要后者接受减薪，不然就叫他们好看。工会威胁要举行全国罢工。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仓猝向矿主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贷款，继续按不具竞争力的旧利率给矿工付薪水，也不肯面对整个行业的乱局。

没过多久，事态就明确了：回归金本位制度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当今的经济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个灾难性决定。有史以来第一次，一连串的突发事件把资本主义带到毁灭的边缘：1926年，英国出现首次全国性大罢工；1929年6月，保守党大选失利，工党重新掌权，并成为众议院最大党派；1929年10月，美国股灾重创全球金融；金融危机促使英国在1931年8月成立紧急联合政府；随后一个月，英镑恢复金本位制仅仅6年，就无奈脱钩了。

1926年，米塞斯获得并接受了一笔洛克菲勒奖金出访美国。在繁忙日程的间隙中，他探讨了美国对经济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法。这种方法，哈耶克曾为之深深着迷。回到维也纳时，他认定，只要谨慎地检验、有选择地应用这一方法，就值得对商业周期，即经济繁荣（经济发展迅速的时期）与经济衰退（经济活动收缩的时期）这对此起彼落的现象加以定量研究。米塞斯着手为全新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学会（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筹措资金，主任的人选他早就心有所属，此人便是哈耶克。1927年1月1日，新机构开始运作，哈耶克任领导。

哈耶克上任新职，头一件事就是写信给凯恩斯，求一本埃奇沃思的《数理心理学原理》。哈耶克找凯恩斯索书之举，乍看似乎是无心的请求，实际上却应该是吸引凯恩斯注意的蓄意尝试，它是出于敬重而非冒犯的莽撞行为。凯恩斯在明信片上做了一段简短的回复，尽管是亲手所写，也难免叫人略感失望。凯恩斯的回答（“很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数理心理学原理》”）里暗含的讥讽之意，并不是想吓唬哈耶克，只不过，从这个回复来看，凯恩斯显然并不清楚哈耶克是何方神圣。哈耶克靠着《和平的经济后果》很好地认识了凯恩斯，他当然也读过甚至近乎全盘赞同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否读过凯恩斯对自由市场的批评倒不太清楚，因为凯恩斯的悉尼球纪念讲座直接违背了前两者的核心信念。凯恩斯反复呼吁英国政府降低利率，投资公共项目，也直接有违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张，但这些文稿发表在英国的出版物上，难得传到维也纳。

哈耶克以米塞斯的研究为基础，开始论述货币、价格和失业之间的关系。他翻阅了美联储的文献，30注意到美联储有些人希望消除商业周期中屡屡出现的繁荣和萧条。他得出结论，想把商业周期的疯狂波动限制在较小范围或许做得到，但让美国彻底摆脱商业周期的目标，却太吃力不讨好了。

为保持物价稳定，美联储的长官们提高利率，出售政府债券，这些都是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里提到过的补救措施。但哈耶克认为，他们采取行动所凭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种不顶用的工具，因为它不足以揭示个别商品的价格波动。故此，整体利率调整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础并不恰当。他发现，根据这种泛泛而论且不准确的指数来制定利率和货币政策，很可能恶化了美联储本来想要解决的问题。他总结说：“消费价格总水平指数不能带来任何商业周期的相关信息，更重要的是，它不可能在合适的时候做到这一点。”31

凯恩斯主张，在经济周期的底部，需求长期短缺会导致经济活动放缓，从而带来不必要的失业。他认为，没有私营企业能保证足够的需求，政府应当通过公共项目的方式来提供需求。（他还就为什么要这么做，展开了一番理性的解释。）然而，米塞斯扩展了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32提出的理论，对商业周期做出了不同的阐释。他争辩说，要是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它就干预了个人储蓄与资本货物（用于制造产品的机械）投资之间的自然平衡。用更少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资本货物，真正的储蓄水平无以维持，从而导致失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央行碰到了两难困境：要么继续降低利率，提供更多的投资，这会让更多的钱进入系统，追逐过少的商品；要么提高利率，导致投资放缓进而停顿，如此的衰退比最初央行降息力图避免的局面更加糟糕。

哈耶克检验了廉价资金用于投资资本货物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进一步深化了米塞斯的分析。他认为，蓄意降低利率，为储蓄不足以维持的投资提供资金，人为延长了“生产周期”（生产商品所需的时长）。事实上，生产周期过长，逼得人们不得不放弃大量资本货物，尤其是“高阶货物”（goods of a higher order，用于制造商品的机械，有别于消费者会购买的商品）的发展，因为等到它们完成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需求（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了。举例来说，当冰激凌需求暴跌时，一家生产商用冰箱冰盘的工厂恐怕就破产了。

根据哈耶克的看法，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干预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他和奥地利学派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市场，包括货币市场，都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制造商的商品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哈耶克认为，价格机制走向均衡的趋势，任何人为改变价格的尝试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在他看来，篡改价格只是在对朝向均衡的转变症状修修补补。人为地降低利率或借贷的价格，无非会带来物价上涨，而人为提高利率，则意味着鼓励商业活动的收缩（衰退）。

这些想法的背后是维克塞尔建立在“自然利率”差异上的假设：个人储蓄等于投资，“市场利率”或信贷的价格，由银行来固定。奥地利学派认为，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差额造成了商业周期。对央行行长而言，问题在于不可能精确判断自然利率是多少，所以，他们必然会把市场利率设定在不恰当的水平上。这就导致了商业周期里的繁荣和萧条。哈耶克相信，只要能维持真正的自然利率，经济体中的货币就能变为“中性”，在这些环境中，商业周期的波动就来自其他因素的变化，如新产品的发展或新的发明发现。

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战线就此划下。凯恩斯认为，采取行动改善生活（尤其是失业人士的生活），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哈耶克认为，由于自然的力量不可抗衡，政府的强力干预徒劳无功。凯恩斯拒绝坚守自由市场，认为把达尔文主义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并不适当，更好地理解经济运作，能让负责任的政府做出决策，消除商业周期触底带来的惨烈后果。哈耶克最终得出的结论则是，人很难发现，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现有关经济具体如何运作的知识，基于此类证据制定经济政策的尝试，就像是理发员做外科手术，很可能弊大于利。

凯恩斯认为，人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而哈耶克则有些不情不愿地认为，人只能服从自然规律，命中注定只能受经济自然规律的支配。故此，两人逐渐又对生活和政府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凯恩斯持乐观主义态度：如果掌权者做出正确决策，生活不必那么艰难；哈耶克则认同一种悲观主义态度：人类活动受着严格的限制，不管用心多么良苦，试图改变自然规律的做法，都必定会招来最意想不到的后果。

随着世界走向波澜壮阔的1929年，两人正逐渐打磨着彼此对立的观点。那时候，很少有人理解凯恩斯超前的想象力，反对意见则大多阐述不清。不认同他设想的人，对他提不出知性上的挑战，只是一味坚持正统，躲在体制惯性背后。哈耶克基本上在现有概念下搞研究，他提炼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贡献，除了维也纳的小圈子几乎没人注意。就像伊索寓言兔子和乌龟赛跑的故事一样，充满活力的凯恩斯一开场就冲了出去，哈耶克则留在了起跑线上。

1929年10月的美国股灾改变了一切。世界卷入了金融风暴，统治者要求有人对眼下的情况做出解释，尽快找到脱困的道路。享乐主义的咆哮20年代（Roaring Twenties）陷入低潮，一个跟头栽进了持续10年之久的大萧条。世界来到了破产的边缘，大规模失业和赤贫的双重苦难似乎永无尽头。在绝望可怕的新氛围下，乐观主义的凯恩斯轻而易举地提供了一条摆脱泥潭的明确新路；悲观者哈耶克，却想要给出一个理由，说明修复系统的一切努力毫无意义。

凯恩斯发现，他的想法大受欢迎，在一片消沉中带来了一线希望的光明。哈耶克很快会发现，他严峻的估计，不管再准确，也找不到多少支持者，因为他带来的是一条惨痛消息，给无所作为找了借口。凯恩斯革命的目的是，在独裁者时代的不确定和恐怖中愤而崛起，再合乎逻辑的悲观主义，也停不下正想方设法爬出经济泥潭的政客们的喧闹之声。很快，随着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近距离角力，两人之间明显的知性差距就越拉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