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商人——绅商阶层

由于令清朝统治者创巨痛深的鸦片战争是封建王朝一向漠视的对外贸易引起的，于是外贸被夸大地与国家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迫使人们去重新估价商业的作用。从19世纪60年代起，先后有王韬、容闳、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虬、何启、胡礼垣等人不断鼓吹新的社会价值观。他们稍许有点夸张地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仅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有另外一种战争，即“商战”。郑观应在他的名作《盛世危言》里发出了“商战”的呼声，中国的工商业者自此开始，第一次堂而皇之以“富国”理想的担当者步入历史，一向重农抑商的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社会集团——绅商阶层。

从本质上看，绅商阶层是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体。它的社会基础极为广泛，其中既有先具备功名地位再从事工商业的，也有先具有商人或买办身份又厕身官僚行列的。前一类人的代表有孙家鼐（咸丰己未科状元，1859年）、陆润庠（同治甲子科状元，1864年）和张謇（光绪甲子科状元，1894年），这些曾获传统社会最高科举功名的士大夫从事一向被目为“贱业”的工商业，是社会风气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后一类人的代表有胡雪岩、盛宣怀等人。胡雪岩最初是银号商人，后来因为帮助官军剿太平军有功被授官职，人称“红顶商人”。盛宣怀的事业则更显得轰轰烈烈，他先后帮助李鸿章、张之洞“佐理”洋务，其势力遍及轮船、电力、纺织、冶炼及银行业务，后来获得实授邮传部尚书等高级官衔。这个阶层在形成过程中具有无限层次的过渡形态，亦官亦商，在政界与实业界双栖既是这个阶层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们与传统商人的最大区别所在。纯粹的民间资本在当时的中国获得发展的空间很小。洋务运动最初的十年，李鸿章基本上不许民间资本介入，直到19世纪70年代，因为官办企业贪污腐败盛行，亏损严重，资金难以为继，才开始以“官督商办”形式出现，而“官督商办”这种模式最后的结果是商人出钱，官僚贪污，企业效益奇差，商人们最后将这种形式弃若敝履，然后才有“官商合办”这种形式出现。而洋务派的另一巨擘张之洞则自始至终都对民间资本严加拒斥。

这种状况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力极大地削弱，原来一些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不是日益萎缩，就是转向商办。而这一时期新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商办。由于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不能操纵经济，也就不能任意破坏经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自由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