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代商人——民族资产阶级

北洋军阀时期，由于政治控制力的削弱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还联合成一股不容轻视的社会力量，他们对地方的治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据统计，1912年全国共有华商商会794个，而1919年5月刊行的统计则表明全国华商商会实存数已增至1,238个，其中总商会55个。1922年，各地银行公会会员101家，他们互通声气，彼此呼应，经常采取协调行动，既活跃于政治舞台，也活跃于经济舞台。1920年以上海的上层资本家为核心成立了全国工商协会，虞洽卿任会长。这个协会就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全国工商界利益而同军阀政府打交道、搞合法斗争而设立的。这一协会成立伊始，就向军阀政府提出了一连串的要求，诸如改良税制、颁布一系列工商法规、提倡交通和银行业的发展，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等等。对于连年的军阀战争，各地资产阶级团体进行了持续的谴责和斗争。认为军阀统治“就法律而言，无合法政府；就实际而言，无统一政府”。权力系统的频繁更迭，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几乎消耗殆尽；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成长，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日益上升。

尽管经济自由放任对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有利，但相比之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护的愿望更为强烈。1927年，当大革命的风暴一起，资产阶级欣然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他们幻想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做他们的保护神，实现他们无法实现的政治经济目标。上海工商界为扶植蒋介石主动提供了1000万元的巨款，资产阶级的慷慨无意中为蒋介石指出了一座富有的“金矿”，初创的南京政府开支大得吓人，平均每个月需要2000万元才能维持政治与军事开支，筹款成了政权存续的性命攸关之事。资产阶级尝到了苦果，不愿意向政府捐款、认购公债的商人和企业家遭到通缉、逮捕、查封财产，最后不得不乖乖如数照付。据一项保守的估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中，上海各界向政府提的钱款达1亿多元。当然，资产阶级也得到了回报，平息工潮的要求在“四•一二政变”后首先得到兑现，曾经极度紊乱的度量衡在工商部颁布《度量衡标准方案》出台后渐趋统一，关税自主部分实现，厘金的废除使商品流通的条件大大改善。

然而，以后的事实说明，让资产阶级参政只是装点门面的话，实质上政府的重大决策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的发言权。上海总商会由于争取政治自由过分积极，成为南京政府的眼中钉。1929年3月，一场解散商会的闹剧开锣上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导演，商民协会和全国救国会扮演主角，一批打手袭击商会，随后是政府装模作样的调查，调查过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比较驯服的上海市商会，取代了总商会，这个总商会不再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强有力发言机构，而沦为一般的经济事务机构，资产阶级取得政治发言权的机会更加渺茫。

急于使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孙中山先生，从来就没有对私人资本寄予什么希望。他一方面认为中国没有什么真正的富人，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另一方面，他担心私人资本发达膨胀，会造成贫富严重不均，引起社会革命。基于这种思想，他主张实业应该这样发展：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部门通通由国家掌握，如银行、铁路、航运、煤铁、水力、矿产、石油等等。剩下那些不太重要、分散且难以垄断的部门，才可以交给私人去经营。这样私人资本才不至于操纵国民生计。孙中山先生将上述原则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原则：“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国家将负起引导经济现代化的重任。

以三民主义为治国纲领的南京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能不受孙中山这些思想的影响。然而他们面对的局面却让人寒心，与国防建设最密切的重工业，可以说毫无基础，国营工业主要是前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留下来的破烂摊子，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民间工业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而且上述工业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极易受到敌人袭击。要在短期内改变这一局面，惟有依靠国家力量，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投资，才有望建立符合国家需要的重工业基地。1932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发起并参与此事的是一批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的专家学者，这批人大多本来无意从政，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激发了他们的使命感，他们决定出来帮助蒋介石共渡难关。国防设计委员会主要从事国防现状、潜力和资源现状的调查。当这些调查完成以后，这个委员会于1935年改组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从事国防资源的调查、开发与动员，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资源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笃信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理论，认定这是使中国脱离贫困，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惟一途径。一个“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很快拟订出来，计划总投资为27120万元，从1936年4月起，陆续筹建冶金、燃料、机械、电器、化工等30余家厂矿，预期五年后可使国防所必需的主要物资得以自给。为加快建设步伐，这一计划的产生是建立在有外援的基础上，“尽量利用外资，尽量利用外国技术”是资源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应该说，资源委员会从事国防工业开发这一战略意图值得肯定，它按计划购置的机器，招募培训的人员为以后大后方的工业建设作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它选择的“发达国家资本”之路，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南京政府通过发国债的方法，大大加强了国家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在国家资本逐渐建立的过程中，经济统制政策还使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逐渐向国家资本、权贵资本倾斜。政府向民间资本承担了贷款的责任，但国家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条件却非常严格。有贷款资格的企业仅限7种：电力、机械、化学、纺织、农产品加工、采矿和冶炼，并且资本须在20万元以上。附加条件是，向四联总处借款时，四联总处派稽核人员对企业进行监督。这样一来，通过四联总处的工业贷款的大部分都落入了国有企业和官僚资本控制的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大大缩小，再后来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民间资本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