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的延续性与统一性

中国社会因两项独特之处而显得十分特别：延续性与统一性。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稳定性。今天，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国家的“汉人”，这个名称取自两千多年前的汉朝。

这不是说，中国从来就被一个中央政府所统治。恰恰相反，根据不同的估计，在中国历史上，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不止一个政府存在。令人惊异的是，除了少数异族政府，几乎每个政府都宣称自己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表示希望独立,而且全都致力于统一中国,逐鹿中原，改朝换代。学者们常常试图通过比较中国和欧洲来理解政权更替的内在动力，因为中国和欧洲规模相当，且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主导性的文明力量。欧洲至今依然分裂。因而，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首先面对的第一个宏观社会学问题就是，中国社会为什么敢于期望统一，又是如何实现统一的。

中国的延续性和统一性尚未被充分解释，这也超过了本研究的范围。但是，我的确想对这个问题作一个简单的分析。我认为，或许中国的延续和统一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结构合理的、知识化的科层制政府，辅之以科举制；一个世俗的、实践理性的意识形态；以史为教，重视历史如同（西方社会）重视宗教一样。

表2-1列出了中国朝代顺序。公元前4000年出现了“中国人互动区域”，大量中国人农业社区广布在今日中国这片土地上。公元前3000年，存在着结构庞大的中国人部落。夏商周两千多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众多的中国人小国(即所谓黄帝和夏禹时的“万国”，商汤时的“三千国”，和周武王时的“八百国”)。

夏朝（公元前2070-前1600年）鼎盛时期的领土大致相当于今日中国的两、三个省。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第一次宣布了某种普遍的王权或天命权威。在其鼎盛时期，商文化所遍布的地区面积至少相当于今天的十五个省，但没有直接有效的政治控制。到了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中央控制囊括了全部北中国，几乎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个省。这三个朝代推动了文化发展，诞生于那时的书面语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周朝基本上是封建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 –前221年），铁器逐渐代替了木石工具，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并增强了武器的杀伤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结束了封建土地制度，而先进的武器使得封建政治制度过时了。在五百多年内战中，中国先是分裂成几十个小国，然后演变出战国七雄。七国有各自的货币、度量衡、经济政治制度，老百姓口语不相通，书面语也开始分化。这时，很难说中国能否再次统一，抑或就此维持多国独立并存。

秦王扫六合，在他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统天下，这是个难以想象的军事奇迹。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修驰道，修筑北向长城。在技术上、文化上、经济上秦与六国比都不占绝对优势，秦怎么能灭六国呢？秦国的胜利源于两个要素：土地私有制和郡县制。战国时代，遵照法家的建议，土地私有制和郡县制逐渐在七国流行，但秦较六国更彻底地贯彻了这两种制度，这成为导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的主要的制度因素。土地私有制取代封建土地分封制，郡县制取代封建诸侯分封制。这两项伟大的改革为秦带来了七国中最高的岁入和最强大的军队。在其鼎盛时期，秦军带甲百万。

郡县制能够有效统治一个基于土地私有制的大统一国家。统一后，秦将中国分成四十个郡（而非三十六个）；土地面积大致相当于除西藏和新疆以外的今日中国（见中国地图）。到了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科层制的政府机构已经成熟。郡县制确立了中央集权在中国社会的永久地位。秦始皇之后的两千多年，主要的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土地私有制加上省县制，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管理和控制整个社会。

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极大巩固了中国的统一和延续。汉朝收入了新疆（见中国地图）。更重要的是，汉朝确立了统治其后两千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使中国先于欧洲两千年完成政教分离。世俗化和实践理性赋予中国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的灵活性，使中国比其他文明更容易地实现延续和统一。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儒家。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灭亡了。秦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朝代，只维持了十三年。秦是如此富裕和强大，秦的迅速灭亡遗留给汉代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以后，汉持续了四百多年。汉朝统治方式的一大变化，就是废除百家，独尊儒术。

秦朝的意识形态是法家(Fu, 1996)。法家提倡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家的著名观点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家提倡土地私有制和郡县制，反对并摧毁了封建制。他们承认甚至提倡个人主义和追求个人利益。法家提倡公平，赏罚分明。是法家辅助秦统一了中国。法家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法治因为性恶而成为必需。法家尽管有效，但作为一个大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法家有些狭隘。汉朝统治阶级意识到，如果官方意识形态认为人性本恶，在此基础上要求人民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就十分困难。

儒家（Brooks and Brooks, 1998; Yao, 2000）则正相反，鼓吹尊卑有序，维护封建制度。儒家以“性善”为理论基础，核心是“仁”，特别是统治者要对被统治者有仁爱之心。它宣扬道德和教化，劳心者治劳力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上行而下效之，就能国家昌盛，天下归一。儒家反对个人主义和追求个人利益。显然，在550年之久的春秋战国时期没人需要儒家学说。由于战争连绵，法家和军事战略家成为当然的权威。但是，在秦汉大一统之后，除了鼓吹封建制这个错误，儒家学说成为统治这个新国家的最佳官方意识形态。

尽管汉朝选择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中国精英根本没有抛弃法家。在其后的两千年里，中国精英阳儒阴法。学者们以为，儒、法、道、释作为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在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体现。但是，以儒家为核心，对保证中国的延续和统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直笔浩浩青史，对保证和维护中国社会的统一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汉代确立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太史令司马迁抛弃了神权，果断地建立了历史的权威。从来就没有上帝救世主，也不语怪力乱神，公共权威的意识形态必须以人为本、以史为鉴。基于历史，司马迁展示了政府的目的不是理想的天国，而是理想的人世。《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之后，《史记》成为中国正史的典范。延续《史记》的伟大传统和体例，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之后，撰前朝史，隔代修史，共计有二十六史。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2003年夏天，中国中央政府宣布，将投入巨资，延请数百位名流学者，重修清史。

《左传》总结了著名的三不朽。作为中国精英，有三条人生道路可以在世界历史上永垂不朽，而不必去做上帝或圣徒。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取决于他对国家的延续与统一的贡献。第一是立功，文治武功。第二是立德，德高望重。第三是立言，传世之作。按照三不朽的标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所有人，从王公贵胄到黎民百姓，建立了历史评价的标准，延续至今。

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上是重复和循环。中国社会是一个土地私有制、中央集权的省县制、以儒家为中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以史为教的结合体。如果一个王朝无法实现这些基本的社会体制，群雄并起、改朝换代则最终不可避免。中国作为一个大统一的国家成功地得以延续。

在朝代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开国之初与王朝末世存在着根本差异。新朝新政，均田薄赋；开国皇帝，励精图治；朝廷清廉，民气可用，万象更新；江山社稷，固若金汤。或迟或早，王朝衰败；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贪官污吏，如狼似虎；文官爱钱，武官怕死；水旱蝗灾，连绵不断；黎民百姓，揭竿而起；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天命顿失，大势已去。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真命天子，文韬武略，一统天下。

汉以后的朝代更替大体遵循这同一个模式。唐朝（618-906年）和宋朝（960-1279）完善了汉朝诞生的科举制度。元朝（1279-1368年）收入西藏。明朝（1368-1644年）舰队，三万水师，六次环游世界(Menzies, 2003)。清朝（1644-1912年）总结和实践前朝的统治经验，将中国的人口从一亿发展到四亿。

十九世纪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一下子从中心滑到世界体系的边缘。清朝土崩瓦解后，中华民国（1912-1949年）试图把中国社会推向前进，但是失败了。1949年，振兴中国的重任遂落到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