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社会分层 1959－1979
这二十年里，尽管国内外风云变幻，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动。为数很少的领导干部居于分层的顶端，干部阶级囊括所有精英。其下是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人。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在社会的下层。
这种社会分层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工资级别，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而新出现的基于正式级别和工资以外的配给制此时对于中国人更为重要。操纵和享受这些特殊待遇使一些干部变成了新的权贵。[3]许多干部出身于革命前的上层阶级，另一些干部则出身于革命前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大城市居民子弟一般可以上较好的学校；高级领导干部可以得到一些特殊供应。住房在中国一向紧张，大城市尤其如此，中高级干部可以分配到较大的住房。另外，耐用消费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食品如食油、肉、蛋在改革前的中国都较稀缺，干部、工人、城市居民比农民得到更多的配给（Bian, 2002, 93）。
在这二十年里，国有工人待遇较高，与农民比是工人贵族。城市大集体工人集中在轻工业，例如制衣、制鞋、餐饮和零售行业。国企工人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大型工厂，其工资和福利稍高于大集体工人，其生活水平总体低于干部，但和干部一样，享受终身就业、免费医疗、以及近乎免费的住房。在一个短缺经济里，国有工人和干部一样领取所有的票证。由于城市教育发展远远快于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受过中学教育。城市工业化的放慢和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使得成为国企工人越来越难。国企工人是八级工资制，但在1959年到1979年期间，工人很少提级，只有很少的工人可能从二级工升到三级工或三级工以上。
关于社队企业农民工这个阶层，图4-3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中国统计年鉴不统计1978年之前的社队企业农民工。1949年以前，总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从事手工业谋生。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号召农村地区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水泥、小农机（不少是县办企业）。在大跃进的高峰期，在这些农村企业里的从业人员（不固定）接近三千万。大跃进之后，由于企业自生自灭，使这个数字一下子跌到一千万。后来人数逐步回升，社队企业农民工的数量保持在两千万上下，直到1978年。
在这二十年里，合作化把农民都变成了公社社员。一方面，由于消灭了军阀、土匪、恶霸和地主，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政府在农业战线大力投资，特别是水利、灌溉、化肥和农机。文革期间，诞生了一个非常廉价而有效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赤脚医生”为基础。这些农民医生只受过最基本的医疗训练，中西医结合，为农民服务。农村学校也一样，主要由“赤脚教师”（民办教师）教学。农民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以前不到四十岁上升到七十年代的六十多岁。
同时，农民仍然是受教育最少、最没有权力和最贫穷的社会阶级。中国低就业的、国家推行的工业化,以剥夺农民阶级的剩余产品为基础（剪刀差）；农民为中国工业化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使得农民与城里人比越来越穷，第七章将讨论户口。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
2．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9。
注： 1．1966到1970年的数据为估算结果。
2．1958到1977年，农民工的数量在二千万上下。但是，中国所有的统计仅从1978年开始统计农民工。
尽管人们公认户口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很难大幅度提高中国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积极作用。人民公社成功地组织了合作医疗，使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并向农民子弟提供了基础教育；而户口制度则有效地防止了城市贫民窟的出现。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层成为主要美国社会学杂志的一个流行课题。周雪光（Zhou, 1996）讨论了在中国城市地区受过大学教育对于成为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多么重要。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成为专业人员的比例更高。1949到1965年之间，高中学历与当工人之间呈显著的负面的关系；而在1980到1993年之间，两者则呈显正向关系。周雪光(Zhou, 1998) 还发现，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贯穿始终。在文革期间，由于高校招生人数剧减，对所有社会阶级的子弟都非常不利。在文革前和文革后，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会影响孩子的高中录取，而在文革期间这个因素基本不起作用，如果不是起负面作用的话。这种情况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同样普遍，尽管农村缺师少校。[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