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
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地位令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困惑不已。有多少干部是党员？多少党员是干部？哪些干部从来不是党员？哪些干部从来都是党员？党员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化？干部中党员比例有没有变化？某些岗位需要党员与否有没有变化？党员身份对于提拔有何作用？是不是干部级别越高，党员比例也越高？“领导干部”都是党员么？
1958年以来，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一直维持在大约40%（图3-11、4-11、5-11、6-11）。今天约有4000万干部和7000万党员。在4000万干部中，约1600万是党员，约2400万不是党员。在7000万党员中，约1600万是干部，约5400万不是干部。在中国社会分层中，大体说来，一个非党干部高于一个党员工人；一个非党工人高于一个党员农民。党员身份基本上不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党员身份不能把一个农民变成工人，不能把一个工人变成干部。在中国社会分层中，高考和户口比党员身份重要的多。
近年来，中国的党员身份成为美国社会学刊物的一个热门课题。魏昂德（ Walder, 1995）发现，中国的专业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大学学位显著地增加了一个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可能性，而党员身份对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还是低级专业技术人员没有显著作用。周雪光等人（Zhou, 1996）发现，大学毕业生入党的比例高于中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的入党比例高于小学毕业生。家庭背景对入党与否没有显著影响。干部身份对入党与否一直有正面作用。魏昂德等人（Walder, 2000）发现，入党与否与能否能够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无关。但是，入党是成为领导干部的先决条件。边燕杰（Bian, 2001）发现，在中国作个精英并不一定非要入党，但党员身份有优势，因为由于历史原因党对提拔谁有很大的发言权。1979年以后，有大学学历的党员比没有大学学历的党员更容易提拔成为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李伯白和魏昂德（Li and Walder, 2001）发现，入党与提拔并无直接关系，但入党越早，越有利于提拔成为领导干部。事业有成以后再入党，并无助于提拔；在这种情况下，入党是对事业有成的象征性的回报。吴晓刚（Wu, 2002）发现，无论在公有部门还是非公部门，党员身份与工资高低毫无关系。
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是正确的，但有关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第一，有关样本仅仅来自城市地区，而全面的分析需要涵盖城乡的全国性的样本。一定要包括农村地区，才能了解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第二，一定要了解党员在各个社会阶级的分布、党员在干部队伍内部的分布，才能了解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第三，分析党员和干部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必须同时考虑高考和户口，因为这两者都严重影响一个人入党的机会。只有把高考、户口、党员身份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意义。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27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4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4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2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2页
现在约有7000万党员里，约1600万是干部。另有大约500万党员准干部在人才市场（见第五章）。至少有400万到600万党员是私营企事业主。7000 -1600-500-400=4500，得出大约有4500万党员是城市工人和农民。我不知道确切的城市工人党员（国企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农民和农民工）党员的数目，在不去撒问卷的情况下，我在这里估算一下。2003年，中国有678600个行政村。[36]根据我的印象，小行政村有15到25名党员，大行政村有30到40名党员。我取个中值，每个村25名党员，6786000乘以25，得出大约有1700万农民党员。4500-1700=2800，得出大约有2800万城市工人党员。
理论上，工农兵和干部中的先进分子都可以入党。但我估计，党员的比例是按照社会分层决定的，在不同社会阶级中吸收党员的比例是不同的。 如前所述，四十多年来，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0％，或者1:2.5。尽管没有统计数据，但由此我估计其他社会阶级的党员比例也相对稳定。我不知道城市工人和农民中的党员比例，在不撒问卷的情况下，我在这里估算一下。2003年，有25600万城市劳动力。[37]除去4000万干部和1300万人才市场的准干部，还有20300万城市工人。上面估算出有2800万工人党员，28/203 =14%=1:7，得出城市工人中的党员比例约为1:7。2003年，有48800万农民和农民工[38]，其中约有1700万党员，17/488=3.48%=1/28，得出农民中党员比例约为1/28。简而言之，党员名额按照中国的社会分层，从下到上逐步增加。
我估计，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之间，党员比例也应不同。博士生的党员比例比硕士生高；硕士生党员比例比本科生高；本科生的党员比例比大专生高。重点大学学生的党员比例比普通大学高，军事院校学生的党员比例比地方院校高。一些专业的党员名额比其他专业高，例如法学院学生的党员比例会比音乐美术专业的高。
党政干部中的党员比例比国有企事业单位高。自然，党政机关的干部大部分是党员。但是，某些机关的干部通常不是党员，例如八个民主党派和宗教团体的大部分干部都不是党员。几乎所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是党员，因为党员身份是提拔他们的先决条件。
时间长了，比例也会小有变化。例如，干部内部不同阶层的党员比例就有一些小的变化。1980到1998年，干部总数从1900万增加到4000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从770万增加到2900万（见第五、六章的干部统计）。在这期间，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增加了。图8-4显示，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从1980年的20%增加到1988年的30%，此后就维持在30%左右。 。
在专业技术人员内部，也有一些小的变化。从1980到1998，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从不到100万增加到800多万（图8-5）。其中，党员比例从1980年的30%增加到1988年的近50%，然后一直保持在45%或1/2.22左右（图8-6）。从1980年到1989年，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从42000人增加到160万人（图8-7）。其中，党员比例从1980年不到40%增加到1990年的60%多，然后一直保持在65%或2/3左右（图8-8）。
欧洲《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6/22/2004，第7版）讨论了中国建立了在私有企业吸收党员的目标：在有50人以上的企业，至少要有一名党员。在有100人以上的企业，要有一个党支部（至少三名党员）。吸收入党时优先考虑管理人员，然后才是普通工人。这个目标要在五年内完成，但上海决定三年完成，比计划提前两年。在上海，28万私有企业中只有3000个或者1.1%设立了党支部。这项工作在上海比较容易完成，因为私有经济在这里相对较弱，但在南方就困难得多，特别是在深圳这种城市，私有企业一度排斥建立党支部。
在以上数据的基础上，我可以估计出一个中国人入党的概率。首先看户口。如果你生来是农村户口，入党的概率大约是1/28。通常农民中年轻、受过教育、能干的先进分子优先考虑。
如果你生来有城市户口，概率一下子就从大约1/28提高到大约1/7。要是你通过了高考，概率一下子就从1/28或1/7上升到1/2.5。高考分数越高，上的学校越好，成为党员的概率就越大。如果你还通过了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或者全国博士入学考试，那概率就更是大大提高了。有些专业的概率又高过其他专业。
毕业以后，如果你当了公务员，入党的概率就比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更高，因为党政机关大多要求你尽快入党，而且党员身份在通常情况下是提拔的先决条件（个别业务部门的业务处室除外）。如果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党员身份和提拔就基本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晋升到了中级职称，你入党的概率就增加到1/2.2，如果有了高级职称，入党概率将提高到1/1.5。
更不用提，1993年以后党员下海去当私营企事业主也是一件光荣的事。从2001年开始，党向私营企事业主敞开了大门。大部分跨国公司和台港澳公司乐于雇佣党员是很正常的，因为一般说来党员要比非党员更擅长于人际关系。
高考、户口、干部制度这三大社会体制使得党员身份在很多情况下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关系不大。在中国社会分层中，一个非党工人比一个党员农民高得多，一个非党副教授比一个党员讲师高得多；更不用说，一个非党城市居民比一个党员农民高得多。随着国企工人下岗，失业党员的数目随着总失业率一起升高。党没有保护工人党员免于下岗，相反还鼓励他们加入非公经济，并敦促他们不要上街游行示威。党员身份在此毫不相干。
随着干部队伍的专业化，专业技术人员逐渐成为干部的主体。在不同行业，有四到六种专业技术职称。在多数情况下，党员身份与评定职称无关。党员身份无助于一个讲师评上副教授，无助于一个副教授评上正教授。对于教授来说，学生是不是党员没有区别。对于学生来说，教授的权威和声望一般与教授是不是党员无关。党员身份与工资高低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