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2003年，中国约有工人三亿七千五百万[9]。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非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当今中国社会分层发展变化的主旋律。对中国工人阶级（Smith, 2002; Honig, 1986; Hershatter, 1986; Solinger, 1999; Zhang, 2001; Murphy, 2002; Chan, 2001; Sargeson, 1999; O’Leary, 1999; Sheehan, 1998）有丰富的研究。现代中国工人阶级1840年之后开始形成，首先源于国防工业，后来延及其他国营工业。后来延及私营工业。后来外国工厂也进来，利用中国的便宜劳动力并打进中国市场。从1840到1949年，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人阶级发展到200多万人（见第二章）。
从1949到1979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民阶级。他们比农民有钱得多，社会声望高得多，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上同一所学校。最要紧的是，他们有城市户口。如前所述，他们不是下层阶级，也不是中产阶级，而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人贵族。城市大集体工人主要在轻工业，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稍低于国企工人（见第三、四章）。
来源：图8-1。
197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变。工人阶级占全部劳动人口的比例从1979年的20%左右上升到2001年的50%左右（图8-1）。工人贵族的上层阶级地位因而被彻底消灭了。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从图8-1中把工人阶级抽出来，这就形成了图8-2。1958到1978年，农民工人数维持在2000万左右，由于没有官方统计，图中暂缺。1978年以后农民工数目迅速增长（见第五章）。城市非国有工人，由于大规模的国企改革，1997年以后大量增加。国企工人1997年以后迅速减少（见第六、七章）。
有关研究（Fishman, 2004）认为：毛泽东把中国工人阶级变成了一个守纪律、有组织、便于管理、便于动员的整体。服从管理的劳动人口降低了管理成本。尽管中国工厂里的工人数量巨大，以西方的标准来看，直接管理工人的监工的数量很小。2004年，蓬勃的东部沿海地区工厂里的工人工资为每月120美元到160美元，内地工人工资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推动中国经济的不只是廉价劳动力。有了这样一个守纪律和便于管理的工人阶级，企业管理者就可以把成本降得很低。在中国的一些精英制造商同世界上第一流的制造商一样高效和反应迅速。
我认为，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国企工人和城市大集体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根据200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2003年，共有大约（四舍五入）：
1）2900万国企工人+ 1000万城市大集体工人
2）16000万城市非国有工人
（不包括1300多万[现应为2500多万]在人才市场的准干部和500多万城市私营企事业主）：
2400万个体户
2500万城市私营企业工人
1200万有限责任公司工人
600万股份制企业工人
500万外企工人
400万港、澳、台企业工人
170万股份合作单位工人
40万联营单位工人
（其他9600万人，国家统计局没有注明他们在干什么，其中包括城市失业人员）
3）17600万农民工：
13600万乡镇企业工人
2300万个体户
1800万私营企业工人[10]
2003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估计全国约有一亿四千万流动的农民工。2005年，中国主要官方媒体经常提到，中国共有二亿二千万流动的农民工，但都没有注明出处。
我认为，现在中国工人阶级既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也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三者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2900万国企工人集中在重工业、高技术企业、公共服务行业、国防工业。他们大部分都有高中或技校学历，其中一些人还是“五大”毕业生。尽管相对于二十年前，他们的工资和干部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总收入比城市非国有工人多，当然比农民工更要多。[11]
但是，国企工人的不满和示威远比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工来的多。下岗工人不满最多，原因如下。第一，政府许诺的津贴没有按时发放。第二，他们认为津贴不够。第三，在一些破产的国有企业，政府给工人一笔补偿金，一次性买断工龄。用这笔钱，有些工人成功地转成了城市非国有工人。[12]但是，几年以后，一些人用完了买断金仍然无法再就业。根据新规定，他们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地方政府按月发放贫困救济。如果生病或者家里出现突发事件，他们的情况就会异常困难。[13]这些人对现状极为不满，特别是那些50岁以上但还未达到退休年龄（男的60岁，女的55岁）的国企工人。中国有国有工会，所有的国企工人都是工会成员。在大部分示威活动中，工会通常站在中间，沟通工人和政府。[14]我预计，这类示威活动将会越来越少，因为再过几年，下岗工人中的所有人都将达到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而一再提高的国企工人退休金可以使他们温饱无虞。[15]
约16000万城市非国有工人几乎构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他们几乎从不上街示威游行。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城市迅速繁荣，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城市户口的优势让他们找到比农民工们好得多的工作，而把辛苦的体力劳动留给农民工。市场经济在中国城市地区迅速形成。如前所述，国企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都有权享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城市最低贫困保障。[16]
一方面，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大批城市失业人员，而且所有的市政府都要求本地企业优先录用有本地户口的居民。另一方面，在每个中国城市都有大量的农民工，其数目远远超过当地的城市失业人口。例如，几年前，上海有二百万本地失业工人，同时还有六百万农民工。我问一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后定居美国），“为什么二百万失业的上海人不能干农民工的工作呢？这样上海不是就可以减少二百万农民工么？”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你开什么玩笑？！我们上海人怎么能去干那种活？！”
两亿左右农民工占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还多。他们集中在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人只受过小学或者初中教育。他们工资很低，劳动环境很差，社会声望很低，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一个农民家庭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出外打工，就比一个没有农民工的农民家庭富裕得多。这些农民工不可能在工厂所在地获得城市户口，只能在全国流动寻找工作。只要能找到工作，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去做。在广东省，农民工工资在过去十年间只增加了不到一百元，这在2004到2005年造成了“民工荒”。
根据劳动部门的统计，2002年拖欠农民工工资达400亿元。根据全国总工会，这个数字在2004年为1000亿元。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有农民工因为领不到工资绝望而自杀。建筑业拖欠的工资占拖欠工资总额的70%，而拖欠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建筑公司先开始施工，承诺以后再付款。根据国家建设部统计，政府未付工程款在2002年达到3335亿元。[17]
今日中国，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三者之间，工作行业不同，工作环境不同，收入不同，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同，社会声望不同。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住在完全不同的城区或社区。所以，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意识。由现行户口制度制造的城乡社会隔离直接造成了三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能否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取决于能否改革造成城乡隔离的现行户口制度。市场本身不可能直接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有权力改革现行户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