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户口
对于现行户口制度的研究（Solinger, 1999; Wang, 2004; Kam and Zhang, 1999; Cheng and Selden, 1994）表明，户口制度秦、汉就已确立，但是造成城乡隔离、二元社会的现行户口制度，是个新生事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3]。现行户口制度存在的原因，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现行户口制度的起源是为了实行统购统销，和应付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严格的户口制度便于命令经济的实施和对社会全面有效的控制（见第三章）。）从1965到1985年，除上述原因外，更加上为应付大规模外敌入侵而准备打仗和进行三线建设（见第四章）。在1985年以后，粮食问题解决了，外敌入侵的危险消除了（见第五章），现行户口制度的实际结果是维护城市居民的特权，和为了保持想象中的由城乡隔离、二元社会带来的城市社会稳定。
户口制度的功与过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尽管户口制度帮助中国避免了出现像印度那样的城市贫民窟，但它延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人口比例在三十年里（1949-1979）仅从10%增长到20%（图7-1）。中国城市化比率现在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也远远落后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平均水平。
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国家多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民只需向国家交纳少许农业税，剩下的都归自己；可以在市场出售余粮，也可以自主生产肉蛋、食油、水果。短短几年，到1984、1985年，中国就开始有余粮。1985年以后，为了支持农民，国家建造了许多大型粮仓，粮食的收购价已经被提高到和进口美国粮食一样高了。但是，由于种粮收益太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
简而言之，1985年以后，中国再也不缺粮了。与此同时，也是在1985年，由于苏联军队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淖，邓小平果断决策，世界大战和大规模外敌入侵危险不大，大规模准备打仗就此停止。所以，确切地说，从1985年起，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迫在眉睫，再也没有必要继续保持区分城市居民户口和农民户口的城乡隔离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还要保留这个过时的制度呢？原因就是城市居民享受的六比一的特权（下文将详细讨论）。如果骤然废除现行户口制度，农民过快向城市移动，可能导致城市居民，特别是一些不是干部或准干部、不是资本家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可能引发城市地区的社会动荡。
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95页
2．《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第4页。
图7-1显示现在中国人被分成两类，即四亿多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和近八亿多有农村户口的农民。户口不是个地理概念，而是个社会经济地位概念。工人和干部可以一辈子在农村工作，但拥有城市户口。而农民，哪怕在城里工作了一、二十年，也还是农村户口。这种社会不平等与生俱来、生而致之。由于农民低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与“农民”相连的词汇本身就带有负面含义。例如“农民意识”、“农民习惯”或者“像个农民”这些话在现代汉语里都充满贬意。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很少通婚，尤其在女性市民和男性农民之间更是如此。
能够反映农民社会地位的一个例子是中国的选举法和刑法。直到十年前，公安部还规定，如果一个城市居民第三次严重犯罪，就吊销城市户口，变成农民，或劳教期满留场就业。[4]从1953到1994年，选举法规定，一个农村人大代表所代表的选民人数是一个城市人大代表所代表选民人数的八倍。1995年选举法修正案把这个比例从8：1缩小到4：1。
6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主要从城市居民里招工。只有很少的名额用来招收来自农村的退伍军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高考是农民变成城里人的唯一途径。但是，由于大多数好的高中都在城市地区，农民子弟的高考升学率总是远远低于城里的孩子。八亿农民很明白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对自己和后代最大的希望或者梦想就是跳出农门变成城里人。
显示城乡不平等的重要指标是财富和收入差距。2002年10月，国家统计局就此发表了正式研究报告[5]：2001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6860元，农民是2366元。表面看来，差距是三比一。但是，农民收入的40%是实物，而不是货币，所以他们的货币收入仅为1800元/年，或者150元/月。在这150元里，20%要用来购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结果，一个中国农民的购买力仅为120元/月，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拉大到了五比一。此外，城市居民享受其他福利，例如住房、教育、卫生以及价格远低于农村的电力。这些加在一起，根据这个报告，2001年，城市-农村的差距达到六比一。根据所有的官方统计数据，在过去十年中，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在持续拉大。事实上，由于从城市基础设施和教育获得的利益远远不止城市居民收入的六分之一，这个差距肯定远大于六比一。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城市是工业社会，农村是农业社会。城市工人使用机器劳动，农民主要依靠人力。城市居民在单位和公司上班，农民以村为单位生产生活。城市依靠法律，农村依靠礼俗。在城市，人们作为个人生活在核心家庭，在农村，人们生活在大家庭、家族和村落里。两者的意识形态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言谈举止不同。所以说，中国是一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由一个城市工业社会和一个农村农业社会共同组成。在过去的二十年，这个农业社会的一小部分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内地大中城市的郊区。
不但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些差距大约为二比一至三比一。一般来说，城市越大，那里的居民就越富有、社会地位越高。这些不平等也是与生俱来、生而致之。[6]全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会被分配回原籍所在的省；全省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会被分配回原籍所在的地、市、州；地、市、州首府的师范院校或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会被分配回原籍所在县。只有那些出生在首都、省会、地市州首府的毕业生才有天然的权利留在原籍所在城市。对于转业军官，他们的原籍所在省必须负责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2003年4月，连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都按耐不住了：
毕业生就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户口制度成为毕业生找到满意工作的最大障碍。尽管有所放松，对于在大城市找工作的学生来说，本地户口还是许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包括北京和上海。北京市劳动局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首都40％的工作要求求职者必须有北京市户口。这项要求粉碎了成千成万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工作的梦想……
北京、上海的居民比那些在穷乡僻壤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多挣十倍的钱并不少见……户口制度拉大了发达地区和内地的差距。但是，一些发达城市的利益集团为了垄断资源，力争保留户口制度和其他妨碍人才流动的障碍。发达城市有更多工作机会，但是也有更大的准入障碍，而内地欠发达地区的工作机会少，这种情况为失业人员寻找工作制造了困难。巨大的差距不但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找到工作，也降低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机会……
由于户口制度和其他限制，大多数流动人口，去年约有9400万，无法在城市找到固定工作。这也意味着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机会减少了。原因很简单：更多的工人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例如会计和销售人员。如果工人都是临时工，对管理人员的需求就会下降，而管理人员大多是大学毕业生。
当前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也造成了问题。虽然私有企业在生产上可以同国有企业竞争，它们在吸引人才方面还是很困难。国有企业可以为大学毕业生解决城市户口，而大多数私有企业做不到。只有很少的例外：一些私有的高科技公司可以安排解决聘用的大学毕业生的户口问题。结果，大多数毕业生试图在国有企业找工作，尽管这个低效的经济部门提供不了这么多的工作。到国企工作的毕业生许多人在得到城市户口之后就会离开国企，这样做对任何一方都是极大的浪费。[7]
1993年以后，不再有人公开反对最终改革现行户口制度。问题是什么时候改革和如何改革。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中国工业化将近二十个百分点。现行户口制度是目前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障碍。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二十个百分点，这直接缩小了全国商品市场、全国资金市场、全国劳动力市场的规模，直接缩小了的中国的内需市场，直接压缩了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直接减缓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直接降低了中国GDP的总量和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