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邓小平南巡

1992年一月到二月间，邓小平南巡, 沿途同地方领导谈话，试图为中国建立一种理性而合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其时，中国的国际、国内形势出现剧变。从1979年开始，邓就主张实行市场经济，这时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苏东剧变。第二个是《人民日报》对1979年以来邓的改革政策发表了十余篇批评文章，认为苏联解体和天安门风波证明邓的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是不正确的。邓的理论基础是“生产力标准”，意为中国应该尽一切努力发展生产力。

此时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已不担任任何官方职务，但他决心为共和国的前途命运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毛改变北京政治气候的做法一样（Qiu, 1999），邓乘专列离开北京，一路向南，在上海、武汉、深圳作了停留。他在深圳公开此行，在珠海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当时，江泽民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江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全国贯彻执行。邓回北京之后，中央只是调动了两个宣传部门的部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而邓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从此变得毫无异议。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正式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市场经济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两个主题。首先，邓很明确，中国必须迈向市场经济；不要拘泥于姓社还是姓资。他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

第二，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是姓社还是姓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必须回答：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

“要害”是不要纠缠姓社姓资，努力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理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事，就放手去做，不要管他姓社姓资。直到今天，这还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邓的1992南巡讲话里并没有新观点，仅仅是重复他在过去十四年里说过的话。南巡的重要性在于，直面苏联解体后国内针对改革开放政策产生的疑虑，邓小平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他再次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加速走向市场经济。十年以后，2003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3]，总结了1979年以来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此后十年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主要任务，并为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勾画了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