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农民阶级的消亡
2003年，中国有农民三亿一千二百万，还不包括一亿七千六百万农民工。[1]尽管农民的绝对人口正在逐步减少，农民仍然占有中国劳动力的一半左右。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最重要的指标。以中国农民现有的农业技术水平，耕种中国的土地只需要当前农民数量的1/4左右，因而超过一半的农民实际上是剩余劳动力。
有关中国农民阶级的研究数量庞大。如前所述，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至少达到6：1；在经济上，农民阶级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官方统计中，农民也包括农民工（见图示8-1和图8-1）；而农民工的收入数倍于在家种地的农民；考虑到这个因素，不是农民工的在家种地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同城市居民相比还要低得多。情况严峻。
一方面，1949年以后中国农民的预期寿命和整体生活质量有很大提高，是第三世界的脱贫模范。[2]另一方面，今天三分之一的中国农民仍然生活在联合国的最低贫困线之下，即每天一美元以下。根据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3]，中国生活在每天一美元以下的人口从1990年的33%减少到2000年的16%，这意味着一亿五千万人，即12%中国人口在90年代脱离了贫困。这与全球的趋势正相反，除了中国，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同期增加了28%[4]。
如前所述，农村家庭平均每户拥有土地0.7公顷，人多地少的地区人均只有几分地。千百万农户靠这一小块地很难过上宽裕的生活。当中国的GDP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的时候，农民收入增长很慢，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国家已经不能再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了，否则，中国的农产品将比进口的美国农产品还要贵。由于每户拥有土地太少，大规模农业机械化几乎不可能，这使中国的小农户经济无法实现规模经济。
90年代初以后，农村乱收费日趋严重。小的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平均人数为60至100人，大的甚至达到几百人。有些村政府居然有30到40人，几乎是乡镇政府的规模。农民辛辛苦苦赚一点钱，不少被收去养活这些冗员。国家财政不给或很少给农村中小学拨款，由农民自己掏学费送孩子上学，这大约占农民年收入的30%。[5]这进一步引起农民的不解和不满。
在后毛泽东时代，城市基础设施诸如电力、道路、学校、医院等都是国家投资，可是在农村地区这些建设被认为理所当然主要由农民自己负担。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荡然无存。为了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2003年国务院会同卫生部等各部门决定，国家补贴农民每人每年10元，地方政府出10元，农民自己出10元，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6]
2004年，中国决定废除农业税，建立同时覆盖农村和城市的公共财政制度。这意味着，征收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在2006年结束。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计划进一步扶助农民：精简乡镇政府，增加对乡村两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重新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7]
在中国农民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或许是不可能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途径只能是取消城乡隔离，加快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逐步减少农民数量，逐步增加农户家庭土地面积，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唯有最终实现大规模农业机械化的规模经营，农民收入才能大幅度增加。
2002年，中文网络里流行着一首打油诗叫《农民的困惑》，以一个中国农民的口吻对城里人说：
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
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包二奶了；
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
俺们刚知道拿白纸擦腚你们又用它抹嘴了。
俺们刚有点钱你们又买保险了。
俺们的娃子春节刚回家你们又去香港了。
俺们刚锄完地你们又去健身房了；
俺们刚能吃顿饱饭你们又要花钱把肉减了;
俺们刚知道冼澡打香皂你们洗头又去洗头房了;
俺们刚穿了件像样的衣服你们又把新裤子剪碎了!
俺们刚羡慕城里的繁华你们又开始建乡村别野了。
俺们刚住上瓦房你们又要露营了。
俺们的娃儿刚有书念你们又要出国留洋了。
俺们刚知道存款你们又倒腾股票了。
俺们的乡镇企业正挣扎呢你们又玩企业上市了。
俺们的民工进城了你们就开始下岗了。
俺们的好娃子到了城里当官都成贪污犯了。
俺们的俊闺女到了城里都改名叫”小姐”了。
俺们刚看上电视你们又玩电脑了；
俺们还没见过电脑你们又宽带上网了!
俺们刚知道NBA打球MBA又吃香了!
俺们刚看懂文艺节目你们又改成卫星收黄了
俺们刚听说WC是茅房W又TO了;
俺们刚攒了点粮食粮食又不值钱了;
俺们刚把白条换成钞票你们又把人民币换美圆了
俺们刚把害虫灭掉你们又爱吃害虫啃过的青菜了
俺们刚喝上自来水你们又改喝山泉了
俺们刚刚敢坐公汽你们又NB哄哄打的了
俺们刚学会打麻将你们又开始赌球了
俺们刚能抽带嘴的香烟你们又开始吃摇头丸了
俺们刚养了很多鸡你们又喜欢吃鳖了;
俺们刚学会养鳖你们又喜欢上吃蝎了。
俺们刚结了扎你们又试管婴儿了。
俺们刚通上电你们又兴烛光晚宴了;
俺们刚学会开着灯做爱你们又用伟哥了！
俺们刚吃上白面你们又改吸白粉了。
农民在中国社会的低下地位决定于他们生产力的原始和低下，决定于他们还在用手工生产粮食。国家大力提高农民收入的余地非常有限。[8]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论述了19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本质：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数据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它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还给他们。（Marx, 1978/1852, 608）
中国农民阶级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农民阶级很相似；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中国农民愿意竭尽全力实现他们的“中国梦”：当一个城里人。
1949年以来，农民阶级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牺牲，现在他们还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继续做出贡献。虽然农民工的人数持续增加，但是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阻碍他们成为城市居民。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民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减少多少（图8-1），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一个重要方面的明显停滞。中国GDP的快速发展不可能永远建立在不让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基础上。从长远来看，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比GDP增长更加重要。只有伴随着农民工的同步城市化, GDP的快速增长才有意义。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前途取决于中国农民阶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