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分层

周朝是个封建国家。统治阶级包括四个阶层：周王室，封建诸侯，王室和诸侯的卿大夫，士。周王室是王朝的核心，包括天子及其子孙。诸侯国在周朝鼎盛时数以百计。天子依天命君临天下。依天命，天子分封他的亲属或功臣为各国诸侯，因而天子和诸侯的后代大多有亲属关系。也有不是出自周王室的诸侯，但他们大多成为周王室的姻亲。在王室和各诸侯国，卿大夫也大都是天子和诸侯王的亲戚，他们各自拥有家族、采邑和领地。周朝最低等的贵族是士。士最初是武士，后来也逐渐和主人有了血缘或婚姻的关系。周朝中期以后，士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精英阶层。

春秋时期，周王室血统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诸侯相互交战，甚至攻击周天子本人。卿大夫杀死诸侯，犯上篡国，毫无顾忌。周礼规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一套很复杂的法律制度。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封建社会瓦解了。[iii]

从秦到清（公元前221-公元1911年），中国政府将人民分成四个阶级：士、农、工、商。地主和农民都是“农”，是两个主要阶级，而工和商是两个次要阶级。理论上，除了皇帝，没有一个位置是世袭的。

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以后360年的内战期间，封建制有复辟倾向。汉唐之间（220-618年），出现了一些有权势的大门阀士族，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和部曲。他们在政府占据重要的文武官职，并由自己的氏族世袭这些文武官职。

唐初，中央政府将汉朝和隋朝的科举制完善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统考制度，以消灭汉唐之间出现的封建制复辟，使得布衣亦可卿相。隋初，唐初，宋（960-1279年）初，都继承汉制，实行均田制，把田地分给无地农民。

到1880年代，如表2-2所示，中国人口大约在三亿五千万到四亿之间，或者是七千万户。四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确存在垂直的社会流动，大家族可因为子孙不肖、或者是没有男丁而衰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表2-2会误导我们。虽然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由于经济地位相差悬殊存在本质差异，官方的统计数据却将他们都视为“农”而放在一起。同样，大商人属于上层阶级，而小生意人则属于下层阶级，官方统计却将两者放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商”。官员和士子都是地主阶级，但官方统计却将他们同地主分开，因为士子是有功名的人，至少是个考生。图示2-1科学地展示了晚清的社会分层。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下层社会和上层阶级都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农民(Hinton, 1966; Crook, 1959)起义日渐频繁，因为西方列强不断欺凌中国,而政府的横征暴敛高的超出想象。在上海等地，随着应用现代机器大生产，出现了工人阶级(Smith, 2002; Honig, 1986; Hershatter, 1986)。尽管工业革命在全世界创造了蓝领工人，他们在中国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少数，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主要包括传统手工业者和苦力。1920到1949年间，现代工业的工人只增加到不到三百万人，且多数是从事棉纺业的女工和童工。

但是，上层阶级发生了剧变。一个从旧的士绅阶级中脱胎出的新的上层阶级开始领导国家，他们包括军事领袖、新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地主、国家技术官员。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军队逐渐重组，军事领袖不但要带兵打仗，还要领导国家走向未来。他们大体分为四代。第一代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他们自己均曾任总督，都出将入相。各省巡抚，多出其门下。他们在各省建立军校。1867年建立了第一所海军学校。1911年，全国共有军校七十所。

袁世凯是第二代军事领袖，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他死后，他的属下中出了五位总统，一位总理,和多数的北方军阀首领。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六所样板军校，蒋介石就是保定毕业生。

蒋介石是第三代军事领袖。1924年，苏俄帮助孙中山重建国民党，并在广州郊区建立了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校长。1928年以后，蒋介石属下许多将军、部长、省长都是黄埔毕业生。一些毛泽东的属下也是黄埔毕业生，林彪就是黄埔四期。

毛泽东是第四代军事领袖。长征以后，在延安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任名誉校长，林彪[iv]任校长，胡耀邦[v]任教务长。1949年建国前后，每攻下一座大城市，毛泽东就委派一位高级将领担任首任市长。这是历朝开国时的标准做法。如同历朝历代，技术官员逐渐取代开国将领。

另一个阶层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兴起。他们中有些人留学海外，有的毕业于国内创办的大专院校和中学。这些人只占人口的极小比例，且大多生活在大城市和沿海港口城市。下表是1949年各级学校毕业生统计[vi]。

这些新知识分子(Schwarcz, 1986)主要出自上层阶级，多少受过一些传统教育。他们在新的公共或私立教育机构接受了现代观念，但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看作旧式的有科举功名的人，把自己看作士。所以，他们总是以经世济民为己任。

民族资产阶级(Kwan, 2001; Bergere, 1989; Coble, 1986) 是1840年以后新生的领导力量。他们原本是外国资本家的中国助手，被称为“买办”。买办阶级最先集聚了大量财富，用来建立现代企业。清朝末期，旧的商人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组织商会，提倡宪政，并形成组成省咨议局的主要动力。一战期间，外国资本的退出为中国打开了新的国内和国外市场。银行家和实业家开始从商人手中接过领导权。一战和战后的一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年代。但1928年蒋介石掌权以后，由于缺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可靠支持，资本家最富活力和胆识的部分失去了基础。甚至在其顶点，由于资本和技术的短缺，他们仅仅集中在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而无法涉足重工业，如钢铁和机械制造工业。

1840年后，中国的地主阶级逐渐全部失去了他们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农村地主阶级曾是两千年来中国的统治阶级的主体。但是，1840年以后，只有极少数地主成功地转变成资本家。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和实现工业化，中国需要有为的军政领导人、国有和私人资本家、社会思想家和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这些新的社会领导人多数来自农村地主阶级家庭，而他们也从地主阶级手里拿走了所有的社会功能。这使地主阶级对于建立现代国家完全过时和无用了。

国家技术官员最终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并致力于规划建立现代国家。清朝末期，他们被授权管理国有企业、领导军事、规划教育。1928年蒋介石上台后，他们在政府部门中人数增长，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的地位也同时提高。1935年前后，他们控制了中、中、交、农，控制了超过三分之一的轻重工业，并负责筹划对付日本侵略的军事准备。通过兼并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创建了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国有企业的先驱。所以，不足为奇，今天的中国仍然在由同样一个国家技术官员阶层领导着。1949年以后中国迅速的社会发展来自重建充分完整的国家权力，与此同时技术官员逐渐取代了开国革命家成为领导阶层。1956年，公私合营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将其并入国家技术官员。到2003年初，国家技术官员完全取代了开国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