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中国社会分层与1989政治风波(编辑注：此节略有删除)
多数有关天安门风波的研究都说这是一场学生运动，而忽略了多数参与者是干部。其实，看一看统计就清楚了。根据不同的研究（Oksenberg, 1990, 325; Lin, 1992, 33; Zhao, 2001, 126）估计，当时全国共有二千多万人上街。在1989年，中国只有208万在校大学生（大学生也不是人人都上街了）；其他上街的人大多数是干部（及其市民家属）。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干部为什么要上街？通货膨胀和官倒是1989政治风波的直接社会经济原因。农民和工人当时主要是改革的受益者，没有上街。干部上街，主要是反对“双轨制”。1987年十三大以后，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搞了“双轨制”。这个双轨制来自于“价格改革”的思路。
当时多数专家主张“所有制改革”，即通过所有制改革，改革国有企业，变国营工厂为独立的商品制造者，发展集体和私有企业，从而增加供给。国家在供给增加以后可以自然而然地逐步取消国家的价格控制。极少数专家主张“价格改革”。“价格改革”思路认为所有制改革的步子太慢，过于谨慎。计划经济之所以是计划经济，就是因为国家控制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国家定价不能反映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价值与需求。如果放开物价，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价格自然与价值相符（类似于后来俄国的休克疗法），中国的商品经济只要一年就可以建成。
两种方案上报中央，结果令人吃惊：总书记赵紫阳支持不被看好的价格改革方案。人们急切地期待邓小平的决定。邓小平并不主持日常经济工作。在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表示，他从来坚定支持改革，支持为改革而闯关。人民日报第二天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语录。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由于价格改革方案可能要在全国推行应声而起，幅度之大如同大跃进之后的食品黑市。
比通货膨胀更加可恶的是“双轨制”引起的“官倒”。根据“价格改革”方案，从政府定价到市场自由定价之间有一个不长的过渡期。在这段时间里，每种商品有两种价格：国家定价和市场定价。这里以一个国营电视机厂为例：彩电的国家定价是1800元，市场价格达2600元。一个电视机厂的国家配额是每年二十万台。工厂应该以国家定价卖给国营商业部门二十万台彩电。由于“双轨制”，如果工厂生产超过二十万台彩电，工厂有权在市场上以市场价格卖掉超产的彩电。支持“双轨制”的人认为，一方面，这样可以刺激国营企业生产更多的产品；另一方面，它将使真正的市场经济到来得更快，因为过了这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国家定价会被取消，市场价将是唯一留下来的价格。
这些设想从来没有变为现实。在现实中，关键是谁能以1800元的价格拿到在市场上价值2600元的彩电。工厂或主动或被动地把价值1800元的彩电卖给上级领导、地方政府、公检法、厂领导的亲戚朋友、行贿商家等，视这些人的权力大小和他们同厂领导的亲疏远近而定。这些人得到便宜的彩电后，或许以2600元的价格转手，轻松赚大钱。这就是官倒。很快，彩电在官倒的浪潮中成了小儿科。大宗商品例如钢材、水泥、粮食进入这场黑市风暴。政府定价和市场价之间相差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成了黑市商品。霎那间, 中国所有的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全都卷入了这个巨大的黑市。
尽管通货膨胀和官倒影响到了所有人，事业单位干部是受害最深的。对于农民来说，虽然化肥和种子涨价了，但粮食和农产品也同时涨价了。在通货膨胀之中，大多数国营企业，不论质量和价格如何，产品大多都能销出去。许多国营企业奖金丰厚；短期以内，生活日用品的通货膨胀自然不是好事，但还在可以忍耐的范围之内。而对于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例如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干部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受害最深，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他们没有额外收入。二是彩电和冰箱价格是上涨了100%到150%。当时许多干部家庭为了购买这两种耐用消费品存钱，因而彩电冰箱涨价使许多干部家庭感到恐慌和愤怒。连普通中国老百姓都能感觉到价格改革方案已经扰乱了经济秩序。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了价格改革方案，并通过了决定反对腐败官倒。
1988年6月1日，中央为反对腐败官倒发布1988年5号文件。中央文件是中国位阶最高的行政文件，大致相当于美国总统命令。[46]文件只有一页半。文件从一开始就强调，“确有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的干部，弄权渎职，敲诈勒索，贪污受贿”。“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将陆续出台。党和国家机关能否保持廉洁，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和改革的成败。”文件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将反腐败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47]
然而法律和文件都不能阻止官倒腐败狂潮。显然，这不是少数干部的问题。是双轨制在每个层级上造成腐败。这就是1987年十三大到1989年4月之间大学生上街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大学生上街之后，干部上街声援学生，且干部的人数比学生多十倍。各地游行中出现了不同的口号，但有一个口号是共同的，即“反腐败！反官倒！”。干部和学生呼吁领导人解决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干部和学生呼吁，如果系统性腐败的问题不解决，共和国将丧失天命；但上街游行造成的混乱局面看起来有些像文革动乱。
如同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前之后的同类社会运动，这场风坡是个中国的“士”的精英运动，而不是多数中国人民参加的社会运动。把它说成是追求民主的人民运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运动。干部没有要求实行全民普选。干部没有要求让农民和工人普选。干部没有要求取消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更重要的是，干部没有要求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不少干部都上街了，支持改革的上街了，反对改革的也上街了。
(此处略)
这场运动唤醒了所有最高领导人。很清楚，运动的根源是两件事：“双轨制”和“官倒”。1989年８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1989年8号文件，清理整顿官倒公司。党中央、国务院成立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设在国务院，领导对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所属公司撤销、合并的工作。同样，各地区、各部门也要充实加强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由各省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各部部长负责。[49]经过几个月完成了这项工作。
更重要的是取消导致官倒公司的“双轨制”。1989年10月18日，中央发文取消36种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和41种重要工业生产资料的“双轨制”。这77种东西的价格改由中央控制，立即执行。36种商品包括：粮食、食油、棉花、棉短绒、黄红麻、边销茶、绵羊毛、牛皮、生猪、麝香、甘草、杜仲、厚朴、食盐、食糖、名酒、卷烟、烟叶、棉布、涤棉布、中长纤维布、呢绒、胶鞋、洗衣粉、普通灯泡、铁锅、元钉、铁丝、化肥、农药、农膜、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市场用煤。[50]这些是同当时城市居民和农民日常生活最为相关的重要商品。41种重要生产资料包括：钢材、钢坯、生铁、铜、铝、铅、锌、锡、铜材、铝材、镍、镁、铂族金属；煤炭、焦炭、重油（包括烧用原油）；木材、水泥、金刚石；硫酸、硝酸、纯碱、烧碱、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ABS树脂、片基涤纶树脂、新闻纸、凸版纸、纸袋纸、橡胶、轮胎；汽车、拖拉机、电线、电缆、工业锅炉；报废汽车、军队退役报废装备。[51]这些是影响工业品最终价格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在实行双轨制期间，官倒公司通过这些商品聚敛了大量财富。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赚了多少钱。在取消“双轨制”并废除官倒公司之后，通货膨胀很快得到了抑制。但是，少数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干部，几乎没有人受到惩罚。他们成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社会，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之后。（此处略有删除－编辑注）
1993年以后，在实际生活中，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切向钱看”；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士这个阶级，在十年之内顿然消失了。这将是下一章要讨论的内容。
[1] http://www.usconsulate.org.hk/uscn/docs/jc/720227.htm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2] 毛泽东和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管日常工作
[3] http://www.usconsulate.org.hk/uscn/docs/jc/790101.htm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4] http://www.usconsulate.org.hk/ustw/geninfo/tra1979.htm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5] http://www.usconsulate.org.hk/uscn/docs/jc/820817.htm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6] 《社会学研究》第16卷, 第五号, 2001年9月, 69.
[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75-1982．北京：外文出版社，第326-327页。
[8] 《选编》1983, 6-71.
[9] 《选编》1983, 6-109.
[10] 《选编》1983, 6-122.
[11] 《选编》1983, 6-268.
[12] 《选编》1983, 6-331.
[13] 《选编》1981, 4-812; 1983, 6-9; 1989, 12-62.
[14] 《选编》1986, 9-226.
[15] 《选编》1984, 7-91.
[16] 《选编》1990, 13-7.
[17] 《选编》1985, 8-575.
[18] 《选编》1985, 8-163.
[19] 《选编》1983, 6-286; 1985, 8-562.
[20] 《选编》1988, 11-4, 11-7.
[21] 《选编》1990, 13-39.
[22] 《选编》1985, 8-141.
[23] 《选编》1985, 8-539 to 560; 1989, 12-397; 1990, 13-423.
[24] 《选编》1986, 9-41, 9-53.
[25] 《选编》1986, 9-245.
[26] 《选编》1988, 11-702, 11-721; 1989, 12-397; 1990, 13-423.
[27] 《选编》1991, 14-515.
[28] 《选编》1978, 1-223.
[29] 《选编》1978, 1-232.
[30] 《选编》1980, 1-235.
[31] 《选编》1988, 11-463.
[32] 《选编》1980, 1-373.
[33] 《选编》1988, 11-13.
[34] 《选编》1981, 4-350.
[35] 同上
[36] 《选编》1882, 5-177.
[37] 《选编》1983, 6-383.
[38] 《选编》1983, 6-391.
[39] 《选编》1984, 7-224.
[40] 《选编》1980, 4-89.
[41] 《选编》1987, 10-15.
[42] 《选编》1986, 9-203.
[43] 《选编》1991, 14-45.
[44] 《选编》1992, 15-17, 29.
[45] 《选编》1989, 12-43.
[46] 通常，一年之内，中共中央只会下达十余个中央文件。中央文件的行政位阶类似于美国的总统令。本书所引的文件多数不是中共中央文件，而是国务院人事部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公开的，下达到各级人事部门用来管理全国的干部。
[47] 《选编》1988, 11-237.
[48] 邓小平时任中央军委主席。当时有两个副主席，赵紫阳是第一副主席，杨尚昆是第二副主席。
[49] 《选编》1989, 12-670, 677,679.
[50] 《选编》1989, 12-686.
[51] 《选编》1989, 12-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