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毛主席的错误
毛主席[16]的历史地位主要有三个方面。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朝代的开国奠基人[17]。毛泽东的文采武功，可以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开国皇帝相媲美。他是复兴当今世界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国父[18]。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不输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大国的国父。他是世界近代革命史上三大革命[19]之一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其深度和广度都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上。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理想主义的，但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76年他一去世，四人帮即被粉碎。一年以后，邓小平上台，中国逮捕了约六千名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出身的干部。四人帮被判重刑之后，这六千人也大都判了刑。以工代干和以农代干取消，五七干校解散。上山下乡结束，城市下乡知青在几年之内返回了原来居住的城市。转业干部重新按照相应的级别得到安置。各级政府改回文革以前的名称，不叫革委会了。除了暂时把地方政府改称革委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分层和干部制度。工人、农民、红卫兵都没有从文革得到好处。一些“年轻”干部暂时获益，但后来邓小平逮捕了他们中的六千人。十年文革是一场浩劫，远远弊大于利。
毛泽东根本就不认可现代管理人员和现代专业人员的概念。[20]现代管理人员和现代专业人员就是要挣钱，他们既不是儒家的烈士，也不是革命的烈士。正如西文有句俗语说：革命者都死了。管理现代管理人员和现代专业人员的办法不是要求他们把国家利益或者人民利益放在他们自身利益之上。社会越现代，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就越是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这是不可改变的。对现代管理人员和现代专业人员，是要创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的人才市场，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而不是五七干校，更不是“上山下乡”，来规范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行为。人才市场的竞争越公平、越激烈，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行为就越好。尽管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身上有毛泽东指出的所有毛病，现代专业化产生的劳动分工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今日中国的领导人完全吸取了毛泽东文革的教训。为工人和农民服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办法见第七章第四节。
[1] 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这一时期最令人费解的是中苏分裂。当时列强之中，苏联是唯一一个中国可以学习工业化的盟友。中国怎么敢同苏联决裂？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向戈尔巴乔夫解释了四条原因。第一，沙皇俄国侵占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第二，斯大林拿走了中国的外蒙。第三，赫鲁晓夫对中国不平等相待，还屈辱中国。第四，勃列日涅夫在中国边境屯兵百万、威胁中国。以下是邓小平的原话：
从鸦片战争起，……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英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5-287页。）
[2] 90年代以前，中国从未公开参与越战的情况；但在大城市的红卫兵中间这是半公开的。
[3] 作者注：在有些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期间，有些最基层的干部，特别是那些以工代干的干部，在声望和收入上，并不比某些工人高很多。有句俗话说：“二十七级干部是个逑”。但是，总体而言，综合考虑权力、收入、声望，干部阶级在社会分层中明显高于工人阶级，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4] 作者注：周文样本取自中国城市地区;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城市人口只从10%增加到18%。如果样本取自全体中国人民, 而非只是城市地区，我假设：一, 1959年之前, 多数大学生并非来自工农家庭。二, 文革期间, 不会“基本不起作用”, 只会“作用略微降低”。三, 在文革中, 父亲的教育和职业的影响也应明显。四,从1949到1979年,父亲的教育和职业的影响也应非常明显。五, 教育不平等应首先源于户口制度。中学和大学入学率在直辖市和省城应最高,地市级城市次之,县团级城市又次之,乡镇又次之,村殿后。
[5] Shoenhals ed, 1996; white, 1989, MacFarquhar, 1997; Lee, 1978; Huang, 1996; Dittmer, 1998; Qiu, 1999; Yan and Gao, 1996.
[6] 见Harding 1981.
[7] 这使社会经济活动陷入大乱，但它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还是远远小于90年代苏联解体对俄国的影响。解体之前，苏联的GDP是美国的一半。解体十年以后，2002年，俄罗斯的GDP只有美国的1/30（World Bank, 2004, 252-253）.
[8] Schoenhals, 1996
[9] Schoenhals, 1996, 59
[10] Schoenhals, 1996, 76
[11] Zhou, 1996, 16
[12]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3页。
[13] Bernstein, 1977
[14] 《选编》1966（3-238）
[15] 《新华文摘》，2003年11月，299：121-123。
我认为，这一数字包括1966年到1977年中国城乡所有初高中毕业生。
[16] Spence, 1999; Short, 1999; Lee, 2003; Lynch, 2004.
[17] 作者注：如同秦皇、汉武、唐宗、康熙。
[18] 作者注：如同美国的林肯加罗斯福、日本的明治、德国的俾斯麦、法国的拿破仑加戴高乐、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加丘吉尔、俄国的彼得大帝加斯大林、印度的甘地。
[19] Skocpol, 1979.
[20] 作者注：译稿在传阅过程中，有学者对此提出如下见解：第四章讲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时的第一节强调了备战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深合我意。引用了邓小平的话强调了美、苏先后对中国形成的国际军事压力，很有说服力。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对中国现代历史－社会的影响是基础性、结构性的。因此，毛泽东的社会理论、理想社会目标有极明显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特征就不足为怪了。（1）鞍钢宪法（1958？）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亦工亦干亦学；（2）人民公社的本质是一大二公、亦工亦农亦商亦学、政社合一；（3）1966年的五七指示又强调三亦、学工学农学军；（4）1967年的革委会强调“三结合”。这些制度性设计对中国社会变迁影响很大，而且都有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党管一切。”职能不分则责任不明；党管一切则高度集权。这个社会理想的图式必然是一个等级化的经济、政治结构，却又不是一个真正官僚科层化的现代性组织，而是一个反专业化反科层化的大而全的官僚化组织。你说的对，毛泽东反对专业化、科层化的现代官僚制度。但他反对的官僚主义不是现代官僚科层制度意义上的官僚主义，而是军事共产主义的集权化的非专业化的官僚主义。可悲而可笑的是，这种官僚主义正是毛泽东的社会理论一手设计出来的。这一社会体制方案衍生出了户籍制、单位制、公社制、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建构了你所分析的1949－2006的中国社会分层。因此，中国社会分层的分析逻辑是：国际环境、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理论、强国方案----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及政策----社会分层。这就是我所说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国视角。所以我希望你强调一下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及制度层面的“三不分，一元化”。把党的组织机构、权力与行政机构、干部组织区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