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这二十年间，中国遭受了两次严重的社会经济衰退：大跃进和文革。由于大跃进及其后的自然灾害，人均GDP降到了173元（图4-2）。在有些农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因饥饿而死。直到1964年，中国经济才恢复到大跃进以前的水平。两年以后，1966年，国家刚刚稳定下来并开始发展经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9年发生了另一场经济大停滞。1976年，北京以东100英里，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多万人。同年，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巨星陨落，举国同悲。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取得了许多巨大成就。不但GDP翻了一番，而且在1964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1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全国范围内，七十年代提升了军事装备能力，并缓慢地实现了一些技术突破，例如投产核潜艇和洲际导弹。
国际关系方面，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苏联和中国曾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但是各种分歧和冲突导致了中苏分裂。[1]在尼克松1972年历史性的对华访问后，中美两国建立了反对苏联霸权的同一战线。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对华冷战、苏联大兵压境、印度敌视中国、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迫使毛泽东必须在战略上准备应付外敌入侵，甚至应付两线作战的危局。最有可能受到攻击的是中国的东北和沿海地区。
1964年4月25日，总参在送给毛泽东的报告里陈述了美国或苏联先发制人、突然袭击中国大中城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报告说，50%的民用工业和52%的军事工业都集中在十四个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大城市里。东北和沿海城市地区没有可靠防空能力。敌人在突然袭击的初期就可以瘫痪主要的铁路枢纽、桥梁、港口。一旦被袭，这些地区的水库和水坝没有一座能够免于决口(Zhai, 2000, 141)。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3页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3页
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困难时期结束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发展农业和战争准备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三线”建立国防工业的紧迫性，以防止敌人先发制人、突然袭击。
三线就是在战略上将中国的人口稠密区自东而西划分为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第三条战线。为了把敌人突然袭击一线地区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决定一线所有重要的研究和生产机构（独生子）一律搬迁到三线地区，并且要分散、靠近山区、甚至直接建在大型山洞中（山、散、洞）。三线地区最终具备了生产飞机、坦克、大炮、通讯器材和被服的能力。三线的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直接支援了越南战争。除了这个大三线建设，一线、二线各省为了独立作战也搞了自己的小三线建设。
越南战争，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在高峰期，约翰逊派遣五十万美军在南越作战。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宣布，如果美国胆敢入侵北越，中国就派志愿军赴越参战(Zhai, 2000,131-132)。1965年6月到1973年8月间，中国先后派遣三十二万防空和筑路部队到北越支援作战。[2]1967年是高峰期，中国在越部队达到十七万人。中国军人共有1100多人牺牲，4200多人受伤(Zhai, 2000, 135)。
大多数研究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的战争准备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三线建设直接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工业化的迟缓也部分归因于战争准备。战争准备直接导致了更严格的户口制度。战争准备也是发生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黑云压城城欲裂，山雨欲来风满楼；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大国，中国对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和世界大战作了力所能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