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主义文化与社会认同危机

众多新闻媒体的报道已经谈到部分人加入法轮功是由于精神空虚。但精神空虚由什么原因产生，却未予以深究。

法轮功的出现，其实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社会变化有密切关系。最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伴随着经济改革，我国已由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演变。这里所说的多元化有两重意义：一是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改革自经济领域开始，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多种所有制的革命意义在于将公众对国有经济(从而是对国家)的经济依附变成了与分散的经济实体之间的雇佣关系，而决定人与人之关系最根本的关系其实是经济关系。这种变化最后必将延伸到各个领域。二是科技进步，各个领域需要的技能日益专业化，而干部选拔标准改变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后也加强了这种趋势。专业化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其价值取向必然多元化。为便于理解，用公式表示如下：

大一统社会——一元化价值取向(改革前的社会格局)

专业化社会——多元化价值取向(改革后应该形成的社会格局)

人类社会已有的几次社会大规模变迁表明：任何社会变迁都必须包括三个层面的变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主要是财产所有权)、意识形态。而我国由于一直锐意经济改革，另外两方面的变迁尚未真正开始。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极其矛盾的局面：

专业化社会——一元化价值取向

从80年代末以来的所有事实都说明，与计划经济体制血脉相连的传统意识形态既无法对改革中形成的社会秩序进行合理化解释，又无法消解面临的两方面重大压力：西方思想的大规模传入及民间文化的悄然兴起。在这两种压力当中，对前者的警惕倒是从未放松，几经周折以后，以“不争论”暂时压住了一切矛盾；而对后者，当局倒是从未将其认真当回事。一方面，每当民间有邪教组织出现，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以后，总是当作“封建迷信”进行刑事处罚，从未深究为什么邪教能够吸引大量信徒。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化的另类，如气功、风水、特异功能以及其他神秘主义文化等，却放任自流，不少媒体对这类事物绘声绘色的报道加强了社会的神秘主义倾向。更兼还有少数领导者对气功等类的特殊宠爱，为神秘主义事物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上述因素其实还只构成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的外部威胁，最严重的威胁其实来自政府自身的吏治败坏。在革命战争年代与“文革”前十多年能够有效教育并约束干部的意识形态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日益增多的贪污腐败案件越来越使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显得苍白无力，新出台的法律形同具文，权力市场化的事实让民众(包括党内干部)日益失望。大家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与权威性发生了深深的怀疑。连党内干部都约束不了的意识形态，自然无法约束全社会，深刻的全社会精神危机由此发生。

改革的重大失误除了忽视社会公正，未能有效扼制权力市场化趋势下的贪污腐败之外，还有一点，即忽视了人作为灵长类动物的特质：任何人都不可能仅仅“物质地”生活而不是一种“精神”的基础。同样，一种“精神”运动也不能完全弃绝物质基础。

意识形态变革的严重滞后，留下了一块巨大的精神空白地带。整个社会一直在两种力量的拉锯战中反复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颓势已不能通过说教式灌输打动人的心灵，而知识精英们向西方学习的热情也屡屡严重受挫。由于双方争论时享有的权益极不对等，这些争论极难澄清一些关键问题，于是“左派”与“新左派”偶尔踢进的几个球也赢得了不少观众。在两方因为这些争论消耗得精疲力竭时，只有“气功”这种神秘主义事物、法轮功这种“类宗教”成了真正的得分者，他们为自己赢得了大量的信徒，而且从信徒身份来看，比历史上任何“类宗教”的热心参与者的文化素质都要高：历史上的类宗教的主流都是社会边缘人物，而法轮功的信徒有不少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士。

分析法轮功，必须要从它汲取力量的基础结构入手。笔者曾与不少参与修炼法轮功的人士谈过话，总体印象是：大部分参与修炼法轮功人士追求的不是一种政治参与，而是希望参与一种有意义的社会集体活动。由于目前对社团活动的限制，再加上在改革这一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了种种不良社会现象，不少党员干部以及群众都有种理想幻灭感，共同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剥夺：被排斥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之外，正在形成的新社会不是他们的社会。被访问的法轮功信徒几乎无一例外地声称他们在“非政治的、超然的法轮功”中找到所追求的东西。正是这种最广义的“精神拯救”使他们不得不卷入公共结社，从而被拖入最广义的政治。这种情况让人想起了因研究基督教史而知名的学者诺克对基督教所做的有名的总结：“人们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在宇宙中寻找家园”，这个家园是一种社会家园，一种共同体，他们旨在创造出一种超越性社会。“精神空虚说”不能解释一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因为精神空虚最多只会让个人陷入一种无奈与痛苦。从法轮功的种种主张可以看出，它不是对物质危机的回应，也不是用一种精神世界来取代物质世界，实际的危机是一种社会认同危机。法轮功信徒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问题：我属于哪个社会?或者说他们要决定自己属于哪一个共同体。而法轮功正好为这些深受困扰的人们许诺了一个理性的、道德的秩序。

但是法轮功许诺的“道德理性秩序”其实也是画饼一张，这是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所造成的。法轮功数次围攻媒体、政府与批评者的行为表明，它还带有大一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强烈特色，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从它围攻时使用的语言来看，来源于长期的意识形态浸染，暗含一种语言暴力。

由于法轮功背后蕴含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认同危机，所以现在仅仅揭批它是一种封建迷信，根本达不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经过长期反思之后，曾写了一本《狱中札记》，书中谈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长期的传统文化沉淀，每一个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考虑与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联盟，如果老是拧着来，结果并不美妙。

简言之，在经过20年改革之后，维持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民间的精神需求已经多元化，这是“需求”；而“供给”状态是这样一种局面：原有的价值形态许多人已经拒绝接受，知识精英们的“西化”要求不被认可，官方有意无意间网开一面的那条狭长的民间神秘文化通道却为社会广泛接受。现在这条道路已延伸到通向权力替代组织的方向上去时，再用封建迷信之类说辞揭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起到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作用。因为任何事物只要有“需求”，最终都会创造出自己的“供给”来。今天取缔了法轮功，而不去着手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迟早还会有别的“神功”出来。

“科学真理”不能取代“宗教真理”，因为信仰宗教的人们并非寻找真理，而是寻找精神家园。试想想，美国的航天技术早已发展到上穷碧落，美国人难道还不知道茫茫宇宙中并无“上帝”的实体存在?但美国总统宣誓时还要将手按在《圣经》上，还要坚持做弥撒，原因很简单：在经过几个世纪无神论的长期折腾以后，西方人已经从奉行无神论国家的社会实践与政治实践中弄明白一点——科学真理取代了宗教真理，必将引起全社会的精神危机。

（原文发表于《书屋》杂志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