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所引发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朱学勤写的《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 》一文发表后所受到的猛烈攻击，尤其是网上许多根本不负责的意见和看法，竟然将“卖国”的罪状一古脑全推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头上，更让人沉重莫名。其实，这些被指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使有“卖国”的意愿也未必有“卖国”的能力。他们有不足与弱点，但决不是被强加于头上并横遭指责的“卖国问题”。

一些过分的言论迫使我放下手头的其它事情，集中精力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会将对“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这件事的评价扩张到对美国社会制度的评价？稍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知道，这是不能混淆到一起的两回事。我们的前人在饱受列强凌辱的20世纪初，尚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呼吁立宪以强国，并不排斥人家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心胸怎么还不如我们前人的开阔？须知国际地位是由一国的综合国力决定的，我们为什么不想想，是什么使美国如此强大，使它能够凭借导弹在国际事务中“发言”？因为仅有科技先进是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的。评判现任美国政府对待弱国的霸权主义态度与评判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两回事，否则又怎样来解释美国为何取得对世界事务的裁决权？

朱学勤那篇文章的论点没错。他文中列举的一些观点，其实是中国思想界近20年来努力探索才获得的一些成果，如对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这文章的“错”只在于一点，发表得不是时候。朱学勤没看明白：在“街头政治”中，起决定力量的不是人的素质，而是人的数量。我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并不陌生，对于“人民”、“民主”、“群众意见”这些集体名词所代表的内涵以及在中国政治中特殊的威慑力也太清楚，所以我并没有幻想自己在群言沸腾之际，能用自己微弱的声音来止住那一锅沸腾的气泡。

借着写这篇文章，我理清了一个几年以来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如果说还有读者认为我讲得不够清楚，那不是我没认识清楚这些问题，而是由于语境的限制。因为个别人在批评我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时，总指责我没有进行“制度批判”，不知道这些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想到过我们享有的语言空间没有？

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写于1999年6月上旬

（原文发表于《书屋》杂志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