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目前政府用以解决不正当财富问题的措施是适宜的，因为必须通过反腐败消除寻租的机会，监管金融市场——因为在金融市场上非法财富的敛收主要依靠官员的随意处置权和内幕消息，这对经济健康和社会和谐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但这种事后惩治型的反腐败还只是较浅层面上的改革，中国的改革要向纵深推进，还需要从更深层面上着眼。从对社会的影响来说，某一社会面临的危机分为第一级危机与第二级危机。第一级危机一部分源于制度层面，其影响是隐性的，如政治腐败、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等等；另一部分则由人口和资源比例失调生发出来。第二级危机由第一级危机派生，是显性的，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失业率升高、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第二级危机的解决必须以第一级危机的解决为前提，因为只要现在的制度结构不发生变化， 中国社会的各级权力的拥有者就会继续凭借其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谋求利益，决不会将谋利的途径从金融领域转换到生产领域，从国库转换到市场。

这里还需要指出学术界对不平等问题认识的不足之处。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在极端贫困的不发达国家根本没有条件根据社会正义原则来考虑问题，也无力为进行公平的改革而付出代价。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时，容忍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是必须支付的代价。其实这一“经典理论”的发明权还不属于中国学者，因为早在40年代就有如下表述：“在发展和均等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矛盾，收入不均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一“经典理论”近三十年来受到的各种挑战相当严重，因为几乎从70年代起，在南美国家巴西、墨西哥，亚洲国家巴基斯坦、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等，无一不是由于政府容忍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现象，放任权力进入市场，使中下层人民边缘化，社会陷入动荡不安，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垮台。

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屡有对抗和冲突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敌视是一件谁也不能轻视的事情，现在的状况验证了这一点：流动人口成了犯罪渊薮，社会摩擦急剧增加，治安状况急剧恶化。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如印尼、泰国等)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较弱，社会紧张程度增加，成了“高风险社会”。